“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买办阶层，至少也认为需要建设现代化的海6物流交通，以便于更加顺畅地跟海外国家做生意——如果连港口、铁路、公路和机场都没有，什么东西都运不进去也拉不出来，这买办生意该怎么做啊？
但是，甘地却是真的在反对西方文明的一切，在他写的《印度自治》一书之中，阐述了他的建国和施政理念，强烈抨击西方的一切根深蒂固的制度，认为印度的出路在于“抛弃它近五十年来现的东西”。
他将现代文明所制造的一切物质财富视为罪恶，对现代文明持连根拔除的态度，否定现代城市生活，否定现代工业制度，反对工业化和大机器，主张回归自然，回到传统的古朴宁静的小农社会，恢复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恢复自给自足的村社自治，重建以精神为基础的社会。
与政教分离，实现世俗化社会的时代大趋势背道而驰，甘地将宗教因素引入政治。甘地不仅在民族民主运动中经常使用宗教术语，将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扯在一起，而且直接运用绝食、祈祷等宗教方法解决政治问题，并且经常引用宗教词汇，一再提起上帝、罗摩等，强调运动在宗教方面的意义，从而使运动带有强烈的宗教复兴主义的性质。甘地作事往往凭借神秘的“内心声音”，而很少诉诸理性。在民族民主运动中，甘地不仅凭内心声音决定动斗争的方式，而且凭内心声音以各种荒诞的理由随意中止运动。
甘地反对一切技术进步，反对使用拖拉机，要求人们用几千年前的老办法耕地；反对碾米机械，要求大家吃糙米。还呼吁关闭纺织厂，主张用手摇纺车取而代之，以便于让乡下人有事可做。为了他的非暴力信仰，甘地认定皮下注射是暴力行为，拒绝让急性支气管炎作的妻子注射青霉素，结果导致妻子病亡。
甘地希望按照他的理想建设—个告别工业和科学的印度，一个甘于清贫、笃信神灵的印度，一个告别城市、回归乡村的印度。甘地对印度传统文化充满自豪感，对其赋予了至高无上的道德优越性，甚至希望保留剥夺人平等的种姓制，因为他认为职业传承能使人安分守旧。
与此同时，他又极端地蔑视现代化。根据甘地的设想，现代文明的实质即西方文明是邪恶的，一个理想的印度不应该有铁路、工厂和军队，医生和律师的人数也要尽可能的少。城镇生活意味腐化，唯有乡村才是神圣的。四亿国民靠着非暴力、求真理这般抽象概念就能过上幸福生活，还能拯救堕落的西方人……
好吧，如果将中国义和团的思想口号，加以艺术化和非暴力的修饰，大概就是甘地的主张内容了。
——他不承认落后就要挨打，不承认人类社会的展进步，而是认为仁爱和宽容可以拯救一切，如鸵鸟将头埋进沙子……这样仿佛痴人说梦一般的反现代化思想，虽然让甘地在广大乡村拥有了无数拥趸，却雷倒了国大党的其他领袖。哪怕是作为法定接班人的尼赫鲁，也多次公开表达对甘地的恼怒，说“老头子又犯糊涂、又在装神弄鬼”。在甘地眼中代表印度传统美德的苦行僧和乞丐，在尼赫鲁心目中是“大部分人毫无用处，他们只会欺骗他人，靠不劳而获得来的施舍来维持生活。”
还有甘地的政敌公然指出，不要看甘地穿得像个乞丐，其实个人开销从来不小。虽然甘地为了简朴而食素，但他的食物仍要经过仔细筛选和精心制作，以避免各种宗教忌讳，并不比顿顿吃牛排的价钱更便宜。而他身穿的手工纺织的土布衣服，事实上远比工业化产品更昂贵——否则人类为啥还要明纺织机械？同时，甘地身边随时簇拥众多的秘书和女仆，再加上组织各种修行和宗教仪式的开销，都靠商人的慷慨资助。曾在甘地身边服务过的一个人对此讥讽地说道：“为了让甘地生活在贫困中，真是花费了不少的金钱呢。”
当然，即便如此，甘地依然是一个好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家伙——当全世界充满仇恨的时候，甘地反仇恨；当全世界崇奉暴力的时候，甘地反暴力；当全世界充满着互相欺骗的时候，甘地讲诚实；当世界列国皆信奉“人不为己，天殊地灭”的时候，甘地倡导大公无私；当世界崇拜英雄和特权的时候，甘地却要与贱民生活在一起；当世界上物欲横流的时候，甘地却拒绝享受。
但非常遗憾的是，一个好人和一个合格的领袖之间，从来不都能画等号。
通常来说，大家都乐意跟一个老好人当朋友，但却未必乐意让一个老好人来当上司。因为，一个残忍狡猾的野蛮暴君能够让国家兴旺达，一个天真善良的圣人领袖却能让他的国民万劫不复。
甘地的怪癖对一个尊崇灵异的国家来说非常合适，但是他的主张对印度问题和印度的未来没有帮助。
但是没办法，就像义和团的迷信思想也会有人去信一样，甘地的反现代化主张也让无数印度人听得如痴如醉——在这个世界上，得到所有的聪明人的认可未必能获取胜利，但是如果获得了所有傻子的认可，却真的能够加冕上位。而在此时全国只有六十万中学生的印度，傻子的数量是远远高过聪明人的。
在西方世界，甘地的江湖地位基本上就跟后世的达♂赖大和尚差不多——口号虽然响亮，实际上因为太逗比了，反而害处不大。不过为了赶时髦，很多人都乐意去见他，听他谬论，然后一笑了之，不以为然。
如果所有的印度人都像甘地一样行事，那么印度估计只会冒出许多神神叨叨的非主流行为艺术家，光靠绝食、游行和罢工，独立建国的大业一百年也弄不成，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得到政府里的几个官位罢了。
但是，终究还是有那么一些印度人受不了甘地的神神叨叨，回过头来选择了拿起武器闹革命。
先是引狼入室的国大党主席钱德拉。鲍斯，在日本刺刀和大和号舰炮的扶持下登6果阿，席卷印度西南部。然后是穆盟领真纳（巴基斯坦国父），在卡拉奇和拉瓦尔品第动哗变，组织了自己的军队。再接下来，锡克人、泰米尔人、尼泊尔人、僧伽罗人也相继起义，把英国殖民统治当局搅得支离破碎。
面对这样一副手快有手慢无的群雄逐鹿之局，饶是甘地再怎么推崇非暴力，也只能顺从大流加入了武装起义的行列，然后在他的亲密副手尼赫鲁的协助之下，于恒河口的加尔各答扯起旗帜造反。
虽然造反也造得三心二意，但甘地多年积累下来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实在煞是骇人，起义的信号刚一打出，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就自备军械粮草前来投奔，眨眼间就席卷孟加拉省，控制了人口稠密的恒河三角洲，之后又继续向着恒河上游进军，夺取了比哈尔省，兵锋直逼德里城下，声势一时无两……反而把钱德拉。鲍斯这个当时的正牌国大党主席给挤得站不住脚，实际上只能控制西海岸的几个省份和土邦。
截止到1946年春天的时候，南亚次大6的局势大体如下：英国派驻的印度总督韦维尔元帅，手里只剩下一万多杂牌军和一座被四面包围的孤城德里。甘地和尼赫鲁征服了德里以东的整个恒河平原，掌握着印度传统上最精华的核心腹地。穆盟领真纳控制着印度河流域，国大党主席鲍斯控制着印度西南沿海的孟买省、大半个马德拉斯省和锡兰岛，锡克人控制着东边的小半个旁遮普省。在日本方面的协调下，真纳、鲍斯和锡克人三方实际结盟，隔着英军控制的府德里，与印度东部的甘地…尼赫鲁集团隐隐对峙。
然后，在称霸东印度和西印度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之间，还夹杂了一大堆的土邦王公和自立为王的军阀土匪，以及从北面的喜马拉雅山压下来，前锋同样打到了德里郊外的尼泊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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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殖民地的方针上，英国人是典型的只要利润不管人民。在保证利润的情况下，英国人非常愿意把实际的治权交给当地的土著势力，以降低殖民地的维持成本。所以，当英国人统治印度后，并没有去侵犯这些土邦王公的根本利益，而是与这些土邦王公签定了条约：各土邦王公必须承认英国为他们的君主国，愿意接受英国派来的副王（一般兼任印度总督）为印度最高执政者，同意副王控制印度的国防和外交大权。在这个前提下，英国同意保留他们土邦王公的地位，允许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享有自治的权利。
由此可见，英国人并没有把民主理念带给印度，如果它真想把自由和人权送给印度人民，那么它先就应取消这些封建统治的土邦制度，取消土邦王公的特权。但是，它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与土邦王公们签订了协定，以法律形式承认了这些土邦和王公们的合法地位。由此可见，殖民主义者的真正用心何在。
所以，若认为是英国人给印度送去了先进的思想，英国人给印度输送了革命的理想，英国给印度送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如果有人这样认为，那么，这只能说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
于是，在英国统治印度以后，印度事实上可说是成了两个印度，一个是以新德里为中心由各省组成的印度，另一个是由五百六十五个土邦组成的印度，这些土邦王公依然作为世袭的、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君主，统治着印度三分之一的领土和四分之一的人口。各个土邦之间的状况千差万别，某些富饶的土邦，比如海德拉巴和克什米尔，其面积与人口几乎与欧洲列强不相上下，王公的宫殿里堆满了价值连城的稀世珠宝。但也有一些贫穷的土邦，疆土狭小得仅仅相当于一座公园，王公的家产微薄到近乎乞丐，只能住在破旧的马厩内。
总体而言，印度各土邦的王公们，无论是富有者或者贫寒者，无论是笃信宗教者或者骄奢淫逸者，无论是**没落者或者开明进步者，无一例外地对英国忠诚不二，效尽犬马之劳。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他们都为英国慷慨解囊，流血牺牲。甚至组织、装备、训练了数支远征军，在米字旗的指引下，厮杀于各个战场。
即使是到了英属印度殖民地崩溃瓦解的过程之中，印度传统土邦王公的造反态度也并不积极，其中相当一部分王公，甚至为大英帝国忠心耿耿地奋战到了最后一刻，直至被鲍斯的印度国民军打到兵败国灭。剩下一些王公也是在无奈之下拥兵自重，或是投靠相对宽容的甘地一方，或是自立为王，暂时观望。
事实上，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大英帝国的军旗，能够有朝一日重新在南亚次大6的土地上飘扬。
——虽然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钱德拉。鲍斯和他领导的国大党激进派，在镇压土邦王公的手腕上远远不能跟俄国布尔什维克相比，充其量也就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废藩置县”、“四民平等”那个等级。具体来说就是废除种姓制度、没收不合作王公的土地、展工业化等等。但对于这些思想境界多半还停留在封建农奴时代的印度土邦王公来说，这就已经是好像魔鬼一般大逆不道的行为了。
更别提在革命战争的动荡之中，即使是动战争的国大党，也根本控制不住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