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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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传- 第7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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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⑧他们一方面否定或贬低胡适,说他“未曾在十年代中对思想运动吹过什么风”,不是什么“播种者”;而他侮蔑中国文化,则“是文化买办在洋大人面前讨好的表现”,因而骂之有理。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力推崇陈独秀,认定陈独秀才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他们自然也抓住了历史事实的一些片面,而与他们各自的历史因素大约也是不无关系的罢。
    这场中西文化论战的暴风雨,在胡适进了医院以后愈演愈烈,双方都写了不少文章,气氛相当紧张。胡适虽然素来号称修养好,毕竟也具七情六欲,也难于抑制心头的愤懑与烦忧。他甚至病也懒得养了。12月17日,他在病床上度过71岁(实足70岁)的生日。次年1月10日,他便出院了,仍借住在福州街26号,以病老残年,经受着残冬的暴风雨的袭击。
    据杨树人回忆,有一天下午,胡适叫他去福州街26号,商谈一件公事。事毕之后,胡适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杂志,翻开来给杨看,并且拿起圆珠笔指着那篇文章说:
    你看,这说的什么,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的一篇!
    胡适一面说,一面用笔把他批评的地方画出来,已是很不开心。他再翻开另一长篇,更不断的说,不住的画,脸色苍白,心情更为激愤。末了,他指着这文章说:“真是下流!”⑨旧历春节以后,他又一次愤愤地对杨树人说:
    他们要围剿我胡适,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在“围剿”与欢会中倒下(2)
    我不懂,我胡适住在台北,与他们有什么坏处!⑩风烛残年,心脏病尚未痊愈的胡适,怎么经得起这样的风雨,这样的激愤啊!
    1962年2月24日上午,胡适离开福州街,去南港中央研究院,主持将在蔡元培馆召开的第五次院士会议。这天,他心情颇愉快。因为这次到会的院士比较多,在国外的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骝等,也都陆续到达。吴女士是他任中国公学校长时的学生;吴大猷则是他的学生饶毓泰任教南开大学时的弟子,而杨振宁、李政道两位院士又是吴大猷的学生。胡适尽管主张“全盘西化”,而他自己却实在不脱中国士大夫的习气。教书几十年,桃李满天下,他还喜欢拉点师承出身的关系哩。海外几位知名的学人,回台湾参加院士会,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想看看胡适先生和其他朋友;而胡适又怎么能不高兴呢?
    上午,胡适主持院士会,进行完了全部议程,选出了七位新院士。中午,他又招待院士们午餐。下午五时举行酒会,欢迎招待新、老院士,原定胡适不参加。但他兴致甚高,喜欢热闹,愿意亲自招待客人。他很早就到场了,忙着和院士来宾谈天,与记者们打趣,大家还趁机与他合影一张。有人便因此同他开玩笑,说院长成了“明星”啦。胡适便也很开心地大笑起来。在酒会上,他又轻松愉快地致辞,说:
    几年前我就对朋友说过,自己虽然对物理学一窍不通,但是有两位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位是吴健雄,一位是饶毓泰。我虽不教他们物理,他们自己努力成了大名。可是今天几位海外院士中午相聚时,两位吴博士谈排行,吴健雄说:“我高一辈,该叫师叔。”原来吴大猷先生还是饶毓泰的学生,而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这么一来,我的第二、第三代是三位物理学家,我的第四代还得了诺贝尔奖金呢。我虽然对物理不通,但是非常得意。
    胡适讲话时,人们看到他似乎有些疲乏;然而他是那样快活,微笑一直挂在他的嘴边,以致都忘记了他是刚出院不久的患着心脏病的老人!
    接着,胡适请院士们讲话。有人涉及到科学能不能在中国生根的问题,有的悲观,有的乐观。持悲观论的人顺便提到胡适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招致围剿的事,使欢快的酒会顿时笼罩了无形的阴霾。胡适是赞成乐观的;然而对于“围剿”,他难免又生气,却尽量抑制着情感,说:
    我去年说了廿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他,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说这番话的时候,胡适显得很激动。他已经感到不适,还勉强支持到酒会结束。
    他正移步往会场外边走,又与宾客、记者寒暄了几句。走到会场中部的时候,他忽然脸色变了,倾身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医生急救也无效。在这欢乐的酒会结束时,胡适竟因心脏病猝发而与世长辞了。终年七十有二。
    ①胡适1961年9月3日致李书华信,叙他这年病况颇详,中说:
    我是2月25日夜抬上汽车,抬进台大医院的急救处的。我在医院住了56天,出院后就在台北借房子住了两个月(因为南港附近没有医院)。到七月初又因肠炎,大闹水泻,泻的水分干了,影响心脏,血压低到74,半天上不去。……总之我们都老了,机件都不够完好了。
    由此可见他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已成问题了。见李书华作《胡适之先生生平及其贡献》,载台北《大陆杂志》第24卷第10期。
    ②胡适的这次演说,有自写的英文稿,未见。当时台湾各报的译文,未经胡氏校阅,难免挂漏和歧异。后经徐高阮译为中文,经胡适校过,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2期,1961年12月出版。
    ③见徐复观的《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一文,载香港《民主评论》第12卷第24期。
    ④李敖的《播种者胡适》,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3期,1962年1月出版;
    后收入他的《胡适研究》一书,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3月初版。
    ⑤李敖在《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一文中说:
    谈到目前捧胡和骂胡的人,可分六派:在捧胡的人中有(1)文章派,毛子水是也;
    (2)诗歌派,劳干是也;(3)行动派,某校长夫人是也;骂胡的人中也有三派,(4)叫骂派,徐复观是也;(5)栽赃派,《胡适与国运》作者是也;(6)翻案派,本文所拟答复的两位先生是也。”(按,指叶青[任卓宣]与郑学稼)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5期,1962年3月出版。
    ⑥李敖自己在《胡适研究前记》中说:“我知道我这篇《播种者胡适》会三面不讨好:骂胡的人会说我捧胡,捧胡的人会说我骂胡,胡适本人也会对我不开心,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见该书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3月版;又载《文星》杂志第13卷5期,1964年3月出版。
    ⑦胡秋原的文章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3期,1962年1月出版。
    ⑧叶青的《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载台北《政治评论》第7卷第10期,1962年1月25日出版。郑学稼的《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4期,1962年2月1日出版。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在“围剿”与欢会中倒下(3)
    ⑨参看杨树人《回忆一颗大星的陨落——记胡适之先生最后的三年》,载台北《文星》杂志第13卷第4期(总76期),1964年2月1日出版。杨文并未指明胡适所批评的是何种杂志,何人文章。而李敖在《文星》第77期刊登的《“胡适研究”前记》一文里,却承认杨文“里面有一段写胡适先生对《播种者胡适》的不高兴”,承认胡适指为“轻佻浮薄”的一篇是他李敖的文章。可见胡适也认为李敖是“捧”胡的,但捧而不得其道,故又说他“轻佻浮薄”,“瞎闹”,用语相当严厉!据此,则可知胡适指为“下流”的长篇,便是胡秋原的文章了。
    ⑩同注⑨。
    参看吴大猷先生1962年2月24日在台北中研院欢迎院士会中的讲词及后记,载台北《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3期;讲词题为“胡适之先生和中国科学的发展”,系该刊编者加上的。
    胡适在这次酒会上的讲词,有几种记录,均不及经胡氏校正了。此处引文是根据《台湾新生报》记者所采写的《最后的酒会,光辉的终结——记胡适院长最后主持的院士欢聚酒会》一文的记录,载该报1962年2月25日。这个纪录也许难免有误,不及后来整理的完善,但较接近口语,很少修饰加工的痕迹,又是最早的记载,可能更接近真实一些。
    另有吴相湘作《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民国百人传》第1册)所录胡适的这段讲词,修改痕迹较明显,也不像讲话的语气了。已引录在本书第9章47则注⑩里,读者可以参看。另有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书所引胡适的这段讲词,虽经修饰,还比较完善,引录如下,以供参校:
    我今天还可以讲一个故事。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0册,第3898~3899页)
    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第3901页。

第十四部分:传 余丧葬
    胡适去世的当天晚上,即组成治丧委员会,陈诚为主任委员;张群、王云五、朱家骅、蒋梦麟、王世杰、黄季陆为副主任委员;于右任、蒋经国等为委员,共103人。
    灵堂设在台北市极乐殡仪馆。胡适的遗体安放在冷杉木特制的灵柩里,身着蓝色长袍,黑色马褂,脚穿布鞋。遗体上覆盖着北京大学校旗。蒋介石亲往祭吊,并亲书挽联一副,辞曰:适之先生千古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中正敬挽这确切地概括了胡适一生复杂思想和经历的挽联,悬挂在灵堂中央。治丧委员会收到各界人士送的挽联挽幛八百余件,其中如:
    微老夫子,倡白话;此日儿童,仍须皓首穷经,从字纸堆中,去埋头嚼句。
    无新文化,主改革;长兹华裔,安能小心求证,到科学园里,来植树生根。
    先生去了,黄泉如遇曹雪芹,问他红楼梦底事?
    后辈知道,今世幸有胡适之,教人白话做文章。
    孟真死于闹,今公死于,行在纵多才,何堪如此?
    共党既骂之,国人又骂之,容身无片土,天乎痛哉!
    前往灵堂瞻仰遗容的市民络绎不绝,殡仪馆前几天内人流不息。
    3月2日,陈诚率治丧委员会全体委员举行公祭,参加公祭的有75个单位;此外,有各界名流、军人、学生、平民、家庭妇女及驻台外交人士等前往致祭,瞻仰遗容,与胡适博士告别,总计达38000余人。下午2时大殓。3时启灵出殡。从台北市到南港的马路两旁自动来送殡者多不胜计。灵车开至松山以后,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户户路祭,直到南港,一路鞭炮声不断。据目击的记者估计,自胡适逝世到出殡,前往祭吊和路祭送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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