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廊迎来了第一批真正的参观者。圈内人士参加了开幕仪式之后，画展就对外开放了。不设门票。我想这就是小姨没有钱花的原因吧。我把这个过程想得非常简单——一张门票多少钱，一天进来多少人，一共开放几天，那么小姨从中可以得到多少钱……后来我觉得自己很可恶，完全把小姨当作做秀的小歌星了。我真是一个物质的人，是什么潜移默化了自己呢。也许是上海。
有一次我和Serein谈起北京和上海的区别，他就说过：“北京是包容的，其实它本身并不那么宽容，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把这里当作客厅。而上海是开放的，开放的本身意味着进进出出双向的流通，所以它本身并不坚持什么原则，人们也从四面八方而去，想把那里当成舞台。”
所以这也成了我观察北京成分的好时机。这个城市，很大，很杂。我从每一个人的神态、语言当中，丧失了判断力。
张达人天天看到我，都很客气。小姨说过，我是她的“好朋友”。
这天，张达人看我一个人坐在展厅的角落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人不是很多。他走过来和我聊天。
“天天都来？”他走近了，他真的很矮。样子很不好看。
“这几天是吧。”
“晓桐说过你在杂志社工作。”
“我在等着工作。刚刚面试，还没有开工。”
我们说起了那本杂志，张达人果然是认识我们主编的。
“我还和老过说，这两期杂志多上一点儿我们的消息，做点专访什么的。我们提供足够资料，包括一些作品的图片，因为不是每一个艺术家都有画册的，但是我们这次基本上都拍到了，每一个人的主要作品，都有。”
“那要不我去跟老过说说，看看有什么我可以做的？”我想自己是很勉强地这么说的。我只想作为一个傻乎乎的参观者，不要负任何责，也不要做任何事。工作需要全神投入，我呢，倒好，整天魂不守舍，胡思乱想。
老过是我们主编的江湖称号。他以前是一个诗人，后来对国画、易经等等产生兴趣。
“当然可以做啦，你和晓桐这么熟，天天形影不离的，做个晓桐的专访介绍不是最合适了吗？”
“真的可以吗？”
“那行。我这就给老过打一电话。”说着，他就掏出手机，找到号码。和老过一通电话。完了，他朝我满足地一笑。
“老过说了，要你明天去一次，他给你安排些作业。”
我笑了。除了笑，真不知道说什么。
《二十三岁》第四章6（3）
“真是的，这么一个人才搁这儿，天天看场子，多浪费啊。”他继续打趣，小姨正好走过来。我们聊起天来。张达人对我们说，下午他让助手小杨把所有的作品册子拿过来，二十个艺术家的资料、评论和作品照片。
果然，下午大约四点半的时候，小杨捧着一大摞资料来找我。我再捧着它们回家。
小姨说她有饭局，不回去了。
小姨不仅没有回来吃饭，而且一整个晚上都没有回来。我等了整整一夜，只是为了问她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那一堆资料里，我首先看到了那篇文章，写小姨的，英国人提及的。署名是“斯璇”。
而在斯璇的作品照片里，我看到一幅图片，名为《七封印之四》。我上网去查，Serein的图库里，有一张名字一模一样的作品。《七封印之四》。但是画面并不相同，或者可以说，大不一样。照片上的这幅，充满神幻意味，人物逼真，表情肃穆，那匹灰马冷漠高大。而图库里的那幅，却是激情昂扬，充满红色的血腥，邪恶得让人害怕。
七封印的典故来自《圣经·启示录》。羔羊开启了七道封印，第四道是这样记叙的。
“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我的兴奋点出现于这个名字，这段启示录。最后，转移到了这个名叫“斯璇”的画家身上。他和他，有什么关系呢？同一个标题之下的两幅迥然不同的作品，而且，在文章中，斯璇是沉稳的，但Serein的语言是“突兀”的，神经质的。
我回忆着那天，小姨对英国女子说的话。心里有一种冲动，惊慌地推动着我，我一边挂在网上，一边等小姨回来。
然而她没有回来。也没有找她的电话。（我真蠢。我在网上怎么会有电话进来呢？）一切寂静如死。唯独我如坐针毡。
凌晨三点的时候，我把斯璇的照片一字排开，放在床上，仔细地看。
一共十三张作品。有五张是“失语”系列的，《失语》、《失忆》、《失眠》、《失事》、《失误》。
有三张可以说是“启示录”系列的。《七封印之四》、《七碗》、《泪》。因为我读过那段原文，圣经里说“神必擦去一切人的眼泪。”我猜想这是《泪》的起因。
还有五张是不同时期的作品，不能划分系列。分别是《站在窗前的人》、《雾城》、《雨》、《小女孩》、《花瓶里的风筝》。
在《花瓶里的风筝》这张照片里，右下角，签名和别的不一样。别的都是“斯璇”，而唯独这张，是一串歪歪扭扭的符号。也许是英文。我想我看到了S的字样，虽然其后只是一根细细的笔迹，扭曲着、飘飞着。
凌晨五点的时候，我看他本人的照片。他是一个瘦而高的男人。那是一个侧影，他的手插在裤袋里，脸扭向了窗外。似乎有人在外面叫他，而他并不知道有一个镜头正在框定他。
这就是那天在细长的画廊门口，与我擦肩而过的人。
我一夜未眠。一大早就去胡同里的办公室等老过。我带着一些资料。
老过这次看到我，明显亲热起来。熟人的力量真是不可磨灭。
“刘老师……”
“哎……不用不用。你叫我老过就行。熟人、同事都这么叫。”
“那好。老过。”我接过他给我倒的水。“我想现在就开始上班吧。这次A画廊的活动影响很大。我做几个采访，你看行吗？”
“行行！‘大人’吩咐的，我能不同意吗？”老过开玩笑。把“达人”喊成“大人”。
“要不，我先做一个，您看看行不行。”
“行。你报几个选题，回头我们看看怎么做。”
“选题我已经做好了。”
这下子轮到老过惊讶了。可能在此之前，我们两个都不过是打哈哈，敷衍一下。
这是我在凌晨六点到九点出门前做的事情。现在这份工作对我的意义已经非同一般了。我仔细研究了这本杂志一贯的风格，文字、标题、乃至排版和图片。我的选题策划基本上是照着杂志写的。我相信这几个选题肯定能通过。一共有四个选题。其中小姨和斯璇的，就占了三个。第四个，当然是凑数用的，非常简单，大路货色，垫底用的，也可以稍微分散一下注意力，毕竟还有别的更重要的画家。说是这么说，我的心里还是忐忑不安，也许他老人家最后就偏偏选中第四个呢？也许我乳臭未干、毫无经验可言，只配做第四个呢？当他拿着我的策划案看，我竟然在后悔，真不该加第四个以充数。
“这两个都不错啊！”他指中了第一个和第三个。
“那两个都给我吧。”
“先做一个。”
“好。那我就做第一个吧。排在第一个就是因为我兴趣较大。”我显得特别坦诚。
第一个选题是访二十五岁的油画家斯璇。圣经主题，以及现代症状。
“不不，先做第三个。徐晓桐是这次的主要人物。你定的视角也不错，听说和她是好朋友。还是先做徐晓桐吧。”
老过把我的策划案还给我。我不动声色。
《二十三岁》第四章7
小姨失踪了。
“徐晓桐不见了！”张达人对我嚷嚷说，“她家的电话没有人接，你知道她有没有别的去处或者别的联系方式？”
我摇头。“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约好了呀。今天下午应该有一个采访的。”
“晓桐要见的记者那么多吗？”
“不多。就是几家而已。但是既然约好了，她就不能不来。而且今天是电视台的文化节目，专门来的，你说这怎么弄呢。”
“我也在找她。等等吧。她不是没谱儿的人。”
“不是？很难说！她一直都是顾自己不顾别人的。”
“有点吧。但是她不是恶意的。”
“那我也知道。不过现在好了，人家都快到了，她连一个电话、一个影子都没有。”
我也无能为力。张达人的两条浓眉都快挤到一起去了。他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一生气一着急说话就多了，一串一串的出来，我几乎都听不清楚。
“达人，要不我回去找找她？”
我一转身，把他留在画廊，自己打了一辆车，直接回筒子楼。
燥热不堪。我把车窗摇下来，让冷风吹吹自己。我敢打赌，现在小姨不在家。她不需要向我、或者任何人汇报自己的动向。这么多年，她一贯如此。她的自由自在，有时，就是对别人的干扰，对别人的漠视。
筒子楼的正午是一个内外隔绝的怪物。明亮得几乎晃眼的光芒丝毫不能进入那长长的走廊。在底楼，我和邮递员一进一出。
正是做午饭的时候。胡老师围着一条花里胡哨的围裙在干活。看见我，赶紧叫她的宝贝儿子从屋子里拿出一个包裹，说她给我们代领了。我谢谢她。看到包裹上捆着很复杂的胶带，封得严严实实。是阿贵寄来给小姨的。我第一次看到阿贵的大名，“吴鑫贵”。求财的名字。
包裹分量很轻。我敢肯定是茶叶。房间里混乱不堪。我找剪刀找了好一会儿。剪刀居然在电话机下面。而电话机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到窗台上去了。于是我决定先收拾房间。仔细地叠好每一件衣服，收好每一张纸片，每一个工具。我不知道自己的心里，其实有一种寻找蛛丝马迹的隐秘动力。我扫地、在水泥地上泼水，水一会儿就干了。直到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打扫了，我才停止，觉得自己一夜未眠，亢奋得有点难以自持。
包裹终于打开了，一个密封袋里，深墨绿色的茶叶，一朵一朵的。密封袋一被拉开，那股清香，几乎是浓郁的。
一个人烧了水，给自己泡茶喝。一个多小时的工夫，换来的，不过是一个人孤独的喝茶。
在北京的我，是孤独的。和小姨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会被她的自由自在逼到一个孤独的角落。她其实不需要别人。我也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孤独，真正的意思，是得不到爱，而非一个人独处。独处怕什么呢？大学的大半时间，我都是在独处中找到丰富的。
下午有三四个电话都是找小姨的。我拔了电话线，也关了手机。上网挂着，让眼睛几乎疲倦得无法转动。
这天晚上，小姨还是没有回来。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遗忘被抛弃的孩子、恋人、母亲、植物、宠物……那样沉默而坚持地，独自守着家。
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醒来是因为一只蚊子围绕着我的脸飞。一只在冬天燥热的房间里蠢蠢欲动的大个子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