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白晓梅轻轻地应了一声，可仍然不放心地站着不动。
门外亮起了手电筒的光，白晓梅扭头一看，是张金发来了，便忙招呼说：“里边坐，里边坐。”
张金发走了进来，在椅子上坐下。他看着白基兴，问：“有好点吗？”
“好点了。”白基兴回答说，但声音却显无力。
“好了就好。”张金发点了点头，慢慢掏出烟盒卷起烟来，“小松到哪里去了？”
“去祠堂睡觉。”白晓梅回答说。
张金发点燃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吐出来，看着白基兴说：“这样，明天你就不要去了，让小松代你去。”
“这……能行吗？”白基兴有点不安地说。
“我已经跟大队说过了。”张金发把目光从白基兴身上移开，看着墙上白基兴的影子，“大队本来不同意，但我跟他们讲，你确实病了。”
白基兴怔怔地看着张金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原来，为了体现专政的威力和对“黑五类分子”的监督改造，大队规定：“黑五类分子”每月强制劳动二天，安排一些较重较脏的活，让他们去做，不计报酬。
这已经成为几年不变的定律。
白基兴来这里后，自然成了监督改造对象。每次大队通知下来，他便带上工具、饭盒，去接受监督劳动。
今天，大队的通知又来了，要白基兴明天去渡口参加修坝。如果是平时，这事情也许没什么，可偏偏他病得起不了床，而修坝不但劳动强度大，还要泡在冷水里，他怎么受得了？然而不去又是不行的。
前来通知的张金发也觉得这事有点难办，思来想去，最后提出一个变通的办法：让白小松代替白基兴去修坝。当然，这要经过大队的同意。所以，晚饭后他去找大队民兵营长张根旺，并把这事定下来，然后又来告诉白基兴。
白基兴对于这样的安排，从内心上讲，确是十分的不愿意。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已经是够悲惨的了，但他也认了。只是，自己罪受不够，还要连累儿女跟着受，他实在感到于心不忍。可是，如今这罪却非得让儿子去担，叫他如何不感到雪上加霜？当然，张金发这样安排，是出于一片好意，只是这好意却让他心里更加难受。
然而，此刻的白基兴，实在是没有其它的路子可走了，不愿意又能怎么样呢？
张金发可没白基兴想的那么多，他只是觉得，能把这事应付出去，就是对白基兴的一种照顾了。毕竟，人总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哪能两头都顾得来？他见白基兴不说话，以为白基兴是因为疲倦而不爱说话，便站起来：“这件事就这样定了。明天你叫小松到大队去就行了。”说完，便走了出去。
白小松吃了早饭，便挑上一担畚箕，带上锄头，还有一盒饭出了门。因为按惯例，被监督劳动时中午都不能回家。倒不是怕回家吃饭耽误时间，而是要让“黑五类分子”们记住，你们是被管制的人。当然，家里的人要送饭来也是可以的。可白基兴病在床上，白晓梅一个人忙里忙外，还要出工，哪有时间送饭？所以，只能带去吃罢。
白小松来到大队部，见大厅里，几个老地主、老富农已经在那里了，有的站着，有的蹲着，一个个显得糜糜不振，老态龙钟。对白小松的到来，他们的脸上都露出一丝惊讶，但却没有人说什么。
白小松看着这么的一些人，他那稚气的脸上不由感到僵硬起来了。他站了一会，见大队干部还没来，又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看到桌子后面有张椅子空着，便走过去，坐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张根旺拿着一本笔记本走了进来，那蹲着的人便忙站起来，并迅速地排成一行。张根旺见白小松还坐着，便走过去拉起白小松肩头的衣服，大声地说：“去那里站好。”
白小松从来没有受到过这种粗暴的待遇，要是在平时，他也许跟张根旺顶起来，可一想到今天是代替父亲来的，便忍了下去。他白了张根旺一眼，咬着牙走到那排人的边上站住，眼睛仍盯着张根旺。
张根旺站在桌子前，翻开笔记本，按着上面的名字开始点名：“来富？”
“到。”一个满脸皱纹的人就了一声。
“天来？”
“到。”
名字一个一个地点着。白小松见站在他身边的人也点了，想必下一个轮到他了。
可是，他听到的却是：“白基兴？”
白小松怔了一下，还没反映过来，又一声更大的声音传了过来：“白基兴？”
白小松终于悟过来了——叫的是他，便也应了一声：“到。”
张根旺合上笔记本，看着眼前的一排人：“现在，学习毛主席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你们这些牛鬼蛇神，是历史的狗屎，必须老实交代，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现在，向毛主席请罪。”
那些地主富农们，马上哈着腰，低着头。白小松看着他们，心里不由沉了下去——难怪父亲总是那么愁眉苦脸，这些低着头的人，不就是父亲的一种形象吗？
他正想着，猛然觉得脑后根被按了一下。
“头低下。”张根旺站在白小松后面，大声地斥责着。
“干什么？”白小松抬起头，眼睛里喷射着愤怒的火焰。
“向毛主席请罪。”张根旺依然大声地说。
“我又不是地主，我请什么罪？”白小松也大声地说。在他的记忆里，在毛主席像前站着的时候，他有过的是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跳忠字舞，表达的是对毛主席的忠心。而今却让他向毛主席请罪，他小小年纪的有什么罪？他挺着脖子，直直地站着。
“你不是地主你来干什么？”张根旺抬起手又想按白小松的头，但看到白小松那似乎要拼命的眼神，他的手在半家中停了下来，“不然你去叫你父亲来。”
白小松的心又一次沉了下去：如果父亲能来，那还需他来代替？他感到一种莫大的屈辱像一头怪兽似的，正在吞食着他的心灵，吮吸着他的血。他的脖子似乎像被抽掉筋似的，慢慢地垂了下去，而他的眼里顿时盈满了耻辱的泪水。
“现在，我把今天要做的事情讲一下。”张根旺又走到桌子前，说了一会，便带着这一队人向渡口走去。
冬末初春的日子，由于雨水少，江里的水位落下一截，渡口下游江中的鹅卵石都露出了水面。由于水位降低，加上人踏，渡船靠岸的地方泥沙淤积，渡船难以靠岸。因此，每到枯水季节，都要把这些泥沙清除，并把上游两边的小坝向江中延伸，连结起来，填上沙土，以提高水位，渡船才好靠岸。
白小松随着一队人来到渡口，马上干起来。他站在岸边，用锄头把泥沙捞起，提出水面，往畚箕一扣，让其它人把泥沙挑到小坝上，填入石缝。渐渐地，锄头够得着的地方被掏深了，他便挽起裤脚，捋到大腿处，站在水里继续捞。
江里的水，异常的冷，白小松只觉得腿上的肌肉一阵紧缩，寒意立即传遍全身。
干了一会儿，也许是麻木了，反感不那么冷了。就这么一直泡在水里，直到泥沙清理完了，他才走上岸来。他的双腿已经快要僵硬了，风吹在那湿漉漉的腿上，止不住地浑身一阵颤抖。
白小松急忙放下裤脚，双手在上面使劲地搓着，好一会儿，才感到双脚灵活了些，身子也不再颤抖了。他见其它人正把一些较大块的鹅卵石挑到小坝上，便也在畚箕里一头放上一块，挑着向前走去。
小坝是用鹅卵石垒起来的，中间有一段缺口，水正从那里缓缓地流着。白小松走到缺口前，把鹅卵石投了进去。他挑着空畚箕往回走，见从岸坡的路上走来几个人，定睛一看，是李卫东、侯成宝他们，便放下畚箕，迎上前去。
李卫东也看见了白小松，便稍稍走快了点，来到白小松跟前，问：“你怎么在这里？”
“我……”白小松的眼皮垂了下去，一副委屈的样子。
李卫东感到有点蹊跷——以白小松的年纪与秉性，是不该如此低沉的。他扭头看着江里那群正在忙碌的人，似乎一下就明白了，同时，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心里头突然涌起，莫非……
“你爸呢？”李卫东有点急促地问。
“病了。”白小松低声地回答。
“那谁叫你来的？”李卫东接着问。
“我爸。”白小松嗫嚅着说。
“怎么能这样子呢？”李卫东顿觉一股热血冲上头顶。对“黑五类分子”的监督改造，这本没有什么疑义，但怎么能以子女顶替？况且还是孩子？他一把拉住白小松：“走，跟我回去。”
白小松抬起头，瞪大眼睛：“回去？”
侯成宝走了过来，问：“怎么回事？”
“让小松跟‘黑五类’一起劳动，把他当成什么？这是违反政策的。”李卫东愤愤不平地说。
“那你就别干了，跟我们回去。”侯成宝看着白小松说。
“可是……”白小松犹豫着“怕什么。今天谁带队？我找他说去。”侯成宝带着一种不屑的口气说。
“是根旺。”白小松回答说。
李卫东看了一下周围，没看到张根旺，便对白小松说：“别管他，我们先走。”
说着，大步朝渡船走去。
白小松也赶忙将畚箕锄头收拾起来，在那些正忙碌的人惊异的目光中，上了渡船。渡船慢慢地向对岸撑了过去。
李卫东与白小松、侯成宝匆匆走进祠堂，放下带来的东西，便又匆匆地向小庙走去。
刚才的路上，李卫东从白小松那里知道了这几天发生的事，这使他的内心产生了很大不安与烦燥。回家十天来，过春节的喜庆气氛还在他的身上洋溢着，本想来了再告诉给白晓梅，让她也分享一下节日的欢乐，没料到一来就遇上了这么的事，把他一肚子的好心情都给破坏了。那么，白晓梅这时又是怎样呢？他急切地想知道。
小庙边的厨房门开着，那伸出屋顶的烟囱正冒着烟。李卫东的心里不由感到一阵悸动——白晓梅在哪里！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当见到白晓梅的时候，李卫东总感到一股甜甜的暖流在身上流淌着，一团青春的火焰在他的血液里燃烧着。以至每次离开她时，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在他的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迹，让他久久地回味着。这使他感到惊奇，更使他激起幻想，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经从心里深深地爱上她了。
从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李卫东早已知道了许多纯真美好的爱情故事，他也曾在那想象的爱情海洋里自由地游弋着。但当爱情悄悄来临时，他反倒不知所措了。
他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对她的一片深情，他唯有用加倍的关心与爱护去培植这爱的花蕾，在一片精心护理中享受着她的温柔与美丽。
然而，爱情的火焰虽然灼热，现实的生活却近乎冷酷，并把所有的浪漫一笔抹杀了。李卫东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知青，一个几乎无法养活自己的人，与正在最低生存线上挣扎的她，如果听任情爱的烈马放纵驰骋，那么，等待着他们的将不是甜蜜的瑶台琼浆，而是苦涩的荒漠黄连。
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知青如果在农村结婚，则自动丧失回城的权利。尽管舆论一再提倡知青扎根农村，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对在农村结婚的知青给予某些精神上与物质上的鼓励。然而绝大多数的知青对此嗤这以鼻，结婚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作茧自缚，飞蛾投火，谁敢越雷池一步！
尽管能否回城对知青们来说，还是一个遥远的末知数，但凭着对“再教育”这三个字的善意理解，他们认死了一条道理——既然是“再教育”，总有“毕业”的一天。
处在这种环境中的李卫东，自然深知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