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以后的鲁迅对胡适小说考证的一个实际评价。他并不因人废言啊。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与鲁迅的交往（2）
①鲁迅于1920年8月起，应聘为北京大学国文系兼任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
；同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又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23年10月）任讲师，授“中国小说史”。其讲义《中国小说史略》上卷，于1923年12月由新潮社出版；下卷于1924年6月仍由新潮社出版。②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卷，第325页。《中国小说史略》“第15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也引述过胡适的这一论断，见上书第147页。
③参看上书第9卷，第234～236页、336～338页。
④参看胡适1929年9月4日致周作人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541～543页。
⑤《白话文学史自序》，载《白话文学史》卷首，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6月出版。又收入《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9月初版；引文见亚东3版，卷八，第989页。
⑥据《鲁迅日记》所载，自1921年1月至1924年9月（缺1922年日记，仅有部分节抄的断片），鲁迅与胡适的交往中，计：
胡适致鲁迅信12封（1921年1月3日至1924年9月2日）。
鲁迅致胡适信14封（1921年1月3日至1924年8月13日；其中二封见于《胡适的日记》和《鲁迅书信集》）。
胡适送鲁迅的书刊：《读书杂志》、《西游记考证》、《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鲁迅送胡适的书：《中国小说史略》、《呐喊》。
⑦鲁迅致胡适的这两封信，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下册，第427～428页；又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410～414页。
⑧参看《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四，第84～89页。
⑨同注⑦。
⑩参看鲁迅1924年2月9日致胡适信，《鲁迅全集》第11卷，第423页；及鲁迅1924年2月9日、11日、16日，4月12日日记，同上书第14卷，第487、493页。
见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十五 杂谈著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6月版，1977年重排本，第52页。
参看鲁迅1934年5月24日、29日、31日致杨霁云信，载《鲁迅全集》第12卷；及同年5月31日致增田涉信，载上书第13卷。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考据癖”的乐趣（1）
小说考证伊始，胡适便夫子自道，说自己有点“考据癖”，爱做一点半新不旧的考据文章。故人们也戏称胡氏为“考据癖”。
考据之学，盛行于清代乾嘉年间。主要包括文字、音韵、训诂、校勘及古书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它注重事实的考核，例证的归纳，根据可信的材料作出结论，讲究实事求是，无证不信，故又称考证学。胡适曾经总结清代学者的这种治学方法，从中归纳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①又把这种方法用之于小说研究，既吸取了清儒治学的经验，又是胡适自己的一种创造，使中国传统小说的研究开了一个新局面。
考证文章多半难免枯燥；做考证文章，自然更加枯燥乏味。然而，在书山学海里跋涉，自有一番读书人的苦趣；每有所得，更别有无穷乐趣。二三十年代的胡适，考证小说确也有点癖，熬了许多夜，吃了许多苦，也从中获得许多乐趣。
胡适曾有“吴谜”之称，对于安徽的文人，特别崇仰做《儒林外史》的吴敬梓。
为了表彰乡梓的这位白话文学先驱，胡适在1920年4月间作了一篇《吴敬梓传》，开头便说：
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也不是姚鼐，是全椒县的吴敬梓。②
由于当时掌握的材料太少，只好拿《儒林外史》来充篇幅，吴敬梓的生平行状反而语焉不详。胡适心里觉得很遗憾，便注意访求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等遗著。直到第二年，北京的带经堂书铺方才替他找到了《文木山房集》。“吴谜”十分高兴，便又用这集子做底本，参考别的材料，为吴敬梓做了一个年谱。前记中说：
古来的中国小说大家，如《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的作者，都不能有传记：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最不幸的事。现在吴敬梓的文集居然被我找着，居然使我能给他做一篇一万七八千字的详传，我觉得这是我生平很高兴的一件事了。③
这篇年谱是1921年冬天做的。一万七八千字，前后三天便写成了；而且其中两天有课，一天有会。如此迅速，“吴谜”也颇能满意了。但中间却也有一点小艰难。胡适从《全椒县志》里，先查到了吴敬梓的曾祖吴国对，依次寻出国对弟兄四个进士，又查得敬梓的高祖吴沛，父亲吴霖起；只有敬梓的祖父，却怎么也考查不出来。这样，吴家的“世系”便缺了重要的一环，做不完全。胡适心里迷着放不下，便与他的朋友高一涵谈起，得到了一点线索；于是，他又去查《耆献类征》，在卷一百十五有陈廷敬所作的《吴国对墓志》，从中果然查得国对的三个儿子，长子吴旦，便正是霖起的父亲，敬梓的祖父。“吴谜”觉得这是“今年最得意的一件事”！便连夜增写吴氏“家世”一部分，修改完成了《吴敬梓年谱》。④
胡适考证《红楼梦》，也到了有点“迷”的程度。1921年5月间，他从单不庵处借得《雪桥诗话》及《续集》，8月里又买得《八旗诗钞》和《八旗文经》，考出了曹雪芹家世生平的几件重要事情，胡适自然很高兴。特别是其中所载曹雪芹与好友敦诚、敦敏的赠答诗，实在是考证雪芹生平的重要材料。11月，他便写成了《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但是，胡适还是觉得不满意。虽然《雪桥诗话》的作者杨钟羲先生说，他的记载是根据敦诚的《四松堂集》，但毕竟是后人撰述，属于“转手的证据”。只有找到《四松堂集》，才算是同时代人最可靠的直接证据。
于是，胡适拜托北京、上海两处的书店和友人，千方百计地搜寻《四松堂集》。
寻了许久，竟毫无《四松堂集》的影子。到1922年，胡适差不多已经绝望了。有一天，忽然有个书店的伙计送一部书来，说“《四松堂集》找着了！”胡适喜出望外，打开来一看，却原来是一部《四松草堂集》！不几天，又有人来对胡适说，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一部《四松堂集》。胡适说，“恐怕又是四松草堂罢？”那人回去一看，果然又弄错了。
4月19日，胡适去北大上课。松筠阁书铺的伙计送了一部书到他家门房里，竟是一部货真价实的《四松堂集》，而且是一部难得的写本！胡适怀着欣喜之情，记下了他初见此书的情景：
我从大学回家，看见门房里桌子上摆着一部退了色的蓝布套的书，一张斑剥的旧书笺上题着“四松堂集”四个字！我自己几乎不信我的眼力了，连忙拿来打开一看，原来真是一部《四松堂集》的写本！这部写本确是天地间惟一的孤本。因为这是当日付刻的底本，上有付刻时的校改，删削的记号。最重要的是这本子里有许多不曾收入刻本的诗文。凡是已刻的，题上都印着一个“刻”字的戳子。刻本未收的，题上都帖着一块小红笺。题下注的甲子，都被编书的人用白纸块帖去，也都是不曾刻的。——我这时候的高兴，比我前年寻着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时的高兴，还要加好几倍了！⑤这部《四松堂集》，不仅包括有《雪桥诗话》里所采用的全部诗文资料，另有两首未刻的诗，是考证曹雪芹生平的重要史料。胡适得此宝书，以为是“近来最得意的事”。他怕书店敲竹杠，便立即翻读，并抄记下了其中有用的许多材料。过了两天，蔡元培先生又给他送来一部《四松堂集》的刻本，是托人向徐世昌的“晚晴诗社”借来的。胡适把两本一对照，果然写本上没有“刻”字的，刻本里都没有，由此证明写本的确格外可贵。⑥而胡适搜求《四松堂集》，寻了一年多，忽于三日之内，两个本子一齐到手，真可套得上小说家说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于是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⑦向大家报告得到《四松堂集》的收获和喜悦。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考据癖”的乐趣（2）
此外，胡适在考证过程中，常常有意外的发现，意外的乐趣。如偶读《三遂平妖传》，看到卷首有“灯花婆婆”的致语，因此证明周亮工所说那有罗氏致语“灯花婆婆”的《水浒传》，乃是《平妖传》之误，打破了三百年来的疑团，当然足称“快事”。⑧又考蒲松龄的生年，从蒲本人为元配夫人刘氏所作的《行实》等材料，证明蒲松龄只活了76岁；若依误传的86岁说，则松龄11岁定婚之时，他的妻子刘氏还没有出世哩，岂不是大笑话吗？⑨语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胡适读书做学问，堪称勤奋，刻苦而不以为苦，而且常能从书山学海的跋涉中获得乐趣。这对一个忠诚的学人来说，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慰藉。他二三十年代，致力于整理国故，考证小说，尽管也有错失，后人看去也难免有浅薄之嫌。但他的成绩却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而在学问方法方面，也能给青年人提供某些借鉴。他的勤奋治学，孜孜不倦，以学问为乐趣的精神，堪为学人楷范。
① 见《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二，第241～242页。
② 《吴敬梓传》，《胡适文存》，卷四，第225页。
③ 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四，第1～2页。
④ 参看《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下册，第507、511～512页。
⑤ 《跋红楼梦考证》（一），见《胡适文存二集》，卷四，第171页。
⑥ 参看《胡适的日记》，下册，第320～323及325页。
⑦ 即《跋红楼梦考证》（一），原载《努力》周报第1期，1922年5月7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四。
⑧ 参看《胡适的日记》，下册，第267页。
⑨ 参看《辨伪举例——蒲松龄的生年考》，张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及胡适的跋，均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卷三，第323～332、393～402页。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问题与主义”之争（1）
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的新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求真理，搬取新的思想武器。各种新思想像潮水般涌进中国。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也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间开始传播。“五四”、“六三”以后，工人罢工，商界罢市，斗争日趋深入，马克思主义开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而以《新青年》团体为中心形成的新文化统一战线，也开始发生分化。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①这便是统一战线开始分化的一个标志，也是胡适“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个回合”。②
胡适本来是一个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