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得太简单了。一张罪恶的网已经向她撒来，一个挖好的陷阱已经移到了她的脚下。那年秋天开始的“严打斗争”将她作为暗娼抓了进去。她一再反映、申诉，但有好几个证人的证词，特别是盖有公司大印的《关于许琼卖淫事实的说明》的揭发材料，更不容她反驳了。不信组织的信谁的？许琼被判刑四年，送到监狱服刑。远在日本的丈夫得知这事后，二话没说，提出了离婚。
许琼服刑满后，回到了这个生养她的城市，发誓要告倒朱誉群，要洗清自己的冤屈，开始四处告状。但收效甚微。最后找到了我和另几个人大代表。我们联名写了议案。全国人大很关心，将议案的有关内容转给了市里。市里也作了调查，回复还是和过去差不多。也就是说，她翻不了她的冤案。
无奈，我们就只好让她来找你，用你这支如椽大笔，为这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女子伸张大义！
仲秋看完信，又打量起面前的这个女人，心里有点乱。她的遭遇真如熊总写的这样吗？作为一个记者，可不能只听一面之词。但是，眼前的这个女人已被岁月的沧桑折磨成了这副模样，看她的五官、她的身板，原本是一个美人儿啊！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当初，为什么没有告倒朱誉群？”
女人叹了一口气，说：“他的关系网太大。公安、检察院和妇联开始都为我说话，也叫我写了不少材料，还提供了物证。以后就不了了之。然后就把我抓起来了。”
“什么理由？”仲秋问。
“说我是暗娼……”许琼全身抖了一下，眼泪滚了出来。
“要证据呀！”
她用手背抹了抹眼泪，说：“他们做了假材料，朝我身上拨脏水。朱誉群也倒打一耙，说我去勾引他，为了加工资、得奖金和到日本探亲。”
“你的物证可以说话呀！”仲秋显得一点急愤了。
“他们说，那内裤是我自己撕烂的……”
仲秋抢过话头：“那裤子上的……”
许群微微低下头，脸上泛起一丝淡淡的红：“说是我与别的男人的……”
“叫他们去化验，看是朱誉群的还是别人的，不是一下就可以说明白了吗？”
“他们说，找不到了。”
一个弱女子，没有了可以证明自己清白的物证，面对朱誉群的强大的关系网，面对代表国家的专政机关，孤立无援，在那个时期，其结局可想而知。仲秋看见弱不禁风的许琼一直站在门外的过道上，真想让她进去坐着谈，话到嘴边，又被理智或者叫世故挡了回去。她现在是这种身份，家里又没有另外的人，万一……以后，他可说不清楚。
几个新闻界的老前辈告诫过他：“你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特别是要讲真话，要敢于碰硬，要批评报道，那么你就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让自己轻易受伤。被批评的人是会想尽千方百计来为自己辩护，来搞你，甚至不惜动用一级或几级组织来和你斗。”这些年，仲秋一直把它牢记于心，随时受用。他狠了狠心，让她继续在门外站着。这是他当记者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对采访对象的不礼貌。
不再沉默（3）
他把信折好，放进信封里，转换了话题：“你到哪些地方去反映过？”
“能去的都去了。”说着，她从提包里取出一叠厚厚的材料，递给他，“后来，在别人的推荐下我才去找到了熊总。他和他的几个代表很热心，但是……他说，他们碰了软钉子。惟一的办法就是通过舆论来呼吁了。所以就叫我来找你。”
仲秋用上牙轻轻地咬着下唇，一时没吭声。如果许琼说的是真的，那么这个看似简单的案子，实则很复杂，要不，她告了这几年，又加上熊总等全国人大代表的呼吁，都没有弄翻过来？当年凭人证、单位的材料抓她、判刑的办案人员，有的可能升迁了，有的可能调动了，有的可能退休了，现在再组织复查还不是要找这些人？即使许琼是冤枉的，又有谁愿检讨过去，说自己错了？有良心发现者也宁愿在内心反省，而不愿公开，因为这要牵一发动全身呀！何况许琼的材料不过硬，没有物证、没有人证！明知朱誉群搞的是假材料，那几个他的心腹作的是假证，但你怎么推翻？除非他们站出来否定自己！这不可能。
仲秋急速地思考了一番，觉得面前的这个女人走的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他想给她指出来，又觉得不妥。多少人都是靠着希望在努力地活着。如果你像个先知先觉者般告诉了他们的未来，人家是不会感谢你的。尽管你可以给他节约时间、省去不少的金钱……看许琼那柔弱而坚定的样子，翻案，还自己的清白，就是她现在活着的目的。
面对这个从苦难中跋涉过来的女人，仲秋真不忍心拒绝她，但自己毕竟不是万能的啊！这事就发生在本市，一个市里管着的报纸的记者，对这件案子能有多大能耐？就作算有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那样大的能耐，但这事从何下手？找朱誉群，他一定还会加油添醋地说一些不利于许琼的话，即使不，他也不会说“过去是我们冤枉了她”这句话；找公安，人家会拿出材料说“这是根据他们公司的举报才抓的”；找检察院、法院，人家会抱出厚厚的案卷让你看，一步步都是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进行办理的。真是“野猫咬牛，无从下手”！
仲秋翻着材料，说：“许琼，你这事……”
“我只有求你帮忙了。”许琼深怕仲秋把话说死，赶紧抢过去：“你行！你是大记者。熊总他们都说，只要你一呼吁就好办了。
仲秋苦笑了一下，什么也没有说。这个已经迹近绝望的女人把自己当成了救命的稻草，他能说“我只是稻草，救不了命”吗？他无奈地合上材料，声音显得很没有底气：“好吧。我尽力而为。”
转眼之间，许琼好像变得年轻了许多，枯瘦的脸上也出现了笑容：“仲记者，我谢谢你了。”
“你还可以去找一下人民日报记者站、新华社记者站的记者，向他们反映。他们比我强。”
他看见许琼一副不解的样子，又补充了两句，“你想，市里的工作搞不好，他们可以批评，还可以批评市长、书记，我们就不敢。他们可以约见市长、书记，我们就不行……”
以后，许琼来找过他没有，他不知道。仲秋把这件事向他当时的顶头上司、现在的总编邹平汇报了，并谈了自己的想法。邹平考虑了半响，说：“你说得对。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来办她这个事。这事牵涉面太宽。当然，这些都是次要的，关键是她没有过硬的证据。也许，人民日报、新华社有办法。我们只是个地方报纸。至于写‘内参’，我看作用也不大。”过了几天，熊总给他的办公室打过一次电话，他如实地讲了自己的看法，也掺杂了一些邹平的想法。熊总认为仲秋讲得在理，只是在电话那头叹气：“这事为什么就没办法翻过来呢？那女子肯定是冤枉的。窦娥被冤枉，老天都要六月下雪，可是、可……”电话就突然挂断了。后来的几个月，仲秋在采访时曾先后碰见人民日报记者站、新华社记者站的记者，向他们打听有没有一个叫许琼的女人去找过，一个个都摇头。也许，她去找的是另外的记者。日久天长，这件事也就忘掉了或者存封在记忆的仓库里了。
没想到昨晚上会在那样一个场面不期而遇，而且还有那个逍遥法外的朱誉群！不到两小时，又出了一个李一凡。那次是自己能力有限，没办法写稿。这次是自己撞到了，而且还亲自参与了抓强奸犯……稿件写了，也编了，也上版面了，最后又删改了，连大样都看了，到头来，还是撤下来了。这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了这么多年，难道历史会重复自己的脚印？难道还会出现又一个许琼？市里怎么会有这种规定？发展环境综合治理怎么成了传媒不得报道抢劫、强奸、吸毒、卖淫？传媒报道了就会影响市里的投资环境，影响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哪家的理论、哪家的逻辑？
不再沉默（4）
他不相信市委许进才书记是这种水平，也许他根本不知道这个规定！对，干脆给他写封信，反映反映。正在展纸拧笔之时，他心里又打了个小九九，不忙，先找邹平邹总编咨询一下。这些年来，在报社的干部职工中，只有和邹平在一起，仲秋才无话不说。他马上给邹平打通了电话，邹平在电话那边热情地说：“我们好久没有吹牛了，你马上过来。在我这里吃饭。”
说客上门（1）
“砰、砰砰……”一声紧似一声。
谁这个时候来敲门？是走错了还是……啊，也许是阳昆回来了。不会。他说过要去学校。
“砰、砰砰……”伴着敲门声，一个女人的声音也传了进来，“一凡，李一凡！”
是谁呀？她站起来，拖着疲乏的身体，走到门口，有气无力地问道：“谁呀？”
“一凡，是我。”门外女人的声音。
李一凡没有听出来是谁。从对方的口气来分析，是李一凡的熟人。犹如经历了几个世纪，她已经不能正确地分辨出这些熟人的声音，或者说不能凭声音就说出某某人的名字。她想了想，尽力提高了点声调：“对不起，我想不起来了。“
“一凡，我是江红。”
“啊！”李一凡吃了一惊。江红，她来干什么？为什么不打电话？她静了一下神，问道，“你有什么事？”
“我有急事找你。”听她那口气，显得很急。
从内心来说，她和丈夫是不愿意同事们到家里来的，一是这个家只是陋室，为不起人；二是上班就可交流，有什么要拿到家里来说的，弄不好就是东家长西家短，说出是非来；三是她俩回家后都忙，要照顾梅子，要看书，阳昆还要写讲义；四是她俩不接盟、不拉派、不搞小团体，不串门、不溜须拍马，靠自己的本事和能力吃饭。何况今天家里、自己是这么一个样子，她不愿同事看见。她从来都是一个要用美好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惟美主义者。她想让她在外面说，但毕竟是自己的同事，一个公司、一个机关、一层楼，而且平时又很熟，又一块儿在抓公司的妇女工作。她把“说嘛”二字变成了“好嘛。”
门打开了，江红闪了进来，双颊红扑扑的，还在冒着汗，手里提着大包东西。她一面用右手背揩着额头上的汗水，一面转动着有点浮肿的单眼皮下那双白少黑多的眼球，向客厅走去，故作惊讶地问：“这就是客厅？”不等一凡回答，又自言自语，“有点小。”
寒暄了一会儿后，江红端起橘子水喝了一口，说，“一凡，你瘦了……”
李一凡被她看得不自然起来，垂下眼光，双手绞弄着，说：“不，怎么会呢？”
“我特意来看看你，你要想开些。”江红身子向她倾了倾。
“我有啥想不开的？”话虽这么说，但李一凡心里敲起了小鼓：“未必她知道了？”江红的性格，她很了解，是公司的一个小新闻、小广播。她肚子里的新闻最多，每天一到公司，都能听到她在发布新闻，哪里发生了抢劫，哪里又翻了车，老头儿老太婆又在市府门口请愿，被“三经”骗穷了的男女又拦了公路……李一凡不愿让她知道那事，免得传得飞快。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