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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晓梅把厨房又稍稍拾掇了一下，正准备进里屋睡觉，突然听到楼下有人大叫：“卫东，卫东，快开门。”
白晓梅走到楼梯口一看，是红卫兵团指挥部的马聪明，便边下楼梯边问：“什么事？这么急？”
李卫东也开门走出来，边穿衣服边问：“什么事？”
马聪明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说：“赶快回指挥部去。工宣队、革委会刚接到紧急通知，有重要广播，可能毛主席又要发表最新指示了，所以要大家马上集合。我先走，还要再去通知其它人。”说完，转身就要走。
李卫东一把拉住马聪明，问：“什么最新指示？”
“还不知道，但广播已预告。反正你去了就知道。”马聪明说完，急勿勿地出了门，骑上自行车走了。
李卫东急忙推出自行车，白晓梅也转身快步跑上楼，白基兴已拿件大衣站在门口。
“爸，你先睡，不用等我。”白晓梅匆忙接过大衣，跑下楼梯，又朝门口跑去。
白基兴看着女儿跑下楼梯，便返身走进屋里，站在临街的窗前。隔着玻璃，仍然可以见到李卫东载着白晓梅在急速地离去。站了一会儿，他又回到床前，见白小松蒙着头，就把被子拉了拉，使白小松的头露了出来，他自己也躺了下去——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女儿晚上离家，甚至整夜不归，已经很多次了。
尽管女儿已经长大了，并且有李卫东照看着，但毕竟是孩子，顶多算是大孩子罢了。
前一阵闹武斗，枪声整天响，每当晚上睡觉前，不见女儿回来，他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唯恐那不长眼睛的子弹，什么时候会打着她。只有当女儿回来了，在他眼前晃动着她的身影，他才感到一种实实在在的安稳。后来武斗的枪声终于没有了，但每次女儿的离去，仍使他感到一种扯不断的牵挂。
女儿也太苦了，自幼失去母亲的慈爱，当父亲的他又常常自顾不及。姐弟俩常常饥一餐饱一顿，逢年过节，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吃的让他们尝尝。别的孩子常年零食不断，而自己却难有零钱给他们。夏天看着别人大口大口的地吃冰棒，他们只能跑回家喝碗凉开水。别的孩子还赖在父母身上撒娇的年纪，她已经学会了烧饭洗衣。
他感到欠孩子的债太多了，却不知道怎么才能补偿，也许永远无法补偿。别的父亲能给孩子的，他无法给。而不该给的，他却给了，并且严严实实地罩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甚至连自己头上这顶沉重的右派帽子，也差点传给他们——那一年，兴起红卫兵，但参加红卫兵是有条件的，家庭成份是第一关。在高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崽钻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日子里，右派的女儿怎能混入左派的革命行列，没叫你们这些“狗崽子”跟着反动老子下地狱就算是够宽大的了。看着同学们个个头戴绿军帽，手臂戴着红袖章，趾高气昂地走在路上的时候，女儿的心里却蒙上了一层灰。
后来，幸亏中央领导及时发表讲话，把这些受父母牵连的人称之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与父母区别对待，女儿才幸免于难。而后，在“团结一大片，孤立一小撮”，“让更多的人加入革命队伍”的时候，加上李卫东的极力支持，她才当上了红卫兵。而且，她那一口标准而流利的普通话，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当上了校广播站的播音员。
思来想去，白基兴心里不禁又恨恨起来，涌起一股深深的懊悔。如果当年不是那么幼稚，不是那么天真地认为是在帮助学校教导主任改正错误，相信是在帮助党洗去脸上的灰尘，那么，这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怎么会戴在自己的头上？
想当年，学校大会动员，小组讨论，发动大家帮助党整风，向党提出意见与批评。可白基兴怎么也想不起有什么意见好提。几年来跟着共产党走，虽说没有什么建功立业，可工作勤勤恳恳，还一心想加入共产党，哪能对党有意见呢？更不要说是批评了。现在回想起来，当初错就错在听信了教导主任的那一番话——在又一次的讨论会上，见大家都不说话，教导主任又开导开了：“提意见嘛，就是帮助党改正错误。共产党也像一个人一样，总要洗脸，但有时脸上有灰尘，自己却看不到。你们大家就像镜子，把问题照出来了，错误的东西就能及时改正。这不是很好嘛！譬如对我，对其它党员同志，包括校长，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提对了提错了都不要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教导主任的这一席话，说得那么诚恳，说得大家心里都动了起来。于是，各种各样的意见都有了：什么宿舍玻璃破了，说了很久却还没换，这显然有点官僚主义；厕所的电灯坏了，晚上上厕所还要带上蜡烛，这也有点不关心群众；其它七七八八问题提了一大堆，教导主任都一一记在本子上，表示尽快解决。
看到大家都说了，白基兴反倒觉得自己不说点什么，似乎太对不起教导主任了，便也提了一条：“食堂原来的王师傅调走以后，新来的炊事员菜烧得不大好，比以前差。有的同学反映饭的份量也比以前少了点，吃不大饱。”
讨论会结束了，白基兴似乎松了一口气，觉得这样就对得起教导主任了。但他哪里料到，就因为这几句话，过后竟像一条无形的绳索，勒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没过多久，反右斗争开始了。在粉碎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声讨声中，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口诛笔伐，一批批右派分子纷纷中箭落马，全国一下子冒出了一大堆大大小小的右派。按照内部控制的右派分子应占的比例，白基兴所在的学校，也给摊上了几个名额。
那一时，反右斗争如火如荼，所有的人都要参加面对面的斗争，背靠背的揭发。
人人自危，不知哪一天会有一顶右派帽子落在自己头上。终于，一阵狂风过后，学校揪出了几个右派。
正当白基兴暗自庆幸自己总算过关的时候，一封匿名信把他推下了无底深渊，使他遭到了灭顶之灾。匿名信揭发他当时在讨论会上讲的话，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给党的脸上抹黑。言之凿凿，有人为证。
于是，教导主任的笔记本被拿出来了，果然白纸黑字，时间，地点，人物，一应俱全。白基兴讲的“饭菜比以前差，有人吃不饱”的话，不就是影射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连饭都吃不饱吗？他终于没能躲过这一关，被挂上了个漏网右派，厄运也从此与他结下不解之缘……
李卫东与白晓梅进了学校，急匆匆跑上设在办公楼三楼的红卫兵团指挥部。房间里，几个家住在学校附近的同学已在紧张地忙碌着。
李卫东走到正蹲在地上裁剪红纸的红卫兵团总指挥高云峰跟前，问：“毛主席又有什么最新指示了？”
高云峰站起来，说：“还不知道。刚刚接到通知，又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预告，我就赶快叫人分头通知去了。”他又看着白晓梅，“你赶快去广播室，把广播打开，做好准备。”
白晓梅上了四楼，走进广播室。她把收音机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频率上，接通扩音器。立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那铿铿有力的声音传遍了整个校园，传向那茫茫的夜空：“同志们请注意，本台第一套节目今晚十点半，将有重要广播，请到时组织收听。”
白晓梅看了看桌上的闹钟，已经快十点了，还有半个多钟头，但还是拿出笔和纸，在桌上摆好，准备到时抄收。
自从当上播音员以后，白晓梅已经在这里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每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重要新闻，或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这两报一刊社论，播完以后，她还要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所播送的纪录速度全文抄下，往往要到深夜才能抄完。不过，以往的重要新闻一般都在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里播出，并且提前预告，但今晚却推迟到十点半，那么，今天的新闻又会是什么呢？
对此，她无法预料。但按以往的经验，今晚又不用睡觉了。
透过窗口，可以见到操场上、大门口已经聚集了许多人，宣传车也停在大门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摆在大门正中，一面面红旗斜靠在大铁门边，许多锣鼓也紧挨着大铁门摆放着，还有几个同学已经爬在大门的拱顶上，正往下挂鞭炮。整个校园已经沸沸扬扬，似乎正在迎接盛大的节日，等待着那激动人心的一刻。
过了一会儿，人越聚越多，有人跑前跑后地招呼着，人群开始蠕动起来了，慢慢地排成一条长龙。队伍的前面，一面面红旗树了起来，偶尔传来零零碎碎的锣鼓声。望着楼下的情景，白晓梅的心里不由得激动起来——“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种各样始料不及的事时常发生。几天前还在大会小会上作报告、一语千钧的大大小小领导们，突然成了阶下囚，头上被戴上花花绿绿的高帽子，胸前挂上名字被打上红叉的大牌子，手里拿着破锣，步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后尘，一个个被拉出来游街示众，以“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名份，成了“黑九类”中的老六，排在右派的后面；以各种劳动模范、积极分子为骨干的“工人赤卫队”、“农民赤卫队”，红红火火没几天，转瞬间变成“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走资派”的孝子贤孙，成了臭名昭著的“保皇派”；为了表示对领袖和革命的忠诚，各种各样造反司令部、红卫兵团、战斗队、打妖队像变魔术似地纷纷冒出。多者数千人，少者二三人，司令部林立，指挥旗乱舞，人人争当左派，一个比一个革命，结果是谁也管不了谁。
吵吵骂骂，打打斗斗，不断地分化与重新组合，终于形成了势均力敌、水火不相容的两大造反组织。原本针锋相对的文攻，变成了真刀实枪的武斗；原本情投意合的好朋友，甚至发誓白头偕老的恩爱夫妻，也因各自参加不同派别的组织而反目。
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又坐到同一条板凳上，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然而，明争没有了，暗斗却在加剧，说不定哪一天一点小小的火花，又会燃起一场冲天大火。
好在派派紧跟党中央，全国忠于毛主席。每当形势逆转、恶化的严重关头，党中央总是适时的发出指令，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一句顶一万句”的最新指示，更是成了力拔山河、翻天复地的行动指南，真正的一语定乾坤的至宝。每当这一时刻到来，大江南北，红旗招展，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热烈拥护，认真学习，坚决执行，一次又一次掀起不可抗拒的浪潮。
那么，这即将到来的又将是一场什么样的风暴呢？白晓梅已经无暇猜想了。随着时针指向十点三十分，高音喇叭响起雄壮的乐曲声，大门口噪杂的声音突然静了下来。人们似乎屏住了呼吸，只有心脏急烈的跳动告诉每一个人，这一重要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高音喇叭里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男播音员那雄壮浑厚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革命的同志们，现在全文广播《人民日报》明天发表的关于‘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奔赴农业第一线的报道’，题目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以及《人民日报》为此所加的重要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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