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洗了碗，穿上跑鞋、短裤和运动衫，沿河跑了两英里。在凉爽的空气中汗流浃背，我必须奋力提高速度，以通过一个十字路口。但是我的呼吸很正常，大腿和后背的肌肉紧绷着，头脑清醒。一天中剩余的时间将是欢快的，而不是带着阴暗、忧郁与空洞的声音。
啊，声音，我想。她相信它们。任何一个心理学系的学生都会告诉你，那是精神分裂症人格的主要症状。
但是，我从来没把这些古怪的精神病定义和人们对号入座。实际上，当我回顾多年来拥有的友谊，我不得不做出结论，最有趣的那些人往往会带着严重的人格缺陷——醉鬼，思路模糊者，那些以神经失常开始每一天的人们，那些渴望通过吸盘到达行星上的人们。
当我在河边街区转弯时，听到小学的铃声响了，接着看到孩子们蜂拥着跑出门，到了人行道上。阿拉菲尔背着餐盒，走在其他三个孩子中间。我从她身边经过时，倒着跑着。
“家里见，小家伙。”我说我刮了胡子，洗了澡，然后带阿拉菲尔去离我们三个街区的嗜酒者互诫协会参加活动。她喝了一罐汽水，然后在咖啡屋里做作业，我则坐在聚会的禁止吸烟区听讲座。聚会的成员大多是工厂工人、伐木工、印第安人、女服务生、粗暴的蓝领青年，还有脸上刻着很深皱纹的贫民窟老人。当轮到我说话时，我说了我的名字就过去了。我应当谈一下我的噩梦，茫然地盯着即将熄灭的火堆，毫无理性产生的消沉。但是对他们大部分人来说，他们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不是这个，也不是他们堕落的心，而是他们失业了，为生计发愁。于是，我自己的蛇篮子，似乎成了讨论中微不足道的话题。
阿拉菲尔和我早早吃了晚餐，然后沿着蜿蜒崎岖的小径，到山上俯瞰大学校园，就在那个巨大的白水泥M 字上。太阳在一座山峰后暗淡了下来，空气变得更加寒冷，峡谷中笼罩着紫红色的薄雾，小镇各处的房屋、街道和霓虹灯都亮了起来。
阿拉菲尔在水泥字上坐着，紧挨着我。她从膝盖上弹掉泥巴，我看到她皱起眉头。
“戴夫，那是谁的帽子？”她问。
“什么？”
“在椅子上，靠近壁炉，那个黑色帽子。”
“哦。”我说，“我想一定是有位女士把它落在那里了。”
“我坐到帽子上了。我忘了告诉你。”
“没关系，别担心。”
“她不会生气吧？”
“不会，当然不会。不用为那类事情担心的，小家伙。”
第二天，我安顿好阿拉菲尔。如果我在晚上不得已呆在小镇外面，她就会和保姆呆在一起。然后我出发，去大分水岭另一侧的黑脚族保留地。在早晨的阳光中，我越过粉红色的岩石和松树，沿着溪谷驶向黑脚河。当我到达林肯伐木小镇时，空气变冷了，车窗被雾打湿。
接着我到了东部斜坡，除了落基山脉映射在我的反光镜中，到处是一望无际的小麦和成群的牛羊。我高速驾车，驶入丘窦和杜普耶尔，过了一会儿，就进入黑脚族印第安人的保留地了。
我曾经去过好几个印第安人保留地，它们中没有一个是好地方。这个也不例外。厄内斯特。海明威曾经写过：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没有比输掉一场战争更糟的命运了。如果他的读者中有人持反对意见，那他们只需参观美国政府安置原住民的一个地方就够了。我们夺走了他们的一切，反过来送给他们天花、威土忌酒、福利救济、联邦寄宿学校和收容所。
在一个废弃的加油站，我问到了部落议长办公室的方向。
部落议长是个和蔼的人，编着辫子，戴着珠宝，穿着西方的马甲、绿色条纹的长裤、黄色的牛仔靴。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是一所社区学院的艺术大专毕业证书。
他很有礼貌，听得很认真，当我说话时，他眼睛很专注地盯着我的面孔。但是很显然，他不想谈论美国印第安人运动组织，或者他不认识的某个白人的石油生意。
“你认识哈瑞。玛珀斯吗？”我问。
这一次，他的凝视被打乱了。他望着窗外的街道。
“他是个租赁土地的人，他有时候到这里。”他说，“大部分时间，他在保留地边上工作。”
“关于他你还了解什么？”
他撕开一盒廉价的樱桃红雪茄。
“我没有和他打过交道，你得问问其他人。”
“你认为他是不受欢迎的人？”
“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微笑着以活跃气氛，然后点燃雪茄。
“他杀了他的伙伴，达尔顿。魏德林，在路易斯安纳。”
“我不知道那些，罗比索先生。”
“我认为他还杀了你们的两个人。”
“我不知道该告诉你什么，先生。”
“你认识失踪的印第安运动组织的两个人吗？”
“不是在保留地内，我被选举来关心的地方是保留地。”
“你说‘不是在保留地内’是指什么？”
“我不属于印第安人运动组织，我不掺和他们的事情。”
“但是你听说有人失踪了，对吗？”
他又望了望窗外，然后从鼻子和嘴巴中呼出雪茄烟雾。
“就在这儿的南边，在提敦村，克雷顿。代斯马丢和他的堂弟。”他说，“我记不起他堂弟的名字了。”
“发生了什么事？”
“我听说他们有天晚上没回来，但他们也许只是去别的地方了，这很偶然。你去和提敦村州长办公室的人谈谈，和克雷顿的妈妈谈谈吧。她就住在保留地外边。”
半小时之后，我把保留地甩在身后，沿着溪边一条狭窄的灰色土路行驶。随后地面向上倾斜，进入茂密的黑松林中。再向前，我可以看到平原在山脉脚下到达尽头。山峰很突兀地升起，就像巨大的地质断层，在天空下显得陡峭而参差不齐。
我找到了部落议长指给我的房屋。房屋用圆木建在一座小山上，木瓦屋顶，下陷的走廊，窗户上钉着塑料布用于保温。种满矮牵牛花的咖啡罐，放在走廊上和台阶边。这里的女人看上去非常老，白色的头发带着少许黑色，坚韧的皮肤上刻着深深的皱纹，眼睛和嘴巴周围皱得像蜘蛛网。
我坐在她的客厅里，尝试着向她解释我是谁，我想知道她的儿子克雷顿。代斯马丢和他的堂弟发生了什么。
但是她的面孔很冷淡、难以捉摸，每当我直视她的眼睛时，她的眼睛都要转移方向。在靠近小壁炉的桌子上，是一个年轻的印第安士兵的照片。照片前是两个打开的毡盒，里面分别是一个紫心勋章和一个银星奖章，它们是由美国军队授予在战争中受伤军人的勋章和奖给作战勇敢者的奖章。
“部落议长说，你的儿子大概只是离开一段时间。”
我说，“大概他去寻找其他工作了。”
这次她看着我。
“克雷顿不会不告诉我就去其他地方。”她说，“他在镇上的加油站有一份工作。他每天晚上都回家。他们在离这儿两英里的一个壕沟里发现了他的汽车，他不会把汽车留在壕沟里消失的，他们对他干了一些事。”
“谁？”
“那些想危害他的组织的人。”
“印第安人运动组织吗？”
“他有一次被痛打一顿。他们总是想伤害他。”
“谁打了他？”
“那些不好的人。”
“代斯马丢夫人，我想帮您查清楚，克雷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曾经提到过一些人的名字吗，一些找他麻烦的人的名字？”
“联邦调查局。他们来到加油站附近，用电话召人打他。”
“哈瑞。玛珀斯或者达尔顿。魏德林呢？你记得他提到过这些名字吗？”
她没有回答，只是向外看着天空，从一个哥本哈根罐里，拿出了一小撮鼻烟，放在嘴唇和牙床之间。尘埃颗粒在光线中旋转着。我谢过她，开车沿着通往乡间宅第的道路返回。
州长离开小镇了，一位警员在法院接待了我。
“我们大概四个月前调查过那个案子。”他说，这是个高大、瘦削的男人，穿着卡其布制服，他的注意力似乎更多地集中在香烟上，而不是和我谈话。“他的母亲和妹妹填了一份失踪人员报告。我们在壕沟里找到了他的汽车，轴承都坏了，钥匙不见了，备用轮胎不见了，收音机不见了，有人甚至从仪表盘上拆走了时钟。这说明什么？”
“有人拆毁了汽车。”
“是的，克雷顿。代斯马丢干的。那辆汽车正准备被回收。他和堂弟那晚在离那儿三英里的酒吧里，喝得烂醉，他们跑下马路。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情况。”
“之后他没有再回家？”
“能再问一遍您从哪儿来吗？”
“路易斯安纳州的新伊伯利亚。”
他将一团烟雾吹人窗前的阳光中。
“不管你相信与否，这种事情在这儿可不寻常。”他说。然后他的声音发生变化，带上一种平滑而疲惫的音调。“我们谈论的，是印第安人运动组织的两个人。其中之一，克雷顿的堂弟，曾在南达科塔蹲过牢房，现在他仍然由于不履行赡养义务而受到通缉。克雷顿也有他一些麻烦。”
“哪一类呢？”
“打架，非法携带枪支，还有鲁莽的言谈。”
“他以前曾经从家里和工作地点失踪过吗？”
“瞧，现在就是这样。在那条路上有个酒吧，他们在那儿一直呆到半夜。酒吧离克雷顿家只有五英里，他们在沿着马路三英里的地方毁了汽车。也许他们走到克雷顿的家，没有惊醒老妇人，然后在她起床前离开了。也许她记不起他们做了些什么。也许他们在拆掉汽车后，免费搭乘别人的车离开了。我不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
你认为是熊吃了他们吗？“
“不，我认为你在告诉我，代斯马丢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他的妈妈有不同的说法，而且那个人获得过银星奖章，你对此有何评论？”
“我不认为和你沟通得很好。你不了解这些人的生活方式。瞧，当一个白人雇用印第安人工作时，他雇了六个，可到早上也许只会剩下三个。他们在婚礼上砍伤自己的亲戚，在监狱牢房上吊自杀，他们加大马力开车，然后从侧面撞到火车上去。去年冬天，三个年轻人爬上一辆货车的车厢顶上，火车一直开到加拿大，在大风雪中停在侧轨上。我和他们的家人一起去取回他们的尸体。
加拿大皇家骑警队说，他们冻得如此僵硬，你甚至可以用一把锤子敲碎他们的身体。“我请他带我看一下克雷顿。代斯马丢汽车滚下马路的位置。他不太情愿，但还是同意了。他驾车带着我，沿着我早些时候经过的土路驶去。我们经过了代斯马丢和堂弟最后被人看见的酒吧，这是一个扁平的圆木建筑，窗户上有霓虹谷啤酒和大瀑布啤酒的标志。接着，我们在路上蜿蜒着，通过贫瘠、坚硬的旷野，最后看到小溪、棉白杨和一丛黑松。警员在路肩上停下汽车指给我看。
“就在那边的壕沟里。”他说，“他把一个轮子勾在侧面，然后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