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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鲍尔默“救火”的方式是敦促日本参加“政府安全项目”，免费获取Windows的源代码，同时使相关官员接受有针对性的培训。但鲍尔默的计划并未成功，日本并未同意加入“政府安全项目”，日本相关政府官员此前曾在公开场合表示研发一种新的操作系统软件势在必行。
同时，微软的“源码备用方案”并不为各国政府所承认，因为以Linux为首的开源软件除了价格更低之外，更能面向计算机硬件实行底层操作，具有更高的安全性。为此，中、日、韩三方联盟的官员强烈呼吁政府购买开放源代码的软件。
除此之外，他们还呼吁政府为一些试验项目提供资金、建立开放源代码软件的质量认证中心。据中科院院士倪光南透露：为将上述呼吁落到实处，该联盟的管理机构将独立于目前已有的政府出资建立的组织，并从2004年3月份开始先后在北京、札幌和汉城举行一系列后续会议。
（二）兑现承诺
与年初盖茨来中国之行签署“源码备用方案”相比，鲍尔默此行沉寂许多。面对中国政府，鲍尔默公关中国政府的手段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通过签署与中软的全球合作协议和教育部签署关于基础教育的合作协议，逐步实现对中国包括去年62亿大单在内的承诺，以缓和微软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达到瓦解此联盟的目的。
2003年11月20日，鲍尔默出席了中软与微软的联合发布会，并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决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人才培养、软件开发、市场营销、企业协议、培训认证及软件外包服务等方面进行合作。
这实际上是鲍尔默对2002年6月份62亿大单的承诺的兑现。当时，鲍尔默曾许诺：在未来3年内，微软将为中国本土企业提供总价超过7亿美元的软件开发、服务外包订单和基于嵌入式软件的硬件产品出口订单。
就在同一天，鲍尔默还出席了微软与教育部的合作仪式，微软决定出资1000万美元，资助中国边远地区的中小学教育。
此计划是2002年与教育部签署的“长城计划”的一部分。当时鲍尔默承诺：3年内向中国教育界投资、赞助和捐赠至少3亿元人民币。当时微软亚洲研究院就分别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签署了以资金、人才、教材、学术交流、学生实习、国际合作等形式合办软件学院的协议。
但此次与2002年“长城计划”的区别是：2002年“长城计划”实施主要针对中国高等教育，2003年主要针对中小学教育，也即是基础教育。而据微软介绍：微软针对中小学的投资也将很快落到实处。
事实上，微软自今年初以来正在逐步实现其对中国的承诺。2003年2月份，盖茨签订与中国的源码备用方案，解除中国政府对于微软产品安全性的担忧。7月25日，微软成立中国信息安全产品测评认证中心源代码查看实验室，七家特许单位可以查看微软的源代码进行研究与合作。
随后，微软将第一个海外技术中心设在中国，成立中国技术中心，它为中国的IT企业提供技术咨询和支持，并且不以盈利为目的。“上海滩事件”之后，微软加大与中国基础教育界的合作，推出面向低端职业教育的软件课程，并制作大量课件、幻灯片。
鲍尔默与教育部签署针对中小学的合作计划与微软兵败上海滩有关：通过对中国基础教育的支持，消除“上海滩事件”影响。微软2003年4月曾发函上海市教委，要求没有获得微软Office授权的上海中小学全部购买正版的Office产品。微软的政策引起了上海市中、小学及上海市教委的强烈反弹：在上海市所有中小学机器上卸载微软Office，转而采购国产软件WPS。这被称为上海滩事件。
鲍尔默此行尽管“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其通过兑现承诺以强化中国布局的决心却显而易见。
鲍尔默兑现对中国的承诺的意义不止于此：通过兑现对中国政府的承诺，并通过促使日本加入其“政府安全项目”，对中、日、韩三国Linux联盟实行各个击破，最终让三国Linux联盟全线溃退。但这种做法，并未获得地方政府的认同。
（三）布局中国
微软高层每次来华之前都会设定外界对其的“印象值”。鲍尔默此次来华前，微软就开始向作者传达这样的信息：此次例行访问是为了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承诺。但有消息传：鲍尔默此行的真实目的是整肃微软大中华区人事管理，强化总部对大中华区的直接监管。
其身份以及微软中国高层此时正处于大动荡的时节印证了这种看法。在鲍尔默此行的陪行人员中，作者并没有看到微软中国的总裁唐骏，而陪伴鲍尔默左右的是今年9月继任微软大中华区的总裁陈永正。就在当天，唐骏离开微软转投一家Linux厂商的消息成为会场作者讨论的热点。时间进入2003年，微软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掌控，体现了其对中国重视程度的加强。7月初，微软进行全球组织架构调整时，微软就不断加重中国区的权重；9月份，陈永正空降微软，台湾、香港、大陆两岸三地统归微软大中华区总裁陈永正管辖，在大中华区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以中国事务为核心的格局。
9月中旬，包括微软7大业务线中，近30位高级副总裁同时“感受中国”，要求微软上下一致重视中国市场。9月底，微软宣布一个重大的决定：由微软所有的副总裁组成“中国咨询委员会”直接“遥控”大中华区的工作。陈永正表示：中国咨询委员会每季度开一次会，把中国策略的执行或者遇到的问题，向美国总部做直接的沟通。
10月份，微软决定取消微软中国架构，唐骏将在微软总部重新分配工作。在新的微软全球组织架构中，微软大中华区跳出亚太区的控制并与之平级，成为继日本之后第二个被单独拿出来由微软总部管理的亚洲市场，微软大中华区总裁陈永正直接向微软总部汇报。
通过一系列措施，微软已经完成了大中华区的新布局，中国事务得到微软前所未有的重视，鲍尔默于此时访问中国，兑现对中国的承诺是其任务之一，同时，鲍尔默还将布局大中华区事务。鲍尔默下机的当晚，陈永正即向鲍尔默汇报其上任2个多月来的工作情况。
此时，取消微软中国组织架构已成定局，没有定下来的只是唐骏是在微软内部重新分配工作还是离开微软。
唐骏
如何走到今天？我想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最难忘的少小时的记忆和最珍贵的打工经历，在我需要作出判断与决策时，每每会指引着我，产生奇妙的、不可思议的作用。
我还清楚的记得，小时候，我的爸爸妈妈想得那么遥远，我和哥哥十来岁就要盖房子，这段经历是磨炼，也是苦难。十二三岁是什么年纪？是开始关注异性、也渴望得到异性关注的一个年纪，而我们却要在精神和体力上忍受那么多。
盖房子最开始的工作是由我和大哥唐政一起完成的，父母都要上班。然后是包工头进驻，完成剩下的工作。
我结婚就是在常州老房子里结的，那时候我正在日本留学，刚刚留学一年，我带着女朋友从日本回到常州，摆了很多酒席。那热闹场面，父母的兴奋，新娘子的纯情，亲朋好友席上的觥筹交错，我现在还记得十分清楚。
婚后，我跟新娘子提起当年修房子的旧事，新娘子笑了：你家人看得真远，想象力真丰富。那样的记忆，历久弥新，现在我与妻子开玩笑还会提起。
但修房子时所历经的苦难，却不似玩笑那么轻松。所以，我现在做任何计划，工作、人生、发展，从来不超过三年，三年以外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因为世界变得太快，现在就跟自己说若干年后该如何如何，反而是一种阻碍。计划越长远，就越没有可行性。
当然，我的童年不仅仅只有修房子的苦难，也有让我得意的事情。在小学里，我当过红小兵、小队长、中队长，还担任过大队长。红小兵是起点，大队长是“仕途”的顶点。看来，在小学里我的“仕途”颇为顺利，一点不像在初中的经历那么不顺利，也不像我成人后的经历，波澜壮阔，坎坷曲折。
那时虽然是个领导，但并不组织什么活动。现在我很奇怪：那时候自己为什么没有组织什么活动呢？也有一些活动，是到街头、乡下演出，但都是老师组织的。在那个混乱年代，我在小学里参加的活动与平常岁月没有什么区别。这让我很奇怪，一点也不像现在的我嘛。
中学时我“仕途”不顺，开始变得自暴自弃起来。好在大哥的“金榜题名”激励了我，记得那时我还是着实的认真了一把的。可是，我的语文很差，高考只得了59分，落到了第五志愿。我只能进北京邮电大学。在北邮，我经常不去上课，那时候也没有任何的社团活动，好动的我没有用武之地，日子平淡无聊，像杯白开水。也许大家都知道我还留过学，但是我想说，我争取留学名额的过程，远远比留学这一事件本身更能激励现在的我。
我那时在北京邮电上学，花了两年时间考研究生，考了全校第一，当时每个重点院校有两个名额可以保送到美国，但我却没被保上。我不甘心就这样，然后四处打听，打听到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还有一个空的名额，我就去北广找老师，说想把学籍从北邮转到北广来。经过复杂的转学手续转到了北广，我就向老师说想出国留学，但是老师说，申报名额已经交到国家教育局了，时间已经耽搁了。我就去找国家教育部出国留学司司长，他说已经审批完了，现在来不及了。我那时候很失望，但我不想放弃，不想以前的努力就这么白费了。于是我就想了一个很简单很笨的办法：我开始去国家教育局“上班”，上班地点是教育局门口。
司长早上来上班的时候，我就迎上去说：“司长好，来上班了？”
中午司长出门去对面食堂吃饭的时候，我就说：“司长吃饭啦，吃好点哈！”
司长吃饭回来的时候，我就说：“司长吃完了，还有点时间，你可以午睡一会！”
下午下班的时候，我说：“司长下班了。”
就这样一天两天，司长很奇怪什么时候教育局门口多了个保安，还只给他打招呼。你们知道，人那，不怕被人恨，被人凶，就怕被人盯上，司长开始不得劲了。我倒无所谓，我还有四个月才毕业，这段时间我正好没地方去，就可以天天到教育厅来“上班”，感觉也很气派，来国家教育厅上班。
到第五天的时候，司长撑不住了，中午我照样说：“司长吃完啦，还有点时间可以午睡一下。”司长说：“我不午睡了，你跟我上来一下。”进了司长办公室，司长问：“你干嘛的？”我就说明了原因。司长什么也没说。
第六天我照样过去“上班”，中午的时候又被叫进去，司长给了我一堆资料说这些你填一下，我就拿回去填。
第七天，司长给了我一张纸，说这是你一直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