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闻舟动作一顿,还没等他说话,就看见费渡用筷子尖轻轻地戳了一下,皱着眉和那块蹄髈大眼瞪小眼片刻,然后一脸嫌弃的夹到了自己碗里,表情好像嗅到了进口猫粮气味的爱国家猫骆一锅。
骆闻舟:“……”
果然,什么“膝盖以下”,什么“咽炎”,都是这混蛋玩意装的孙子。
除了市局那一帮人,费渡和常宁都属于外向会说话的类型,很快就能融入气氛,看着一点都不像外人,郎乔还狗长犄角装了个洋,带了两瓶红酒过来,除了未成年人,一人倒了一杯,热烈庆祝陶副加入房奴狗大军。
郎乔机灵地看出陶然和常宁之间粗大的单箭头,当着常宁的面,即兴口头组织了一篇“陶副礼赞”,从陶然如何爱岗敬业讲到他热爱生活热爱小动物,又分门别类地列举了陶副队多年来为了保护广大“碎催”,和鬼见愁的骆队长做出的种种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在骆闻舟皮笑肉不笑的注视下,她话音生生一转,凭空给陶然编造了一个加强连的美女追求者,吓得陶然赶紧作揖,恳求这位女施主不要无故坏人清白。
“陶哥真的很有耐心,”费渡适时地插话进来缓解尴尬,“将来自己有孩子肯定也是模范爸爸,我小时候没少给他添麻烦。”
陶然面红耳赤地连连摆手。
常宁好奇地看着他。
费渡抿了一口红酒:“我妈没得早,陶哥当时正好是处理我妈那起案子的民警,当时我父亲顾不上管我,他义务照顾了我好一阵——其实我那时也十多岁了,就算没人管,自己也饿不死,但我是在他这才知道什么叫‘认真生活’,姐姐,你别看他自己老是瞎对付,其实照顾起别人来,什么都能替你想到。”
常宁听完了这伙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推销陶然,别的没感觉,先觉出了陶副的好人缘,忍不住偏头冲着陶然笑。
陶然的酒量本来就是比“一杯倒”强点有限,被灌了大半杯红酒,头已经晕了,又被梦中情人似笑非笑地瞄着,他整个人完全丧失了思考机能,窘迫得胡言乱语起来:“没有没有,真……真没有,小费渡那时候也不是我一个人照顾的,大家都关心你,连我师父后来听说,都时常会问几句……还有那谁——闻舟,你别看他平时不说,其实偷偷去看过你好几次,你那游戏机还是他托我……”
骆闻舟听着话音不对,连忙在桌子底下给了他一脚,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陶然所剩无几的平衡感在他这一脚下灰飞烟灭,整个人一侧歪,碰倒了旁边还没来得及收拾的一个装杂物的纸箱。
各种专业书、闲书、文件夹、笔记本稀里哗啦地掉了一地。
费渡和骆闻舟一人守着一个桌角,各自僵住。
郎乔没心没肺地用胳膊肘顶了骆闻舟一下:“真的假的,老大,你还干过这事,好尴尬哦。”
骆闻舟:“……”
知道尴尬你还广而告之!
他顶着费渡沉甸甸的视线,硬着头皮干咳一声,欲盖弥彰地站起来去收拾陶然碰掉的纸箱。
“没出息啊,一喝多就瞎说。”骆闻舟生硬地转移话题,捡起一个泛黄的笔记本抖了抖灰,“哎,师父的旧笔记怎么在你这?”
他话音没落,一张铅笔的人物肖像从本子里掉了出来,上面画着个男人,五官端正、文质彬彬,平视纸外的眼睛里却隐约压抑着某种黑沉沉的东西。
画纸上标着日期,是二十多年前,角落里还写着注解。
“吴广川——六个女孩的尸体仍未找到。”
第37章 亨伯特·亨伯特 四()
郎乔还没闹腾完,正打算乘胜追击,伙同一干同事继续围剿骆闻舟,不料一探头,正好和那张掉在地上的画像看了个对眼,吓得她酒意都从毛孔中飞出去了。
公安系统里有专门做模拟画像的技术人员,其中不乏高手,相比而言,这幅肖像画的画技实在属于初学者水平。但是很奇异的,画中人的神韵意外生动,那张脸好像曾经在绘画人的心里反复描摹过无数次,忍无可忍,方才借由生硬的笔付诸纸面。
郎乔:“这是什么?”
陶然被骆闻舟一脚踹翻,略微清醒了一点,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他扶着沙发站起来,出去洗了一把脸,回来和骆闻舟一起收拾地上的东西:“是莲花山那事吧?老头念叨了一辈子。”
“莲花山”不是一座山,是燕城北郊的地名,早年属于燕城下辖的县城,已经于十几年前被划入到燕城市,成了一个开发区。
笔记本的那一页中,除了那幅传神的画像,还夹了几张泛黄的旧照片,用透明胶条贴在纸页间,时间太久了,一碰就往下掉。
它们有的是画面模糊的生活照,还有时代特色浓郁的照相馆作品——都是荷兰风车的背景布,夸张的打光,上面的少女笑容有些僵硬,像是曝光时间过长的摆拍。
照片一共六张。
老照片这东西,说来很奇怪,所有的相纸放上几十年,都是一样的褪色、一样的泛黄,如果照片上的人幸福美满,那泛黄的旧迹就显得回味悠长、岁月静好,但如果照片上的人后来遭到不测,旁人再回顾他当时的音容,却总能从中看出些许诡异阴沉的气息,好像主人的怨愤与不甘都附着在了静态的图片上,冥冥之中昭示着什么似的。
“是杨老吗?”郎乔问,“他怎么会管开发区的事?”
“当时市局有个政策,不满三十五周岁的都得下基层锻炼——要么是去派出所,要么是到当时几个县里,我师父他们去的就是莲花山,在那待了半年多。”骆闻舟小心地捏起照片的边缘,重新夹回笔记本里,“刚去没多久,就遇上了那起案子——你可能都没听说过,那会我还是学龄前呢。”
“刚开始有个男人来报案,说孩子丢了。”陶然翻了翻笔记本,除了照片和画像以外,笔记本上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纯手写的,老刑警的字相当漂亮,清秀又有力,有形有体,照片前面的一页上写着“郭恒”两个字,名字下面画了三行重点线,“对,报案人就是这个郭恒,丢的是他十一岁的女儿,小名叫‘菲菲’。”
骆闻舟听到这里,放在一本厚教材上的手一顿,纳闷地抬头去看陶然:“你都喝成这样了,还记得那女孩叫什么?”
陶然低头避开他的视线:“听老头念叨多少年了,来龙去脉我都能背下来。”
常宁平时工作忙,看电视的时间都少,难得近距离地听刑警队的人讲故事,不由得好奇地追问:“后来呢?”
“那时候家长带孩子普遍不像现在这么走心,十一二岁的,已经属于大孩子了,平时上学或者去同学家玩,一般都是跟家长说一声就跑了,大人也不会一天到晚围着他们转。”
“但是郭菲这个小女孩属于特别老实规矩的,上学放学都有固定点钟,晚回来五分钟都能说出正当理由来,学习从来不用家里操心,失踪当天也没什么特别的,她同学说,那天郭菲放学后没在学校逗留,按时回了家,从学校到她家,大概有十五分钟的路程,孩子就是在这十五分钟里丢的。我师父他们沿着她平时走的路来来回回踩了几十遍,那年月路上没有现在这么多监控,但是孩子回家的路没有特别‘背’的地方,当时正是夏天,傍晚天也不是很黑,外面来来往往人很多,按理说,那么大一个女孩被人从街上带走,哪怕稍微有一点不对劲,也不可能完全没人注意到。”
“可是走访了一大圈,就是一无所获。他们把学校附近翻了个底朝天,连女孩一根头发都没找着——福尔摩斯不是有句名言么,‘排除了一切不可能的,剩下的再不可思议,也是真相’,所以当时有人说,要么是熟人作案,要么是孩子自己离家出走了。”
“顺着熟人作案的思路,警方排查了一个遍,学校的老师校工、郭家的亲朋好友,甚至那孩子平时常去的文具店、小超市……一共传讯了上百人,但都一无所获。”
陶然说到这,话音一顿:“就在他们调查陷入困境的时候,女孩父亲郭恒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接起来没人说话,只听见有个小女孩声嘶力竭地惨叫,孩子她妈一听就晕过去了,警方立刻通过号码找着了电话的位置——是个很偏僻的电话亭。”
郎乔奇怪地问:“没有监控?”
“没有,那个电话亭本身在垃圾站旁边,看着像废弃的,好多人都不知道那台电话还能用,”骆闻舟说,“电话亭旁边找到了一点血,和郭菲的血型一致,但当时不能检验dna,无法确准究竟是不是她,没有指纹。”
陶然的客厅里一时没人说话。
好一会,一直没吭声的费渡才插嘴问:“没有别的电话?没有勒索,也没有要赎金?”
“没有,”陶然说,“那通电话之后,绑匪再也没有联系过女孩家里。没有要钱,也没有提过要求。”
费渡端着酒杯轻轻晃着,若有若无地嗅着酒香,好像杯子里盛的不是超市里随便买的干红,而是罗曼尼康帝。
“那挺奇怪的,”他说,“听起来绑匪不是冲孩子,而是为了折磨家里大人——女孩父母都是做什么的?”
“郭恒本人是个中学老师,孩子她妈是公务员,在当时看家境还不错,但也就是普通小康,都是按月拿死工资普通人,要说多有钱,那也不太可能。两口子都上过学,平时都是知书达理的人,工作上野心不大,和同事关系也挺好,不存在利益纠纷,也排除了婚外情。”
普通人家,普通父母,普通女孩——甚至都不是个漂亮孩子,过着循规蹈矩的日子。和大街上随便走过的人一样乏善可陈,任凭警察掘地三尺,也挖掘不出什么特殊的故事。
民谚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但是警方把和郭家有关的人都反复梳理过,乃至于个人**都拿着放大镜剖析过一通,发现女孩郭菲和她家里人就是个“无缝的蛋”。
时间在流逝,沉默的绑匪再也没出过声,无论是警察还是女孩家里人都知道,这孩子找回来的机会很渺茫了,最好的下场是被贩卖到某个倾向僻壤的地方,但是更大的可能是……
绑匪因为什么选中了这个女孩,警方全无头绪。
好像他在大街上扔骰子,随机地点到谁就是谁。
平白无故。
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安全的。
郎乔问:“那……还有其他五个人呢?”
“郭菲失踪案所有线索中断,没办法,只好不了了之,后来师父就调回市里了——当时是在玺台区分局的刑侦队,辖区内又发生了一起儿童走失案,还是女孩,十二岁,也是放学路上神不知鬼不觉的失踪,绑匪还是一声不吭,最可怕的是,女孩失踪两天以后,家里也接到了一个孩子哭喊的电话。”
“我师父立刻意识到不对劲,向上级反映了情况,当时的玺台区负责人决定上报市局,结果发现整个燕城市,含周围县区,类似的儿童走失案居然已经发生过六起。”
“七起,”骆闻舟补充了一句,“最后那个幸存的女孩家庭情况特殊,没有爸,妈是个烂酒鬼,一天到晚鬼混,孩子丢了好几天她都不知道,压根没报警。这个事市局牵头,从各区抽调了人手,成立了专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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