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伞！�
接过老师递过来的红红的小本本，我好奇地翻看起来。
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第一条年龄在十四周岁以上，二十八周岁以下的中国青年，承认团的章程，愿意参加团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团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团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后面的话我没有看，因为这一条就足够了。
我今年虚岁十四，周岁十三，还不到入团的年龄。
想到自己对老师的误会，我很惭愧。
这件事情本来就这样过去了。我还是个好学生，是个堕落学生回头是岸的表率。
直到有一天，我的同桌对我说了一句话。
同桌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和夫妻一般，既有感情，能一致对外，又不能容忍，总是互相打架。
我的同桌，是一个还算不错的小姑娘。
我们俩的关系还算好。主要因为她有些怕我，事事都让着我。当然，我也会保护她，不让别人欺负她。所以，有时我朝她耍耍流氓，摸摸她的大腿、屁股时，她也装着不知道。
不过，有一次我做得有些过了，竟然摸了她刚刚隆起的胸。
这下子可是捅了马蜂窝了。她趴在桌子上小声哭了半节课。
好在这是自习课，不然我可能要被开除了。
在农村，耍流氓可是很大的罪名的。
在我小时候，时常有大卡车拉着一车的人到处游街，有挂着“杀人犯”、“盗窃犯”、“流氓犯”大牌子的男男女女，站在上面低头认罪。
听说，有个人摸了女的屁股一下，就被枪毙了。
我承认，这样的举动对幼小的我来说，威慑力非常之大。
我这一生犯过不少十恶不赦的罪行，却从没强奸过妇女，估计和小时候见过的场面太残忍有关。
所以，在忍不住摸了同桌的胸后，我很害怕她去告我，害怕自己会被枪毙。
我的同桌终于哭完了，抹抹眼泪，擦擦鼻涕，恨恨地对我说：“小流氓！不要脸！还想当团员？活该被人给顶下来。”
一听这话，我当时就愣了，抓住同桌就想问个清楚。
同桌正愤怒于我摸她的胸，哪里肯告诉我。
我知道同桌的破绽，就不住地摸她的大腿，摸到最后，同桌忍不住了，终于背叛了“革命”，当了“叛徒”，把一切都交代了。
原来，顶替我入团的两个同学，他们的爸爸都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可能是他们的爸爸和我的班主任说话了，所以他们就把我顶了。
同桌知道我受不得气，告诉我这件事估计也是不怀好意，想让我和老师干架，她好出气。
见我没什么反应，同桌好奇地问我：“你怎么不找老师说理去？”
我郁闷地说：“找有什么用？只有十四周岁才能入团，我才十三周岁，没资格入团的。”
同桌一指我的额头，骂我：“笨蛋！咱班哪有十四周岁的人？咱都是十三周岁。你让老师给骗了。”
我一想，差点吐血。
我一向自诩聪明，却让老师随口一句话就骗了。
我们班级，除了几个外号大泥包的家伙是降级来的，其他的都和我一般大，都是十三周岁，哪里有什么十四周岁的。
老师利用我对他的轻信，欺骗了我纯洁的感情。
我腾地站起来，准备去和老师理论一场。
走出两步，我又转回来，在座位上坐下，低着头生闷气。
我们班主任人高马大，面相凶恶，和大猩猩一般。虽然他很善良，对人很和蔼，可我们都怕他揍我们。
我要是去和班主任理论，他一旦恼羞成怒，给我一巴掌，估计我半边脸就没了。
算了，还是心里记着他，以后不相信他就得了。
看见同桌面露失望的表情，我心里忽然有些生气：“死丫头，这么小心眼就这么多，长大了还了得？欠揍。”
同桌要上厕所，我也跟了出去。等她回来时，我拽着她走到校外。
同桌很不愿意，却畏惧于我的淫威，乖乖地跟着我走了。
我们那时的学校，没现在那样的条件，又是在农村，没有围墙，四面透风，哪里都能出去。
走到旁边的果园里，我“恶狠狠”地盯着同桌，盘算着该如何收拾她。
同桌早就被我收拾皮了，紧紧地护住胸部，不忿地盯着我，一副你能奈我何的样子。
我确实奈何不了她。我不想强奸她，也不敢强奸她，只好将她按在地上，照屁股一顿好“打”，打得她哼哼叽叽，打得我火星直冒，只好放过她了。
从那天起，我怎么看我的班主任怎么不顺眼，越看越觉得他像大猩猩。
但是，我并没有因为讨厌老师，而放弃学习。因为，我还要考上大学，去找姐姐呢。我的成绩越来越好，期末考试把那个戴眼镜的女班长超过，成为班级第一。
小丫头不忿我超过她，还狠狠地哭了一阵子。
班主任更是拿我当宝贝，逢人便吹嘘自己教导有方，把一个问题少年教育成国家的栋梁。
只可惜，不管他对我如何好，在我内心深处，都印上了一个不可磨灭的烙印：“老师这个职业是神圣的，可老师并不是神圣的。”
大家帮忙，给给意见，留言，上群里发言，在调查上投票，隐士都感激不尽。
俺写的时候，觉得用第一人称，娓娓道来。大家看着未必满意。大家各抒己见，给隐士一个提醒。
第四篇农村黑社会的嚣张
说我涉黑，我承认，说我是黑社会，我坚决反对。我不过是用黑社会的手法，做了一些别人不能做的事情罢了。说实在的，我不喜欢黑社会。因为，他们做事情有些太直接，太不知道掩饰了。
——秦寿生
第二年，班主任要我写入团申请书，我拒绝了。
班主任当时的脸色很难看，却没说什么，把名额给了另一个同学。
可能是知道自己当时敷衍我的理由过于肤浅，可能是因为我确实是一个学习好的学生，班主任特意找我谈心。
可能是喝酒的缘故，班主任朝我掏出了心窝子，将为什么把我的入团名额拿下的种种缘由都说了出来。
我们班级有两个教师子女，一个是教导主任的儿子，一个是初三物理组组长的女儿。
我的班主任在学校，只是一个普通教师，地位不高。面对教导主任和物理组组长的要求，他实在不能抗拒。
我是老师看重的学生。老师不想我因为对他不满而影响成绩，所以才放下脸面，借着酒意向我解释。
从那天起，我又成为老师最满意的学生了。虽然我坚决不入团，但我对老师没有了芥蒂，却让老师感到欣慰。
我对老师没有了看法，但对教师，去没有了先前的那种神圣的感觉。
大家都是人，没必要把自己神圣化，也没必要把别人神圣化。
后来，我听说，老师收了某位同学的两筐地瓜，给他弄了个团员名额。
当然，我已经对团员不感冒了，也就没当回事。
上了初三，来年就上高中了，我的心却高兴不起来。
我很爱我的父亲。但我得承认，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他不但没有去冲浪，反而因为母亲的离开，自暴自弃。
父亲离开的时候，家里的那点钱，只够他的下葬费用。
我能够念书，一是爷爷的坚持，二是我的成绩使然。
学校为了让我给他们争光，免除了我的学杂费。
学校的条件是我要考上县重点中学。如果考不上的话，日后还需要返还学校的学杂费。
当然，后面的话估计是学校吓唬我的，为的是让我好好学习。我要是考不上了，哪有钱还给他们？
家里困难，我的日子就更是清苦。
爷爷奶奶本来就没钱，我这么大的人了，也不好朝他们伸手。
怎么来钱呢？我就把眼光看向一处地方。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我们这里面朝大海，自然要向海洋要吃的，要喝的。
如果是平时，大家早就骑着车，拿着耙子，袋子，去海边扒蚬子、砸海蛎子、抓螃蟹、摸鱼，拿回来或者自己吃，或者卖了换钱。
不知道地方政府是不是穷疯了。竟然把海滩承包出去。
这下好了，海里的一切都有主了。
几十个彪形大汉，每人骑着一台摩托，排着长长的队伍，轰隆隆地穿乡过镇。
每个人都戴着墨镜，手拿木棒，威风凛凛。
他们把守在进出大海的必经之路，对从海里带出东西的人，按照重量多少，挨个收费。
偶尔有不识时务，质问他们凭什么收钱的人，就成了这些人立威的牺牲品，被打得头破血流不说，连车子、赶海的工具都被扔到大海里。
这时的农村，彼此之间打架，只要不是腿断胳膊折的，没人报案，报案了也没用。
这些看起来凶神恶煞的人，打起人来看着凶狠，其实下手很有度，打得你头破血流，却不会有内伤，最多赔偿些医药费。不过，好像没听说过谁敢要他们医药费的。
为了挣些零花钱，我在平时放假的时候，也去赶海，一天下来，也能挣个三十二十的，积攒下来，一夏天，也能挣个几百块钱。要是运气好的话，还能搞几个大螃蟹，几个海参，给爷爷下酒。
那些看海的人，基本上只收扒蚬子的费用，别的东西，他们看见不错，就留下点，不收钱，可能是怕人去告他们。
这方面，我就占了便宜。
扒蚬子的时候，我用两个袋子扒。上去的时候，把大袋子用绳子捆在礁石上，小袋子拿上去给他们估价，交钱。
在现场把蚬子卖了，我就在海边的涨潮沟里摸鱼、掏蟹子。
我做的事情很正常，那些人也从来没发现。他们最多是朝我要几个蟹子下就罢了。
我都是在傍晚他们离开后，才潜水到海里把蚬子拿出来的。等我晚上回家，都是夜里十来点钟，也不怕被人看见。
就这样，夏季即将结束时，我也攒了六七百块钱。
这么多的钱，看着我眼花的同时，也让我开始痛恨起那些盘剥我们的人来。
一斤蚬子能卖五毛钱，他们就收两毛钱。而且他们估量重量严重偏高，五十斤的蚬子，他们能喊出七十斤来。
这样算下来，扒一斤蚬子，只能争两毛钱。忙活一天，也就挣个二三十块钱。
恨是恨，我可不敢对他们有什么异言。
我在学校里是霸王，在他们面前，可是什么都不是。
那一天，我扒了五十斤蚬子，他们说八十斤。我刚反驳两句，一个耳光过来，我的鼻血当时就窜出来了。
幸好我岁数小，又被打出血了。对方很轻视我，给了我五六个耳光，踹倒在地，踩了几脚后，就放过我了。要是我是成年人的话，那一顿揍肯定不能轻了。
要知道，那些人自诩是黑社会，为了点小事都能打人。我那样顶嘴，肯定会被狠狠地修理一顿的。
当时，有一则真实的笑话广为流传。
我们那里，有一个人，天生斜眼。
斜眼的人看你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没在看你。反而是他没看的人，以为你是在看他。
一位很牛的黑社会成员，突然发觉有人斜着眼看他，当时就火了，上去就给那人两记耳光，破口大骂：“操你妈！看老子干嘛？”
那位斜眼的人很委屈：“我没看你啊！”
“啪啪”，又是两记耳光上去，小黑大骂：“你妈个逼，还看，找死呢！”
最后，旁边有人解释，说他是斜眼，这位小黑才放过那位可怜的残疾人。
这只是他们的一个小方面。
我们村里的一个姑娘，天天出去扒蚬子，被那些人中的一个小头目看上了。
这位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