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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个小李吗？”
“你怎么知道？”
“令爱以前与我聊天的时候讲过。”
“对，是她，还有一个小崔，两个女工。回到厂里后，我被分配到车间里和一个班组的姑娘们一起给茶壶、瓷碗贴纸花，小李和小崔就是那个班组的。她们两个很佩服我的艺术才华，希望我能有尽量多的时间躲在家里画画，就每天早上提早上班，把我一天要贴的纸花早早就干完了，车间主任来检查的时候，见我不在，她们就帮我打马虎眼，说我上厕所去了。她们俩见我有时候愁眉苦脸，问怎么回事，我说，苦于没模特。她们俩就说，我们俩给你当模特。她们其实不知道我所说的模特是要脱光衣服的，但即使是着衣的模特，对我来说也很难得，我就把她俩一起领到家里来，画她们。看了我的画，她俩都惊呆了，说我画得太好了。以后她们家里逢到包饺子，还要给我带一碗。开始两人总是同去同来，到后来也敢单独来了，再后来，小李没事就往我家跑，小崔摸到了一个规律，就是只要发现小李不在，就往我家来找，一找准能找到小李。”
“她是不是喜欢上您了？”
“有那么点意思吧。但我已经是五十岁的老头子，而且还顶着反革命特务嫌疑的帽子，她才二十出头，又是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女儿，当然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后来她知道我最需要的是人体模特，曾对我说过，我要是结婚就好了，这样就可以在家里拿老婆当模特了。我明白她的意思，但我知道，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即使有可能，我也不会同意，因为我来日无多，要把一切都奉献给艺术，没有时间再考虑个人问题了。没有人体模特就没有吧，即使有，那个年代画出人体画来也只能藏在家里，根本不敢给人看，更不要说发表，我又何必去较真呢？能够在有生之年留下一些人物画，即使是着衣的，我也很满足了。即使是着衣的人物画，我也根本不可能发表。那时候，人物画全是一个模子，先勾小稿，再对着模特拍照，然后真人不要，把照片画出来，再一个一个往画上搬，你说这样画出来的还能叫画吗？可当时就是那个风气，政治决定一切，一切创作方法都要跟政治挂钩。别说人物画，连画几条鱼，也要写上‘力争上游’，画梅花呢，千万不能疏影横斜，一定要枝枝朝上，否则就是‘倒霉’，就是仇恨无产阶级专政，就要挨批斗。我画好了画，也只能藏起来，盼着有一天它们能见天日，盼着自己能活到那一天。我和小李就像父女，亲密无间，但规规矩矩。厂里有些人看出我们走得太近，但因为她是市里大官的女儿，始终不敢干涉。应该说，她不仅是我的模特，同时也是我的保护神，虽然她才二十出头。”
“您那时候觉得有盼头吗？”
“觉得有。我们厂里有一个造反派头子，还专门请我到他家里去作画。起先我还以为他要整我，进家门一看，桌子上摆着上好的宣纸和湖笔，又惊又喜。多少年没见过宣纸了，也没见过湖笔了，能不高兴吗？他对我说，是请我来画画的。我太兴奋了，提起笔来就画，画了一个上班路上的车间女工。脑子里的模特居然是大洋马，给她穿上工人的衣服就是了。画完一幅他就收起来一幅，我可真是过了瘾了，硬是画了一上午都不觉得累。我那时候有胃病，还有非常严重的痔疮，老要到他家院子里上厕所，拉出的屎很臭，在屋子里都能闻见。她老婆埋怨他，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你妇道人家懂什么？将来他画的这些画，一张少说也要值一百块。他老婆还不信，一百块钱那时候可是普通工人两三个月的工资呢。”
“后来这些画流入了市场没有？”
“流入了。但这家伙可能没发大财，因为他卖得太早了，可能真是一张一百块卖的，我最早在1982年就看到了不少幅，都是在他家画的。前年有一幅《不爱红装爱武装》，还被送来让我鉴定。我一看，就是在他家画的，真是哭笑不得。是真迹呀！可它比伪作更让我难受。我让小葭不惜代价把它买回来毁掉，可小葭还是说价被抬得太高，没舍得买，唉！”
“可这个造反派很有远见啊，知道您的画有一天会值钱。”
“是啊，他也算是我那时候的一个知音。那天回家我非常高兴，既然造反派头子都觉得要变天，变天的日子看来是不远了。我这个反革命，又有变天的盼头了。那时候风气真是大变了，厂里的工人们对政治运动很反感，造反派的气势也没了，工人们敢跟他们对抗了。有一次开批斗会，一个女造反派说，金卓如这个玩弄劳动妇女的大流氓，是喝劳动妇女的鲜血长大的。话音未落，一个青年男工人站起来指着她的鼻子说，你是喝男干部的（尸从song）长大的。她气得要死，但也没办法，因为谁都知道她就是靠跟男造反派干部乱搞两性关系上台的。他们拿工人没办法，但还敢欺负我，跑到我家里一通打砸抢，把我的画毁了不少，幸亏我藏了一部分，否则几年心血又毁于一旦。我后来对那个仗义执言的工人说，以后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吧，你别为我打抱不平了，你这一骂，她拿你没办法，我可遭殃了。那个工人也只有苦笑……就是这些事吧，直到‘四人帮’垮台，我更有盼头了，觉得自己的问题迟早能搞清楚，共产党不会冤枉我一辈子。果然，1978年，我就平反昭雪了，而且顺利地调回了北京。”
077
“回北京的时候，您没想过把江葭的妈妈也一起调回去吗？”
“想过。但她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即使我提出来，组织上也不会同意。她就一直留在了安徽，我在监狱里同她签字离婚，是见到的最后一面，我出狱后她一直躲着我，我也没必要特意去见她，连小葭的抚养费，都是组织上转交给她的。她的一生是被我毁了，我有愧于她。我这一生遇到过几个女人，没有一个有好结果，都是我害的。所以回北京后，我下决心再也不结婚了。后来有人给我介绍，也有姑娘主动追求我，我都拒绝了，直到今天。我把自己的后半生非常单纯地献给了艺术，献给了人体美，过得很充实。我五十岁之前耽误的时间实在太多了。回到北京，回到美院，我的人体艺术终于可以重新起飞了。但最初的振翅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好久没有飞翔，真是忘了该怎么飞了。最初那几年，我还不如二十几岁在巴黎的时候画得好。那几年最缺乏的也还是模特。”
“回到美院了，怎么还会缺模特呢？”
“文革是结束了，但文革给人们造成的思想禁锢，并没有结束。美院百废待兴，师资没有，教具也没有，谁还想得起来招人体模特？而且没有姑娘愿意当模特了，连文革前都不如。文革前，有毛主席的指示，大家都觉得人体模特也是革命工作，同教师一样，只是分工不同，而且给职工待遇。可文革后呢，人体模特只能招临时工，那时候农民还不能进城打工，城里的小姑娘，在父母跟前，谁敢出来干这个？所以人体模特呀，奇缺，奇缺，简直就是没有！我实在没办法，就找来各种各样的画册，照着画册画，从古希腊一直画到19世纪，从欧洲画到徐悲鸿，把能画的都画了，算是重新温习了一遍。那时候现代派还流传不进来，毕加索、马蒂斯还算资产阶级颓废画家呢，其实毕加索是西班牙共产党员。”
“您就没画过一个真人？连着衣的也没有？”
“有啊，当然有，着衣的经常画，但那毕竟不过瘾嘛。又过了两三年，到了八十年代初，人体素描课终于恢复了，但人体画还是不让画。人体素描只被当作画画的基本功，但不能出作品，真是荒唐！米开朗基罗算什么？拉斐尔算什么？安格尔算什么？而且请来的人体模特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爷，就是这位老大爷，也是冲破家人和朋友们的重重阻挠毅然前来的。画了他的素描，只能藏着掖着，连校内都不让挂，真是奇怪！怎么会连文革前都不如呢？我真是想不通。教了一学期，到第二学期，加了个年轻的小伙子，我感到高兴。毕竟年轻的生命才能展现真正的人体美嘛。再到下一学年，听说要来女模特了，我兴奋得一夜未眠，觉得总算盼到了。可见面一看，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又矮又胖，腿短胳膊短，还挺着个大肚子，活像罗丹的《巴尔扎克》。我真是为那时候的学生感到悲哀啊！好不容易考上了全国著名的美术学府，居然连像样的人体模特都画不上，这是什么样的时代？这是什么样的社会？难道连几千年前的古希腊都不如？”
“幸亏我不是那时候上学的，等我上学的时候年轻的女模特多得是。”
“你是八十年代末上学的嘛，我说的是八十年代初。实在没办法，我想自己请模特，可我那时的工资还很微薄，即使有钱也请不到人。人们觉得在大庭广众之下脱光衣服，是淫荡的，下流的，无耻的，甚至连妓女都不如，这种观念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我觉得中国的美术事业，特别要感谢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女模特们，她们是当时思想最先进、观念最开放、最有勇气的中国女性，怎么尊敬她们都不为过。我们美院请来的第一位年轻女模特，是名牌大学的一个在校女大学生，她本人是学外语的，但从小在家庭里深受美术熏陶，听说美院奇缺女模特，就决定做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当她褪去衣衫，坐在高高的模特台上，向全班同学展示出纯洁的肌体和年轻的生命时，我真的被深深感动了。快二十年了，终于又看到了这么白皙细腻的肌肤、这么匀称流畅的腰身，这么圆润结实的乳房，只觉得缪斯女神醍醐灌顶地给我来了一下子，觉得一线阳光透过沉沉的黑夜照射了过来！我预想学生们第一次见到女模特，应该有一阵骚动的。结果没有，他们都认认真真地画了起来，一点波折也没有发生。画了两个课时，中间休息了一次，在休息的时候我想和她聊聊天，但看得出她很紧张，不愿说话。到第二个课时快结束的时候，她晕倒了。好在没什么要紧，休息一下就缓过来了，只是太紧张了。”
金卓如讲到这里，梁莹从衬布上站了起来。站直了身体，挺起了胸膛，注视着白发苍苍的老画家。下意识地用手抚弄着乳房，像一个刚刚分娩的母亲要把奶水挤出来喂养初生婴儿。看来她也要仿效那位敢为天下先的女生，为美术献身了。她似乎忘却了我的存在，忘却了我是她的情人，这让我的心“咯噔”一下，翻了个个儿。
“后来她又来过多次，只要自己不上课，她就会骑自行车穿好几条马路到美院来，给我们当模特。渐渐的她不紧张了，课间休息的时候也跟师生们聊天了。我为她画了好多素描，赠送给她两幅。那时候给的报酬太低了，一课时才一块钱，一个月下来挣不到五十块钱。但我知道她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支持中国的美术事业。但下个学期她没有再来了，听说是在自己的学校里承受了太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