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革命的同志们：第二中学红卫兵团毛泽东思想宣传站，今天广播到此结束。”架在学校楼顶上的那只高音喇叭，传出了女播音员那清脆的声音。紧接着，雄壮的《国际歌》再一次响彻夜空：“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随着电唱机唱头移到唱片的最后一圈，白晓梅把唱头拿起挪到边上，关上开关。
然后，把桌子上的东西整理好，看看没什么需要再做的了，才走出设在学校办公楼的广播室。她见校红卫兵团副总指挥、市“红代会”委员李卫东已经走上楼来，就朝他走去。
“走吧。”白晓梅轻轻地说了一声，同李卫东一起下了楼梯。两人到了学校大门口，李卫东向几个值班的红卫兵和看门的老王交代了一下，便推起自行车，一蹬脚，朝等在路灯下的白晓梅溜去。白晓梅一扭身，坐到了自行车后架上。李卫东踏起车，朝前驰去。
街上行人寥寥无几，昏暗的路灯隔三差五的有的明，有的灭，路面上交替投下他们或长或短的身影。虽然还不到晚上九点，但丝丝的冷风使这座南方小城充满了寒意，显得格外的冷清。
白晓梅坐在自行车后架上，丝毫不在意天气的寒冷与路上的寂静。多少年来，只要有李卫东在身边，他那宽宽的肩膀，结实有力的双臂，她就什么都不怕了。在她的心中，他永远是安全的避风港。
一路上，两人似乎没有什么话可说，又似乎根本就不用说，一切都是那么默契，那么自然而然。小城不大，不一会儿，就看见江岸边的那棵大榕树了，再拐过弯，也就到家了。
第一章 山雨欲来
在祖国的东南方，座落着一座古老而又美丽的小城。小城三面环山，高高的山峰挡住了西北寒冷的气流，使这里的冬天显得并不怎么寒泠；东南沿海吹来湿润的海风，又使这里的夏天少有令人难耐的酷暑。从千山万壑中奔腾而下的青龙江，经过长途跋涉后，来到这个美丽的小平原，仿佛需要稍稍休息似的，一改以往暴躁的脾气，静静地从小城边流过，滋润着两岸肥沃的土地。这里四季草木常青，花开不断，各种各样的奇花异果，轮番登场，向人们奉献着娇容与甘甜。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拥有这得天独厚的花果之乡而感到欣慰与满足。
小城沿江而建。江边一棵巨大的古榕树，像一把巨大的凉伞，成了夏天人们乘凉的好地方。过往的行人，运货的车夫，打鱼载物的船家，都喜欢在这里停留歇脚。
久而久之，大榕树下逐渐热闹起来了。
后来，人们在大榕树边建了码头，盖起货栈，这里变成了商品的集散地，山上的香菇木耳，竹子木材，顺流而下；海里的鱼虾蟹贝，逆水而上，各路货物在这里汇集，又流向四面八方。似乎靠着大榕树的庇护，生意红红火火了好长时间，也造就了许多富家大户。
时光流逝，斗转星移。随着全国即将解放，在南下解放军隆隆的炮声中，一些大户人家携妻带子，举家出走。于是，这里的许多房子，一下子成了无人看管的空房。
在欢庆解放的鞭炮声中，这些空房又成了许多无家可归者的乐园。昔日的算盘“劈啪”声没有了，代之而来的是锅碗勺瓢的碰撞声，以及孩子们的哭笑嘻闹声。
大榕树下在经过短暂的寂寞之后，又一次热闹起来了。
大榕树的旁边，有一座较大的货栈，一上一下两层，三个铺面相连，中间有个很大的天井。原有的主人被解放军的炮声吓破了胆，早已举家逃离，留下这座空荡荡的房子和那些无法带走的床橱桌凳。
后来，这座房子被分割成大大小小十多间，铁工厂的工人李顺祥带着妻子与三个女儿，成了这里的首批住户。不久，李顺祥的妻子又生下了一个男孩，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为了庆祝解放，庆祝李家有了男孩，也祝愿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便给孩子取了个名叫“庆福”。
又过不久，随军南下的大学生白基兴要结婚，也看上了这座房子楼上的两间，一阵劈劈啪啪的鞭炮声响过，也就成了他的新房。随着陆续几户人家的搬入，所有的房间均有了主人。
隔年，又一个小生命在这里诞生了，白基兴的妻子生了个女孩，取名“晓梅”。
又过几年，白基兴的妻子又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小松”。白基兴也转到一个中学任教去了。
就这样，几户人家相安无事，平平稳稳地过了几年日子。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九五七年，中共中央开展整风运动，白基兴所在的学校也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在响应号召，向党提意见过后不久，反右斗争突然风起云涌，白基兴所提的几条意见，竟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罪证，一顶右派的帽子就落在了他的头上，厄运也从此开始。右派分子怎么可以为人师表？没被投进监狱就已万幸了。他很快就被学校开除，监督劳动，每月只领取微薄的生活费，仅够自己吃饭。家里突然断了主要经济来源，一家四口的吃饭穿衣，竟成了难以解决的问题。
虽然妻子没日没夜地给人洗衣服，帮人缝缝补补，但所得仅勉强糊口。后来，白基兴被解除劳动监督，就到处打零工，全家生活才勉强维持下去。
但是，一场更大的灾难又一次降临这苦难之家。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一般人家尚难支持，更不用说他们连一点固定的收入也没有。白基兴的妻子终于熬不过这场灾难，长期的劳累与沉重的精神压力，使她的生命走向终结，撒手而去，留下泪眼相视的一双儿女和呆若木鸡的丈夫。
从此，小小年纪的白晓梅，就担起了照管弟弟、料理家务的重担。白基兴仍然四处找活干，尽可能挣回钱，以维持家里最基本的费用。
白基兴一家的遭遇，住在楼下的李顺祥一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尽管他们也不宽裕，但仍不时给予资助，一有好吃的东西，总要叫庆福拿点给白晓梅姐弟俩。
自从白基兴的妻子死后，白基兴又成天不在家，李家自然而然的成了白晓梅姐弟俩的依靠。李家儿女穿过的旧衣服，缝缝洗洗后，又穿在了这姐弟俩的身上。李庆福更是把他俩当作自己的妹妹弟弟，处处护着，要是有谁欺侮了他俩，非把那人治服不可。因此，在两个孩子的心目中，已分不清哪是李家，哪是白家了。
时光慢慢流逝，几年以后，尽管生活仍然非常清苦，但几个孩子像长在石缝里的幼苗，在经历了风霜雪雨后，顽强地长大了。
到了一九六六年，读初中二年级的白晓梅，已出落成一个俊俏的少女：细细的柳眉下，是一对清澈如泉的眼睛，笔直的鼻子，薄薄的嘴唇，乌黑的头发衬托着桃花般的双颊，令人感到娇艳欲滴；苗条的身段及微微鼓起的胸脯，无不散发着青春少女的气息；加上她天性聪慧，被同学们誉为校花。
已上高中一年级的李庆福，长着一副令同学羡慕不已的身体：宽宽的肩膀，厚实的胸脯，粗壮有力的双臂，一使劲，浑身上下尽是鼓鼓实实的肉疙瘩；方方正正的脸，浓密的短发下是同样浓密的二道剑眉，一双大眼流露出聪敏与刚毅，嘴唇上一抹淡淡的绒毛，更增添了几分阳刚之气。因他学习成绩一直较好，加上喜欢打抱不平又乐意助人的性格，赢得了同学们的拥戴。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席卷神州大地。
学校成立了红卫兵团，李庆福以他的威望，当上了副总指挥。在彻底砸烂旧世界，开创新纪元的浪潮中，他把自己的名字也砸掉了，因为“庆福”这两个字有点小资产阶级味道，就改成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卫东”。
白小松磨磨蹭蹭地上了楼，看了看坐在床上的父亲一眼，连衣服都没脱就钻进了被窝。回想刚才的事，真让人扫兴——与几个小伙伴玩得正开心，可小伙伴们的父母却陆续把他们一个个叫回去睡觉，人都跑光了，他这司令一下成了光杆，也就只好回家睡大觉了。
白基兴见白小松没脱衣服就想睡觉，便掀起被子，把白小松拖了起来，规劝地说：“脱了再睡吧。”
白小松瞪了父亲一眼，才不情愿地脱了衣服，蒙上被子。在他的心目中，父亲实在是太窝囊了。哪像自己，什么时候把小伙伴们一招，自己就是司令，连军长他都不屑当，更不用说当勤务兵什么的啦。而父亲呢，不管什么时候朝人前一站，总是低头哈腰，老是低声下气，人家叫你走东不敢朝西，叫你扫地就扫地，叫你洗厕所就洗厕所，根本不像个男子汉。
在白小松的心里，只有卫东哥才算最最威风。前一阵子闹武斗，枪声、手榴弹爆炸声整天乱响，还打死了好几个人，吓得大人小孩都不敢出门，天没黑就早早把门关了。可卫东哥就不怕——那天晚上，门口突然来了一辆汽车，走进来几个人，个个都背着枪。卫东哥也在其中，不但背着冲锋枪，腰带上还别着一把驳壳枪。
白小松跑前跑后，这边看看，那边摸摸，心里羡慕极了——这可是真正的枪啊！
他一个劲地拉着卫东哥，求着让他背一下。开始卫东哥不给他，还说这会打死人的，到后来，看他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就把背着的冲锋枪拿下来，退出子弹，又拉了几下，才把枪给他。
白小松接过枪，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这沉甸甸、乌黑发亮的可是真家伙！他一会儿背着，一会儿扛着，一会儿端着，还不时对着墙壁电灯到处瞄准，手指扣动板机，嘴里不停地模仿枪声“叭叭”直叫。后来，卫东哥他们走了，枪也拿回去了。
第二天，白小松把他扛过真枪的事讲给小伙伴们听，让他们听得都瞪大了眼睛，他自己也似乎成了最了不起的英雄。后来，卫东哥又给他带回了一些子弹壳，让他又风光了好一阵子……
不过，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此刻，白小松只能带着一点遗憾，一种当不成司令的遗憾，躺下睡觉。
李卫东与白晓梅进了大门，李卫东将自行车推进里屋，白晓梅也上楼进了家门。
白基兴见女儿回来了，便关切地对她说：“锅里还有点地瓜，你去吃了再睡吧。”
白晓梅走进厨房，见小煤炉上，架着铝锅。她掀开锅盖，见半锅的热水中间放了个口杯，杯上一碗地瓜，正冒着淡淡的蒸汽。她的肚子虽然并不怎么饿，但在这寒冷的夜晚，能吃点热乎乎的地瓜——虽然算不上什么好东西，却也让人感到一种满足。
地瓜甜甜的，白晓梅吃在嘴里，心里不由感受到一种父与女的深情。也太难为父亲了，不管她或早或晚回来，他总要等；有时回来实在太晚了，他已躺在床上了，但只要一听到她上楼梯的声音，总是没等她敲门，他已经把门打开了，而且总有一锅热水等着她。
白晓梅吃完地瓜，倒了热水洗了脸，烫了一会儿脚，感到浑身都暖和起来了。
她不由从心里深深感激起父亲来，因为在她的心里，父亲算得上是一个好人，至少不能算是坏人。从她懂事的时候起，从没见过他与什么人有过争吵，即使有时别人对他太过份了，他也默默地忍受了，过后即使有人偶尔提起，他顶多报之淡淡一笑，似乎早己忘记了；他任劳任怨，再苦再累的活儿也干，却从来不在她的面前讲什么，他把一切苦难都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了；他才四十多岁，头发却已经花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