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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将军与一个时代——读《从战争中走来》
文/王淼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国元帅与将军们的名字已然悄悄淡出了我们的视野——对于张爱萍这个名字，我们这一代同龄人大致还能够知道他是一位开国上将，新中国海军的创始人、以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但也只是仅此而已；而对于比我们更加年轻的那一代人，即便让他说出张爱萍这个名字，恐怕也已经是很困难的事情了。所以，当我读完张爱萍将军的传记《从战争中走来》时，应该说我的心情是非常震惊的，这种震惊不仅仅是因为张将军一生所立下的卓越功勋与走过的曲折道路，同时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如此迅速的遗忘——我们能够记住无数歌星与电影明星的名字，能够记住娱乐圈中各种离奇的绯闻与荒诞的“八卦”，却惟独对那些曾经为共和国的建立抛头颅、洒热血，立下过汗马功劳的英雄们表现得如此冷漠，如果说《从战争中走来》以一位将军的“口述历史”，重现了那一段跌宕起伏的岁月，更重要的，作者也以一种强烈的责任心与使命感，唤醒了不止一代人对那个消逝时代的集体记忆。
这是一部由儿子为父亲撰写的传记，更准确地说，是两代军人之间的精神交流与心灵对话。作为一位职业军人与坚定的革命者，张爱萍将军既是极富理想、敢做敢当的热血男儿，又是桀骜不驯、擅长吟诗作赋的性情中人。正因为他的刚烈的性格与锋芒毕露、处处坚持己见的个性，从投身革命的青年时代开始，张将军即被视为是“共产党里的另类”。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邓小平说他：“军队中有几个人惹不起，你张爱萍，就是一个！”儿子对他的评价是：“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而他本人的座右铭则是：“勿逐名利自蒙耻，要辨真伪羞奴颜！”如果说“性格即命运”，那么，像张将军这样卓尔不群、特立独行的个性，就势必会常常开罪于人，也势必会被每一个时代身不由己地推上政治的风云浪尖。因为张将军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与敢打敢冲的作风，在战争年代，他既不靠人际关系，也不靠投机取巧，他的人生道路虽然多有磕碰，还尚且能够自保，而一旦到了和平时期，张将军的性格就很难适应错综复杂的现实，人生的跌宕起伏就成为他无可避免的个人宿命。
据张将军本人透露，他的一生经历过三个重要的转折阶段，“第一次是在红大学习，打了败仗；第二次是解放战争前期负伤，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生命垂危；第三次，是‘文革’在监狱里。”这三次非同寻常的经历为他提供了反省人生的机会。尤其是十年文革，非人的遭遇让他的思想经过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洗礼，在逆境之中痛定思痛，重新审视自己、审视历史、审视自己的信仰与价值观，张将军才真正认识到伟人政治的可怕，认识到把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毫无保留地交在一个人手上，是何等的可悲，又是何等的不负责任。当然，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的转变，他才能在那个非常时期忍受折磨、坚守自己，“不低头，不检讨，不揭发，保持做人的气节。”并最终喊出了“我谁也不跟，我只跟随真理！”的肺腑之言。
作为一部由儿子写给父亲的传记，《从战争中走来》最大的优点就是行文质朴、直言不讳。它不像文人的创作，更像素材的积累，其中既有弥足珍贵的细节资料，又有鲜为人知的内幕披露，尤其在评价人物方面，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与我们所常见的同类传记迥然有异，显示出作者超人的胆识。当然，或许同样是因为儿子写父亲的缘故，作者在字里行间不乏对父亲的由衷赞美，少有对传主个性的冷静分析，而且，作者流露出的感情色彩过于浓厚，也在不经意间削弱了传记的史料价值，这不能不说是本书存在的一个小小的缺憾。
序 言
想给我的父亲写本书，这个愿望可以追溯到16年前。上世纪的80年代末，在经历了那个动荡的岁月后，我这个总参谋部的战役局局长，一下子清闲下来。那时，我的父亲张爱萍已年届80，从国防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已近两年。我想，不如借此机会请他系统地谈谈自己的人生和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由我记录，编撰成书。我给上级打报告，迟浩田总长批准我一年假，他说：这件事很重要。
我能天天和父亲在一起了。就像两个匆忙赶路的人，放下一切烦忧琐事，静静地回顾走过的旅程。在那些温馨的清晨和黄昏，我们坐在什刹海边那所居住了近40年的四合院里，听他一点一滴地回溯往事。父亲款款而谈，我间或提问，他时而激动，时而感伤。他的经历和情感，拍打着我的心灵，冲刷着我的思绪，我沉浸在不可名状的感动之中。不知不觉间，我为父亲录下了满满一箱磁带。
可是，当我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了40万字的初稿时，我突然发觉，自己距离父亲和他的那个时代还很远很远。就像父亲自己说的：“你就当故事听听吧，搞什么回忆录，书店里有的是，拿下一本，换个名字就行了。”
我才明白，面对的父亲的人生，是一座大山，我看见的只是山上的一条小径，一棵树，一块岩石。因为我在仰视。不去探明那个时代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因果缘由，不去开掘和理解那一代人的人生信念和特有的行为方式，概念化、功利化地将局部表象简单地叠加，其结果只能是对他和他们这一代人从整体上的曲解。
我明白，自己在不经意间触动了一座大山。
几年过去。
父亲的生命就像西沉的太阳，我仿佛听见了时钟滴滴答答的催促声，生命在流逝。2003年7月5日，父亲永远的离开了我。作为他的儿子，我是多么希望他能亲自读一读我写的书啊。
但我也老了。转瞬间，自己的前半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早已离开了军队，奔走于江湖之上，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领略风雨。在商海拼打后的迷茫间，在异国漫长黑夜的寂寞里，在与亲人和战友欢聚的酩酊中，在偶尔追怀往事的一刹那，倏然闪过脑海的，常常由此而发的是对自己人生和父亲人生的感悟。如果他的人生像一道激流，这激流也将自己对人生的追怀融入其中。要写他，你就必须是他，这是一项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事业。
就文化现象来看，我把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看作是两个时代。从建党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55年间，姑且称它为革命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则进入了一个市场化的时代。对上一个时代而言，我们今天，同样是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上一个时代建立起来的文化道德体系还能驾驭眼前这匹狂奔的经济野马吗？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信仰？公众又需要什么样的英雄呢？
我的父亲属于前一个时代，他少年时就投身革命，立志改天换地，并果真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改写了中国的历史。我的儿子属于后一个时代，他精通电脑、英语和跨国商务，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这一代人，将走出另外的人生。
我则是跨越了这两个时代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在第一代人的影子里长大，注定了我们没有出息。童年时的模仿，青年时的崇拜，在世界观形成的整个学生时期，以他们的理想为理想，以他们的人生信条为生活准则。父辈的一切，都几乎潜移默化地溶在了我的血液里。顾炎武谈到写书，说“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