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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年胡适自己倒没有这个矛盾。他在写《说儒》的前后，在给孔子作历史评价的同时，照样直认不讳自己打孔家店的业绩。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里，胡适理直气壮地说：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孔子的再评价（2）
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⑨
这就把五四时期“打孔家店”的意义说得很透彻，不仅不是什么需要遮掩的过失，而且是反对偶像，解放思想的大功业。没有当日“打孔家店”，哪来今日的新文化？稍后，在《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一文里，胡适又说：“人才之缺乏，不自今日始，孔家店之倒也，也不自今日始也。……我们打孔家店，及今回想，真同打死老虎，既不能居功，亦不足言罪也！”⑩他也没有否认“打孔家店”的事。
胡适作《说儒》文后不久，国民党政府明令规定8月27日孔子诞辰为“国定纪念日”，全国奉命举行规模盛大的“孔诞纪念会”。政府中人说，“这是倡导国民培养精神上之人格”，以为如此可以“奋起国民之精神，恢复民族的自信”。胡适对政府的这一措施十分反感，专门作《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篇大文章，斥责国民党当政的领袖是“做戏无法，出个菩萨”，是一种可怜而不可恕的“愚笨”行径。
《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可以说也是一篇反对尊孔的皇皇大论。胡适先举出明清三五百年的历史来作证，“那些时代，孔子是年年祭的，《论语》、《孝经》、《大学》是村学儿童人人读的，还有士大夫讲理学的风气哩！”但是，祭孔尊孔，究竟“何补于当时的惨酷的社会，贪污的政治？”接着，他又举出最近二三十年比那拜孔夫子的时代高明、进步的事实，如“废除了三千年的太监，一千年的小脚，六百年的八股，四五百年的男娼，五千年的酷刑”；还有帝制的推翻，教育的革新，家庭的变化，社会风俗的改革，政治组织的新试验等五个大方面的成绩。这些，都是“不曾借重孔夫子而居然做到的伟大进步”。胡适指出，“这20年的一点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了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如果在这样的进步面前，反而开倒车，——
反倒唉声叹气，发思古之幽情，痛惜今之不如古，梦想从那“荆棘丛生，檐角倾斜”的大成殿里抬出孔圣人来“卫我宗邦，保我族类”！这岂不是天下古今最可怪笑的愚笨吗？
写于同一时期的两篇文章，《说儒》和《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篇尊崇历史人物孔子，给孔子的思想事业以客观的历史评价；一篇反对以孔子为偶像，抨击国民党政府尊孔祭孔的开倒车行径。尽管两文都不无可议之处，但又都是同一个胡适的，也并非矛盾的认识；而且，这样把历史的孔子和偶像的孔子，分别对待，也许更实际，更有益罢！
①陈独秀《答佩剑青年》（1917年3月1日），见《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1版，第660页。（三版注）
②陈独秀《再答常乃德》（1917年2月1日），见同上书第649页。（三版注）
③吴虞《致陈独秀》，载《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2月1日出版。（三版注）
④《说儒》原载1934年出版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第3分，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本节所引文字，系根据1937年4月3版。
关于《说儒》一文，胡适在给陈之藩的一封信里说：“关于‘孔家店’，我向来不主张轻视或武断的抹杀。你看见了我的《说儒》篇吗？那是很重视孔子的历史地位的。”（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下册，第352页。
）（三版补注）
⑤同上书第18～19页。
⑥同上书第66页。
⑦参看上书第38～52页。
⑧参看《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第12章的“并不要打倒孔家店”一节，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8～263页。
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作于1929年11月29日。引文见《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8月4版第124页。
⑩此文作于1932年9月7日。引文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第522页。
据1934年8月30日《申报》记载：“廿七日本市各界在文庙举行孔诞纪念会，到党政机关，及各界代表一千余人。有大同乐会演奏中和韶乐二章，所用乐器因欲扩大音量起见，不分古今，凡属国乐器，一律配入，共40种。其谱一仍旧贯，并未变动。聆其节奏，庄严肃穆，不同凡响，令人悠然起敬，如亲三代以上之承平雅颂，亦即我国民族性酷爱和平之表示也。……”
此文作于1934年9月3日，距《说儒》写成仅三个半月。载《独立评论》第117号，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第506～512页。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南游的风波（1）
1935年1月，胡适因接受香港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到南方游历讲学。
1月4日早晨，船到香港时，天还未明。胡适站在甲板上眺望。他是第一次来南方，又是平生第一次接受荣誉学位，自然心境很好。看那晨雾中满山的灯火，真像一天繁星在闪烁，清朗而又宁静。登岸以后，驱车住进香港大学副校长韩耐儿（SirWilliamHorell）的家；又有港大文学院长佛斯脱（Dr。L。Forster）代为排定日程，陪同游览，胡适颇为惬意，对香港的海光山色也颇多赞美。他写道：
韩校长的家在半山，港大也在半山，在山上望见海湾，望见远近的岛屿，气象比青岛大连更壮丽。香港的山虽不算很高，但几面都靠海，山和海水的接近，是这里风景的特色。……阳历的一月正是香港最好的天气。满山都是绿叶，到处可以看见很浓绝的鲜花；我们久居北方的人，到这里真有“赶上春了”的快乐。①
胡适喜欢演说，朋友们常笑他“卖膏药”。这次在香港，因心情快慰，演说“卖膏药”便更起劲，一共只住五天，便讲演了五次，三次用英文，两次用国语。演讲的内容，也还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谈教育，谈新文化，提倡白话，反对文言，反对尊孔读经。他列举了五大理由，劝告香港的教育家“一致的改用国语课本”
；他也很关切香港大学中文教学的改革问题。
胡适这次到香港，还准备去广州。南下之前，广州的中山大学、岭南大学都邀请他去讲学；他也曾函请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吴康先生代作“广州总指挥”，代为排定日程。除中山和岭南各两次讲演之外，还有第一女子中学、青年会、欧美同学会等，计划四天中差不多要讲十次。中大校长邹鲁还专门出了布告，全校停课两天，以便学生去听胡氏的演讲；青年会出卖听讲券，一个下午便卖出了两千多张。
不料，胡适竟因讲演惹来麻烦，使他的南游发生了一点风波。1月6日下午，他在香港华侨教育会演讲，公然攻击广东当局尊孔读经的主张，说：
现在广东很多人反对语体文，主张用古文，不但古文，而且还提倡读经书，我真不懂。因为广州是革命策源地，为什么别的地方已经风起云涌了，而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尚且守旧如此。②
读经是广东军阀陈济棠的政策，并且曾经西南政务会议正式通令西南各省。因此，胡适的讲话记录在广州报纸上登出以后，便引起了风波，可胡适自己还蒙在鼓里。
1月9日早晨，他高高兴兴由香港来到广州，住进新亚酒店。一看广州报纸，他才知道西南政务会议开会，已经有人提起他在香港演说反对广东的读经政策；不一会，又接到吴康送来的信，说“此间党部对先生在港言论不满，拟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这一天，中山大学邹鲁校长又发布告，停止胡适在该校的演讲，学校照常上课。
党部不满，演讲取消，还要胡适“快车离省”，风波来势不小呢！但胡适是第一次来广州。吃了闭门羹，又遭逐客令，实在不甘心。他心里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却偏要去拜会这位“南天王”陈济棠总司令。一见面，陈济棠便很不客气地对胡适说：
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③
陈济棠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生产建设可以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但“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这就是他主张读经祀孔的理论。胡适当面即很客气地批驳了陈济棠的主张，说：
依我的看法，伯南先生（按，陈济棠字伯南）的主张和我的主张只有一点不同。我们都要那个“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
生产建设须要科学，做人须要读经祀孔，这是“二本”之学。我个人的看法是：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这是“一本”之学。④
“南天王”听了很不高兴，严厉地睁着两眼，大骂“你们都是忘本”！又骂教育“都是亡国教育”。胡适又平心静气地说了他的意见。陈济棠虽然生气，却不好发作，谈话自然不欢而散。
胡适在广州不能“卖膏药”了，便索性玩玩，游览黄花岗、观音山、鱼珠炮台、六榕寺、镇海楼、中山纪念塔和纪念堂等，广州的名胜都游遍了。恰好这时得到广西当局白崇禧、黄旭初的“专电欢迎”，⑤胡适便乘飞机离开广州，到广西游览讲学去了。
胡适走的那天，有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直及教员李沧萍、钟应梅等三教授，联名致电广东省党、政、军、警、宪各首脑，要求将胡适截回，“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诛少正卯可也”；他们又致电广西省党、政、军、学首脑，要求将胡适“截留，径付执宪，庶几乱臣贼子，稍知警悚矣”。如此杀气腾腾，竟是文人的手笔。但事情也极富有戏剧性，电文中列名的李沧萍教授，事前并未与闻，事后曾发表谈话否认列名的事。可见是别人冒名拉，以壮复古派的阵势。不料弄巧成拙，倒被胡适奚落了一番，并记在《南游杂忆》里，成了复古派的一桩笑柄。⑥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南游的风波（2）
1月11日下午，胡适飞抵广西。他在广西受到的接待，与广州的冷遇，恰成鲜明对照。不仅广西大学的校长马君武先生，原是胡适在中国公学的老师，校中还有许多教职员是中公的老同学，罗文干、罗隆基等是谈“好政府”和“新月”的好朋友，他们都自然热诚欢迎；就是白崇禧，也礼贤下士，多次力劝胡适改船期，在广西多玩几天。胡适便痛痛快快在广西游览了十四天，坐飞机飞来飞去，游遍了梧州、南宁、武鸣、柳州、桂林、阳朔等处的名山胜水；沿途又大“卖膏药”，讲演十余次。他对广西的印象极好，自己的心情也极好，故大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