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省政府调研室的同志亲赴该地区深入调研。当省长看到那一大叠令人揪心的数据，看到那一幅幅村民在艰苦环境中生活的画面，马上作出批示：洮南市按省给贫困县待遇，由省里拨出专款给每个村打一眼深水井，解决人畜饮水问题；给予资金扶持，计划项目支持，让县里干部定点扶贫；在政策上向该地区倾斜，大力扶持发展牧业和山杏植树，将全省植树项目款的六分之一（6万元）拨给洮南胡力吐乡；鼓励乡民们进城务工和移民。一年后，也就是2005年9月15日，又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大好季节。王维忠再次来到洮南市进行第二次调研。这次他特意选择了该地区最贫困的胡力吐乡。结果他发现，这儿的情况已明显改善。更令他高兴的是，由于雨量多，庄稼长势好，今年是近十年最好的一年。但是，王维忠很快又紧锁起来愁眉：尽管有时天公可以作美，但这里还是难以摆脱十年九旱和经济贫困的面貌。他全面分析了该乡之所以贫困的主要原因：丧失劳动能力的占贫困户的44％；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占92％；因灾致贫的占328％；子女上学，巨额支出的占51％；婚丧嫁娶，子女不反哺，道德低下，“娶了媳妇穷了爹，得了儿子苦了爹的”占38％；其他的占5％。当他了解到半山区缺水是致命的贫困原因后，又以多种方式向当地有关部门呼吁：应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尽快实施北水南调工程；此处的白沙滩电灌站尽管已由国家批准立项，但动作太迟缓，应该尽快实施；大力发展哈达山电灌站计划，以便解决灌溉用水和能源短缺问题；大安西部有一处经过论证很适合建风力发电站，可解决能量短缺的问题。经实地考察后，他又指出，本地区农民致富的最佳途径就是大力发展畜牧业。他看到，当年王云坤书记视察过的富文村，由于发展畜牧业，年人均收入达7000多元，成为小康型村屯的典型；洮南北部半山区的干部和农民都有养殖的积极性，乡干部也一致认为养殖业是使农民摆脱贫困、走上发财致富路的最重要途径。但是，这里的农民缺乏启动资金，使致富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事。地方的农行和信用社，因为看到农民太穷而担心收不回来贷款而“嫌贫爱富”，制约了畜牧养殖业的发展。政府如何从实际上帮助农民走出困境呢？王维忠认为，首次应是劳务输出，引导农民走出去务工挣钱；其次是拓宽农民的思路，引进耐旱、经济效益好的经济作物和果树类等适合半山区生长的作物；当地政府应尽快普及大病救治性合作医疗，减轻农民医疗负担，防止因病致贫的情况再发生。在他的大力呼吁下，胡力吐乡很快建立了五个劳务输出基地，现已有2300多人外出打工。他指出，更重要的做法是：从长远来看，这里“不适合人类居住”，应该考虑移民搬迁。该地区原有9个乡镇，需要搬迁的有5个乡镇，但往哪搬？房子如何解决？王维忠又从该市、乡（镇）干部提供的一条信息受到启发：平原地带的黑水乡有一靶场，占用大面积良田，在北部40公里外还有一个靶场，如果将黑水靶场建中心乡镇，安置移民，这是一个最佳方案，但需要多方作协调工作。完成移民搬迁后，留少数农民种植山杏、植被山林，同时兼顾发展畜牧业，可以一改洮南北部半山区的生态环境和落后面貌。这次调研回来后，王维忠又以大量事例、详尽的数据，写了一份题为“洮南北部半山区脱贫的思路”调研报告，并指出，吉林省农民脱贫致富的最大难点在洮南北部半山区，最好办法是迁移出“不适合人类居住”区域的农民；最佳地点是黑水靶场，最方便的是将黑水靶场合并入平台靶场或与北部半山区择地置换。为了让国家及吉林省尽快关注这里的贫穷落后状况，王维忠还曾四次邀请新华社的记者前往实地采访，以媒体的力量来呼吁全社会关注这里的父老乡亲。
为农民说实话（3）
2005年3月5日，新华社记者李亚彪、陈芳、肖敏等人，经过深入采访后，发表了题为“让和谐社会的阳光照到每一个角落”的报道。
新华社的报道和王维忠的报告，引起了吉林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很多问题后来也都一一得到较好的落实。不久，吉林省政府筹备了六千多万元补助给偏远地区贫困农民。王维忠心系洮南北部半山区贫困乡民的义举，不但受到中央、省内的许多“三农”专家学者的好评，更令那些已受到实惠、正在当地各级政府的指引下有条不紊地走上致富之路的农民兄弟感激不已，他们说：“我们这些农民有今天的好生活，最感谢的人就是王维忠代表！”
为农民讨权益（1）
“为什么我的眼睛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正因为自己是农民的儿子，正因为对养育自己的乡村沃土爱得太深，正因为对生活在乡村中的父老乡亲怀有深厚感情，所以，自从1998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王维忠每年的调研重点都离不开农村，每年深入乡村的时间都不少于一个月。无论是凛冽寒冬，还是炎炎盛夏，在吉林省的乡村，特别是偏远和贫困地区，总会出现王维忠的身影。难怪有很多农民和乡镇干部一提到王代表，都会不约而同地竖起大拇指，由衷地称赞：“王代表简直成了农村专家，许多农村情况比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人还清楚。”对于农民，王维忠最关心的是他们的贫困、福利保障、农业的收成以及农村的法律和法规的完善等实际问题。2003年春天，就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三农”问题，王维忠先后对吉林省的松原市扶余县，白城市大安县，吉林市蛟河县、白山市、通化市等七市七县（市）及十六个乡镇多个乡村进行了调研。调研重点是目前“三农”中存在的问题，用视察、座谈、讨论及书面材料等形式，鼓励与会者畅所欲言。王维忠对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因素进行深入研究，抓住了农村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建议，使国家有关部门很快采取措施，促进了建设小康社会的稳步发展。同年8月，王维忠又对松花江水系治理及应用等问题进行了调研，指出松花江水系在治理过程中防治能力差，造成大量水污染，水质严重下降；国家和地方政府执法不利，特别是国家有关部门对松花江水系治理重视不够，投放资金及治理力度不及长江、黄河、珠江和淮河等，终致引发了几起重大的水污染事件。松花江水系的污染，给其两岸乡村带来很大危害。在王维忠及众多代表的大力呼吁下，国家开始对松花江水系投入巨大资金和力度进行全方位治理，很快取得了成效。2003年7月，王维忠花费两个多月的时间，经调研完成了“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法”的议案后，又于2004年，深入吉林多个乡村，在为期40多天的调研中，他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形成了三个深度调研报告：“认真落实‘一免三补’及对出现问题的思考”、“落实‘一号文件’及对农村暴露出问题的思考”以及“关于农民医疗保障状况的调研”。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发布了“一号文件”，明确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原则和基本思路。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亲民、爱民的具体体现，也是执政为民的最佳写照。特别是2004年对吉林、黑龙江两省试行免去农业税，对农民实施直补和良补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从而使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明显提高，但敏感的王维忠发现，这也引发了一些矛盾。
“一免三补”激发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同时，制约了劳务输出的发展。在外务工的农民大批返回农村；有的农民缺乏法律意识，只把眼睛盯在国家的补贴上，致使村民间，甚至亲属间和兄弟间发生矛盾；也有的农民把钱要到手却不种粮食作物，改种经济作物或干脆撂荒，使闲置劳力再次出现过剩，从而放弃了劳务收入这项更大收入。王维忠听到很多县、乡（镇）干部这样说：农民可爱，绝大多数农民遵纪守法，憨厚实惠，勤劳朴实；农民可怜，他们还很贫困，孩子上学难，医疗条件差，许多人还是文盲加农盲；农民可气，钉子户只享受权利，不愿承担义务，给钱的事争而不让，拿钱的事不干；农民可恨，少数农民不学法，不懂法，有的是法盲，甚至违法犯罪了还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一免三补”的目的是让农民增收、脱贫致富，县、乡村干部认为只靠种地和补贴不会使农民进入小康。在落实“一免三补”政策过程中，有的农民对“一免三补”发给的钱表示淡漠，有的钱刚拿到手，就上街买酒买肉或进赌场去了。农民实际上没得到太多实惠，因为生产用种子、化肥、农药、塑料薄膜等价格高涨，国家发给农民的补贴都转移到生产资料的投资中了。针对“一免三补”实施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王维忠建议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领导在充分肯定“一免三补”的积极作用之后，作一次深入调研，作出决策。同时他建议：组织农民学习技术，鼓励剩余劳动力弃农经商，进城务工，教育他们学习技术，走上富裕的小康之路。在落实“一号文件”及对农村暴露出问题的思考中，王维忠指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事一议缺乏法律效力；《土地承包法》应该作适当修改，规定土地承包30年不变不合理，应规定定期核查和调整土地承包权，让农民确实“耕者有其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应该修改，必须改变“海选”中的“贿选”、“逼选”和“假选”等不正当手段。尽管由于某种原因，目前中国农村存在的问题很多，但我们应看到农村发展的更多优势。要让广大农民彻底脱贫致富，要短时间在全国实现新农村，还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在长期的农村调研工作中，王维忠经过反复思索，认为农村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还是“人才”问题。2004年1月，他特意向吉林省主要领导建议制定并实施《培养农村急需人才规划》。2005年3月，他又在“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三农’问题”的调研报告中指出，农村脱贫致富的最主要原因归纳起来是：需要中央的好政策扶持；需要国家有关部门的大量资金支持；大力培养适合农村的人才，人才是改变农村面貌的第一要素。尽快培养一批来自农村、学成后返回农村，农村能留得住，能直接给“三农”服务的人才，是最实际、最可行的措施。
为农民讨权益（2）
正如王维忠生前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大代表必须与时俱进，必须具有前瞻性和远见性。他所思索和提出的这些现实问题，不久就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得到了印证。2007年10月15日，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人民生活从温饱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但是，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
2005年3月3日，新华社记者陈芳、赵承、陈二厚以“三成婴儿在家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