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你的忠实读者。你不认识我。”
“什么事？”
“我们这里有一个女的自杀了。就住在我楼上。”
自杀，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已不新鲜的话题，也是日趋紧张、激烈和多元的城市发生的常见现象。仲秋处理和亲自写的这方面的稿件已很多了。即使要写，也只是个简单的小消息。
对方见仲秋没吭声，急急地说：“真的是个新闻。她几年前租我楼上的房子，和一个男人住在一起。说他两口子还是北京哪个学校的大学生，毕业后就到我们这里来发展。后来，那个男的不来了，就她一个人住。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了个四十多岁，头发稀毛稀毛的，反正有点老的男人。这个男人一周来个一二次，但总是天不亮地不亮的就走了。”
仲秋觉得他在编故事，感到好笑，插了一句：“你怎么晓得？”
“我们住的是老房子，是木楼板，上面的响声听得一清二楚。”他讲到此，仲秋不仅想到了马三立那个始终不丢第二只鞋的相声。电话那头还在继续说着，“昨晚上听见上面一直在闹，弄得楼板噼哩砰咙地响。到天要亮的时候，没有声音了。我在迷迷糊糊中睡了一哈儿，就醒了……”
仲秋突然感到有些恶心，觉得这个讲话的人神经不正常，至少心里有一些阴暗，有好听壁角之嫌，心里荡起一波冷笑。
那人继续说着：“由于没有睡好，双眼涩得厉害，就躺在床上看天花板。楼上走动，弄得楼板响，为了遮灰尘，去年秋天，我用白纸把屋顶上那楼板全糊了，白净净的，一点迹印都看得到……”
仲秋真想挂断电话，但又觉得不妥，人家是对报社的信任，对自己的信任。也许是个神经病人，在说他的癔想。但不管是什么，都只有耐心地听下去了。不少名记的体会中就有坚持接听各色人等的报料。从这些报料中，有时是会获得有价值的新闻的。在美国，有的普利策新闻奖作品就是这样得到的。前年他的一篇文章得了个市里的一等奖，就是一个民工打电话提供的。等他说吧，他左手的抹布在办公桌上抹着。对方可能感觉到什么，问，“仲记者？”
红颜薄命（2）
“呃。”
“你在听？”
“我在听。你说。”
“你猜我在楼顶上看见了什么？”
“不知道。”
“在我头顶的左上方的白纸上有一团中碗那么大的湿的痕迹。我仔细一看，是红的。我吃惊了，未必是血？我翻身下床，对正在弄早饭的老婆说，你来看，那是不是血？她仔细看了看，说，是。我吓了一跳。血？未必上面出人命了？再一看，那血印扩大了，有大碗那样大了。我拉起老婆就跑上楼去。敲了好多次门，里面没有响声。我急了，一脚把门踢开了。冲进去一看，屋里有点乱，那女的斜躺在沙发上，左手颈处血一滴滴地流着……”
仲秋的职业敏感忽地升起：“真的？”
“这种事情，我能乱说？”那人大概是在对他旁边的人说什么，完了着急地说，“算了，信不信由你……”
仲秋打断了他：“人呢？”
“还好，我老婆是医生，她抢救去了。我就给急救中心打电话，然后就给你打。”
“啊！”仲秋想了想，这也是近几年来屡见不鲜的新闻了。不过，自传媒业诞生以来，火灾、车祸、地震、洪灾、抢劫、强奸……都是记者此不疲地追逐报道的焦点。从来没有因为过去报道过，现在就不报道了。这位读者提供的材料是个新闻。如果他没有加油添醋，那么那女人的婚姻或者爱情或者心路历程应是这篇文章的亮点，自杀只是个新闻由头。他很快清理了头绪，决定不放过这个热心读者提供的新闻：“我马上来。”
“我等你。”
仲秋突然想起，他在什么地方？赶紧对着送话器大声说：“喂！你还没有告诉我在什么地方？”
“对。差点忘了。我们在中山路牛角巷八十八号附五号。老式的红砖木楼房。”他在那头又加了一句，“我姓高。”
仲秋急如星火地赶到牛角巷口，一辆依维柯头朝外，屁股向内，把巷子塞得满满的。车顶上的红灯还在转着。肯定是刚才自己主动让的那辆依维柯，没想到朝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只好下车，把摩托车从车身与墙壁的缝隙中推了过去，然后再骑上车，用比自行车快不了多少的速度前进着。走了不一会儿，巷道里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估计快到了。这些人，十有八九是看热闹的。人说，两只鸡打架，市民都要看半天，何况这种事？这些年，他见到的这种情况多了，记者、警察一到，人们七嘴八舌给你说个没完。他飞腿下车，把车靠在左边电线杆和墙之间，就朝出事地点跑去。刚跑拢，一个担架就抬着一条鹅黄色毛巾被盖着的女人出来了。他只看见那人长长的头发垂在担架外边。围着的人群急忙闪开了道。
摩托车在人缝中穿行，那速度还不如大步行走来得快。他在一根靠近一栋二楼一底的穿逗楼房的电杆下停了车，把“羚羊”靠近它。然后健步如飞，拐过一个弯儿，看见人群把一幢四层楼的老式红砖房围得严严密密的。多年的采访经验证明，这种事情，不要打听，人围得多的地方，就是目的地。他正想向旁边一个在专注看的妇女打听点情况，忽听人群中发出“让开”、“让开”的声音。他朝人群中挤去，同时，伸手进挎包里打开了SONY录音机，从包里取出了采访本和签字笔。围得密密实实的人群已经自动让开了一条道，一个担架从里面被抬了出来。担架上面盖着一条鹅黄色的毛巾被。仲秋赶快闪在一边，打量着从身边抬过的担架上的人。除了一张苍白的脸和长长的可能是染过的但又不像黄又不黑的头发散乱在外面外，其他什么也看不见。手拿话筒的电台记者，跟在担架后面，边走边问一个穿白大褂的人。
唉，来迟了。不该听他说了半天。也是怪自己，犹豫了。肯定是有人又通知了电台的记者。不过不要紧。和电台抢时间不是报纸的优势，要和它比质量，比内容。反正要明天才见报，有的是时间。他关上了录音机。
随着担架的远去，围观看热闹的人也很快散了。一些人像送贵宾一样送担架去了。也许，他们也想看一看平时在大街上疯跑的现在停下来的依维柯，看一看它里面的内容。
等门口还剩下三四个人了，他走到一个正在说话的胖乎乎的中等个子男人面前，问：“同志，我找一个姓高的。”
他停下说话，转过头，看着仲秋问：“你是？”
“我是晚报的。”
“啊，仲大记者！我就是。”他向旁边的人炫耀，“这就是晚报的大记者仲秋。他的文章我篇篇都读。”随后埋怨道，“你啷个现在才来吗？人家电台的都采访走了。”
“不要紧，我们慢慢吹。”仲秋又打开了录音机。
见到仲秋，老高好像没有在电话上那么多话了，抓了抓头发，说：“我都说了，没得啥子说的了。你问他们嘛。”
红颜薄命（3）
仲秋没有回答他，问：“严重吗？”
“医生说，再晚个七八分钟，就没命了。”
“全靠老高的老婆！”旁边一个妇女接过了话头。
根据多年来的采访经验，仲秋了解完外围材料后，就要直接找当事人了。他看了看表，决定去先找有关医生，如果她的身体状况允许，就去采访她。
摩托车又在拥挤的公路上穿来穿去地急驶。“都、都、都……”包里的传呼机一直叫着。这里正是事故多发路段，他不敢造次。隔了一会儿，它又叫起来了。等你叫！仲秋仍专心地驾着“羚羊”。
到了造型别致的急救中心大楼下，仲秋才掏出传呼机看：第一个信息，是自动传呼的，一组电话号码，请回电话；第二个信息，仍是自动传呼的，一组手机号码。这两个号码都很熟悉，是谁呢？一时想不起来了。第三个，是人工传呼的：“旁先生，请回电话。”后面是那组手机号码。旁先生，哪个旁先生？啊，是庞赀庞先生，传呼小姐没搞明白。手机号码都是他的，对了，第一组号码是他的办公室电话。肯定是胖子。他有什么事，这样着急地找？
他取出手机，还没有开。真是没有记性，常常都忘了开机！他拨打胖子办公室电话，占线。拨打他的手机，通了。他问：“你找我？”
胖子像是在对着另一个电话说：“你等一下，我接个电话。你背个死耗子，为什么不开机？”
“我搞忘了。什么事？”
“传呼机都打爆了。”
“我在车上。”
“你快点过来一趟。”
“我在采访。”
“哪里？”
“刚到急救中心。”
“到那里？你又不跑卫生。”
“不是，有一个年轻女子自杀了……”
“啊……”胖子侃切地说，“这样，你赶快去采访，完了给我打电话。我有急事！”
“后院”起火（1）
李一凡没动，管他什么人什么事，反正有庞总在。她继续敲击着。那“滴答”、“滴答”的清脆响声就像在发电报。
“我怎么？”一个女人有点急有点气喘的声音，“不该来？”
“我在上班！”
“上班！”女人的声音加大了，“我看你在泡妞。”
“你在乱嚼什么牙巴劲儿？”
李一凡忍不住了。这个女人怎么说到自己身上来了？越说越不像话。她扭头看了一眼那女人：一米六十左右的个头儿，五十来岁，修整过的短发，发胖的腰身，端正的五官匀称地呆在同样发胖的脸上。年轻时，这是个蛮有风韵的女人。她从来没有看见过她。凭直觉，这是庞总的夫人。一凡回过头，定了定神，又敲起来：滴答、滴答……
“庞赀，我问你，是不是她？”
“什么事吗？”胖子拉了她一把，“走，到我办公室去。人家在工作。”
“嘿，你还护着哩。”女人拐了一下胖子拉着的左手，“我就在这里，把话说清楚。”
胖子火了：“你到这里来闹什么？有事回去说！”
“我闹？”女人阴阳怪气地说，“咦，你以为我是那种软女人嗦。自己的男人在外面养个狐狸精还忍气吞声的。我没得这种涵养！”
“你今天是怎么搞的？尽打胡乱说。”
“啊，我打胡乱说。我不说就好。让你心安理得地和她……”女人指着李一凡的后背说，“我早就听说，你弄了个迷人货……”
李一凡听不下去了，字也没法打了。她忽地转身，斜靠在坐椅上，盯着女人问：“你说谁？”
“嘿，还能是谁？”女人左手叉腰，右手指着李一凡说，“就是你这个狐狸精！”
“你不要乱泼脏水。”李一凡说。
胖子也压上一句：“她是我请的秘书。”
“我晓得是你庞大经理的秘书。现在而今眼目下，哪个不晓得经理的秘书就是二奶？你不知道，她是个骚货，专门勾引别个的男人。勾引了不说，还要把别个送进监狱，把记者也迷倒了……”
“走！”胖子拉她走，她不走，只好快步走去将门关上。
这无疑是在李一凡受伤的心上又戳了一刀。李一凡气得脸一阵红一阵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