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普拉卡十对克西卡兰的拜访也许干扰了他在学校的学习。但是这看上去不可能因为他说他每次去克西卡兰拜访那莫的父母只用两到三个小时。
我问普拉卡十在哪儿，如果他有这样的机会和选择，他愿意再一次转生。他说他不愿意再转生。（在西方，这种话会被理解为生理上的沮丧伴随著希望死去的想法；但在印度，不愿再生的愿望是普遍的，是一种虔诚的印度教徒的表示）当我问到如果他必须得转生时，他想转生在哪儿，是查塔还是克西卡兰，他说是查塔。这一回答很难评论，因为我是在他舅舅面前提出的，如果他公然提出他更喜欢克西卡兰的家而不是查塔，也许会使他的舅舅很窘迫。然而这一回答也许表明了普拉卡十真实的情感。还记得那莫死的时候，他很粗鲁地拒绝他在克西卡兰的母亲指明他要转生到“他的母亲哪儿”他说著指向麦斯若和查塔（在克西卡兰和麦斯若之间）。毫无疑问普拉卡十的家人很爱他。然而他在1971年也很留恋克西卡兰的那莫的家。从阿里加他舅舅的谈话和态度，以及他实际上不住在他舅舅很空荡的家这点上，我觉得在普拉卡十从少年到成人的这段时间，扎格迪士简比他舅舅更关怀他的成长。如果是这样，也许能很好的解释普拉卡十为什么他还继续留恋他在克西卡兰的家，除了他前生记忆中残存的温馨造成的影响。
人类轮回案例——那莫（下）
有关人士的行为的观察与报告普拉卡十与以前的那莫性格上非常相象；事实上，比我研究过的绝大多数其他印度案例都强。瓦士内家形象生动地证实了这些令他们感到头疼的情况，尤其是普拉卡十总要逃跑去克西卡兰。普拉卡十坚持要被称呼为那莫。有时当别人叫他普拉卡十时他不愿回答。他告诉他母亲她不是他的母亲并且抱怨他家里的陈旧。他谈及“他父亲”的店铺，他的保险箱，以及他先前家庭的成员。在他想去克西卡兰的那段时间，他经常大哭，饿著肚子离家出走。一天，普拉卡十拿著一个铁钉子朝克西卡兰出走。当被问到，这个铁钉是什么，普拉卡十回答到：“这是我保险箱的钥匙。”
与此相似，简的一家也很清楚地注意到普拉卡十和他们在一起时，以及他请求斯瑞波兰那斯简带他回克西卡兰时流下的泪水。1961年以后，由于瓦士内家害怕简家收养普拉卡十而引起的敌意逐渐地消失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所改进并且互换礼物。瓦士内家开始允许普拉卡十去拜访他在克西卡兰的简一家。1964年他们以为普拉卡十已经不再去克西卡兰了。但我在那儿得知他还在偷偷地去。他会从学校半途逃走自己坐汽车回来。简一家完全接受并欢迎他拜访克西卡兰。
我注意到1961年我去查塔时当看到那莫的哥哥扎格迪士时普拉卡十脸上露出的欢快，以及后来他父亲警告他不要和我们说话后的缄默寡言。我看到瓦士内家，尤其是普拉卡十的奶奶，怀疑我想鼓动简家收养普拉卡十时的强烈情绪。这位女士甚至提议村民们应该把我们一行揍一顿，因为我们似乎和简家站在一起，要把普拉卡十转走。简一家也描述了当时两家之间的敌意。瓦士内家一直不愿提供证实，最后为了安慰普拉卡十的请求才让步。简一家在第一次听到普拉卡十来到克西卡兰的5年内对调查这一事件一直没有兴趣。1961年在查塔偶然碰见普拉卡十后才重新感兴趣起来。这个案例的很多当事人行为上的特点，其中我目睹了很多，都不像是两家安排的骗局。以及普拉卡十提供的信息之间的差距，还有偶尔发生的情况提供人之间的不一致，如果是提前安排好的为增加骗局的自然效果而设置的，则需要相当高超的导演和舞台设计，这显然不是这些人所能达到的。此外，在我去克西卡兰时，一大群乡里人把我们围起来并知道了我们的兴趣所在。这个案例成了所有人所公知的。任何一个人如果知道这是个骗局以及两家先前就互相熟悉都能很轻易地站出来提出他们的怀疑，但是没有一个人这样做。在1964年我并没有得到比我第一次去那儿更多的关于两家在1961年前直接联系的证据。
关于普拉卡十超出常规方法了解到情况的评论崭且不谈普拉卡十行为上表露出的感情因素，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一个十岁的小男孩如何通过正常的方式获得简家访问查塔和他访问克西卡兰时表现出的信息的可能性。你可以假设在从汽车站到简家那一段难走的路上一行人中的窃声私语指引了他。我们对此没有证据，反而，我们有他的姐姐试图误导他的证词。更令人无法解释的是普拉卡十正确地认出了简家众多的成员和他们的邻居，有时给出他们的名字和他们之间的正确关系。他认出的人中有两个人是身居深闺的女士。（注：这些身居深闺的女人只见她们的丈夫，子女和关系要好的女性朋友。她们不在众人的注视之下，要么过隐居的生活，要么出门时带著面沙。因此她们的特征是不为陌生人所知道的。对直系家人以外的陌生人来说辨认出她们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此外，普拉卡十知道简家里各个房间的情况，用品及使用方法。更进一步，他知道简家和一些店铺在那莫生前的情况，而这些信息在他拜访克西卡兰时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情况以及他误认曼莫为那莫的另一个妹妹维姆拉，表明了普拉卡十获得克西卡兰的人和地方的来源是以前的经历。
普拉卡十的后记在1964年到1971年之间我没有见到普拉卡十。1971年11月，我在阿特普得士，阿里加他舅舅的家中又见到了他。普拉卡十那时大概二十岁。他上学直到1971年，后来由于两次不能通过10年级他退学了。他从查塔搬到阿里加，在他舅舅的看护下生活，虽然他实际上不住在他舅舅家里。他从事推销工作。普拉卡十给我的印象是他很聪明，虽然没能记录下令人信服的证据。我认为他完全有能力完成初中学业，但是他好像没有得到让他这种年纪的年轻人学习的最少的鼓励。他的身体一般都很健康。他从没有得过天花，那莫死于的那种疾病（天花在印度仍然很流行）。他的情绪看上去有些低沉，至少是严肃。他说他不再自然地想起他的前生，只有在被问到或有特殊情况是才这样（去克西卡兰就是这种很自然的激发）他说他还记得他的前生。简而言之，他说他前生的记忆并没有减弱。我问了他一些与那莫有关系的人的名字，他给出了正确的答案。他不记得那莫的母亲的名字，因为他母亲的名字在他孩童时期的脑海里还没形成。普拉卡十正确的回答并没有给他关于他对前生记忆没有衰退的陈述提供支持，因为他还继续经常性地拜访克西卡兰。事实上，他说他一个月拜访克西卡兰一次到两次。在他搬到阿里加后，四个月前，他每次回查塔看他家人时都要到克西卡兰去。那莫的双亲都已经去世了，普拉卡十去克西卡兰主要是去看那莫的哥哥扎格迪士简，他还在那儿做生意。我和普拉卡十见面是在排灯节，这是印度每年秋季举行的大型的宗教仪式。在这以前的两个星期，普拉卡十刚去拜访过他。这样频繁的访问当然会使他的记忆保持新鲜，虽然没有机会见到，但至少这些家庭成员的名字会被经常提到。
我觉得普拉卡十对克西卡兰的拜访也许干扰了他在学校的学习。但是这看上去不可能因为他说他每次去克西卡兰拜访那莫的父母只用两到三个小时。
我问普拉卡十在哪儿，如果他有这样的机会和选择，他愿意再一次转生。他说他不愿意再转生。（在西方，这种话会被理解为生理上的沮丧伴随著希望死去的想法；但在印度，不愿再生的愿望是普遍的，是一种虔诚的印度教徒的表示）当我问到如果他必须得转生时，他想转生在哪儿，是查塔还是克西卡兰，他说是查塔。这一回答很难评论，因为我是在他舅舅面前提出的，如果他公然提出他更喜欢克西卡兰的家而不是查塔，也许会使他的舅舅很窘迫。然而这一回答也许表明了普拉卡十真实的情感。还记得那莫死的时候，他很粗鲁地拒绝他在克西卡兰的母亲指明他要转生到“他的母亲哪儿”他说著指向麦斯若和查塔（在克西卡兰和麦斯若之间）。毫无疑问普拉卡十的家人很爱他。然而他在1971年也很留恋克西卡兰的那莫的家。从阿里加他舅舅的谈话和态度，以及他实际上不住在他舅舅很空荡的家这点上，我觉得在普拉卡十从少年到成人的这段时间，扎格迪士简比他舅舅更关怀他的成长。如果是这样，也许能很好的解释普拉卡十为什么他还继续留恋他在克西卡兰的家，除了他前生记忆中残存的温馨造成的影响。
三位独立研究人员对轮回现象的研究（一）——概述伊恩。史蒂文森博士是弗吉尼亚大学精神病学教授、行为医学和精神病学系人格研究部主任，自从1960年以来一直在写有关再生的证据。他的研究在怀特（1992）的文章中被详细地定位为四类：个案，案例收集，调查和超越文化比较。到目前为止，他研究的地区包括印度，斯里兰卡，泰国，缅甸，黎巴嫩，土耳其，巴西，美洲西北部的印度群岛，尼日利亚（史蒂文森，1966，1966/1974，1975a，1975b，1977a，1980，1983a，1985）。他和他的同事们比较了他从这些地区和北美收集的大量的案例的特点（Cook， Pasricha， Samararatne， U Win Maung和Stevenson，1983； Stevenson，1983b，1986，1987）。分析结果显示了这些案例超越文化的相似之出。比如，这些孩子平均在三岁开始声称对前世的记忆，在五岁到将近七岁之间停止谈论这些记忆。史蒂文森也注意到不同文化背景案例的不同之处。
1987年，史蒂文森邀请了两位心理学家（Erlendur Haraldsson and Jurgen Keil）和一位人类学家（Antonia Mills），来对有关轮回的案例进行独立的研究。目的是确定其他人能否重复找到象他的这样令人信服的再生的证据。这些独立研究人员已在别处汇报了他们最初的实际调查（Haraldsson，1994；Keil，1991；Mills，1989，1990a，1990b）。下文是综合调查结果，每个人介绍一篇关于一个从未发表过的案例的摘要。
综合调查概述到今天为止，Jurger Keil（J。K。） 已经研究了缅甸、泰国和土耳其的60个案例，Eriendur Haraldsson（E。H。） 研究了斯里兰卡的25个案例， Antonia Mills （A。M。） 研究了印度北部的38个案例。作者们从他们在这领域里了解到的、史蒂文森和他的同伴找到但还没研究过的案例里抽取他们的样本。共有123个案例，其中80％的案例，已找到了一位已故者和孩子的一些或全部陈述非常相符（案例是可解的）；20％的案例还是不可解的（还没有找到已故者和孩子的一些或全部陈述相符）。在E。H。的斯里兰卡案例样本里，不可解的案例远比其它国家多，这个发现和以前的研究一致（Cook， Pasricha， Samararatne， U Win Maung， & Stevenson， 1983； Stevenson， 1986）。在99个可解的案例里，51％ 的案例，被孩子声称是自己的人和孩子的家庭互不相识，33％认识，16％有关系。在这123个综合案例里，只有一个案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