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第4节

皖东北，它太小了。如果说它仅是整个淮北根据地的一半的话，那么它在全国18块敌后抗日根据地中，最多只占到三十六分之一。我没有很好地调查过全国其他根据地创建的过程，不知道有多少是和皖东北根据地这样，由几个人单枪匹马开辟出来的，但肯定是有。也许这才是皖东北对他人生的真正意义。这块引领我来到人间的土地，也是我父亲事业和人生走向成熟的起点。

去年，我再次路过这里，一晃间，又8年过去了。从京沪高速转下来，眼前是一条宽达百米双向6车道的高速公路，直达南京。我看了一篇报道，说是当年为了修路，抗法的、聚众的、拦路的，比比皆是。市委书记仇和同志因此受到围攻和责难，劳民伤财，面子工程，说什么的都有，状子一直告到北京。路的尽头是一块巨大的标语牌，刻着这位市委书记的决心：“务实苦干、奋起直追、自强不息！”8年前曾遭村民拦截和袭击的地方是这里吗？已无从考证了。

江山依旧，岁月蹉跎。半个世纪前，父亲曾在这里指挥过一场平定洪泽湖的水上大战，双方300多条船只，把个湖水搅得昏天黑地。父亲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总是将手用力一挥：“哈，打得他稀里哗啦！”

面对这片烟波浩渺的湖水，哪里还能找得到当年的影子？清朝人孙髯翁的长联写得好：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都付与苍烟落照。

在抗日战争的激流中，他是怎样被抛到这里来的呢？

2　元始天尊的弟子们

1935年10月，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终于可以歇息一下了。中央红军进行了改编，以刘志丹的陕北骑兵为基础，组建了第一支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骑兵部队，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骑兵第一团，父亲被任命为团长兼政治委员。这是一支装备精良的铁甲骑兵，相当于现在的机械化部队。可以想像，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组建这样一支部队，中央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对他的人选，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父亲说，他明白这里的分量，“每一个战士，每一匹战马，都是我身上的一块肉。”但就是这样一支中央寄以厚望、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骑兵队伍，在父亲出任后的几个月，却在一次战斗中意外地遭到了失利。

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教训。

2004年，在纪念父亲去世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原兰州军区政委李宣化谈起了与骑兵团有关的一件往事。他说：“那年我去看望爱萍同志，说起到摩托化步兵第八师检查工作，这个师的前身就是当年爱萍首长指挥过的军委骑兵团。当我谈起要求部队继承发扬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时，爱萍同志问，部队知道他当年在陕北青阳岔打败仗的事吗？他告诉我说，讲战史，一定不要回避错误和失败，不管是对谁，都要实事求是。他要求我，告诉部队，一定要把他打了败仗的这件事写在战史上，以警示后人。”

1936年2月，陕北青阳岔，老爷子的“麦城”。

我是为了写这本书专程去那里的。从陕蒙交界的毛乌素沙漠的南端，沿长城故道向东行驶，看到的只有残壁的城墙，它们和破碎的沟壑、断裂的山脊、绵亘的黄沙，纵横交错，浑然一体。据说，当年构筑城墙的土是用米汤和羊血搅拌煮成的。史料记载“若锥过寸，则杀工匠”。就是说，城墙筑好后，用铁钉检测，如钉进一寸，工匠就要人头落地了。以此酷刑来保证筑出来的城墙“硬可砺斧”。但世上哪有能逃得过时间打磨的东西呢？当年辉煌一时的巨大工程，终于沉寂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血腥的传说和干燥劲厉的风沙更增添了周围的原始与荒凉。父亲说的“以警示后人”的战斗，就发生在这里。为配合红军主力东征，父亲率骑兵团一举荡平了盘踞在北部三边地区的马匪武装。仗打的艰苦，但还顺利，全歼了靖边之敌，只是在消灭被当地人称作是“泼跛子”这股骑匪时，副团长霍海元牺牲。部队随即奔赴安边，与蒙汉支队联合作战，现在还留下一首父亲当年在马背上写的诗：“百里扬鞭奏凯归”，兴奋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可能就是这个“奏凯归”吧，在回师途中被游匪打了个埋伏。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八师（原骑兵第一师）师史》记载：“1936年2月下旬，骑兵团在靖边张家畔全歼盐寨子民团。……后在张爱萍率领下，部队转至安边配合蒙汉支队作战。不久，奉命返回瓦窑堡。途经安定县青阳岔的北道川时，遭敌伏击，战马损失三分之一。”

现在看来，当时情况并不很复杂。骑兵团返回瓦窑堡，路经青阳岔时，得知我边区政府被一股游匪给端掉了。枪声就是命令，父亲命一营断后，自己率大部追击。父亲说：“一口气就追出去三十华里，马出的汗把裤角鞋子都打湿了……”这帮游匪见红军穷追不舍，只得丢弃掠来的人和物。这次遭遇战如果到此结束，也就皆大欢喜了。但被俘的干部群众怒不可遏，强烈要求活捉匪首，下面的部队也嗷嗷叫，都说何不趁势端掉敌人的老巢？

父亲回忆说：“我当时是犹豫了一下，连续打下来，部队已经很疲劳了。”但匪巢就在眼前，哪有放过之理？于是一场夺占敌人营垒的攻坚战开始了。这里还有一段插曲，父亲说：“我指挥部队刚越过防护墙，一颗手榴弹落在跟前，吱吱冒烟，躲是不行了，一急，我就喊，你炸不响！果然它就没炸，是个哑弹，真奇了！”打进去后，除了弹药粮秣，俘获的敌人并不多，一查才知道，那个人称炮兵张营的匪首带了他的人马出外游猎去了。所谓游猎就是去抢劫。事后才知道，正巧他返程，听说老巢给端了，就在红军撤回的路边设下了埋伏。又是赶巧，父亲预先安排掩护的那个营偏偏这时又撤离了警戒位置。他们久等大部队不来，不放心，擅自决定向这边靠拢接应。这就给了敌人设伏的条件。

当各种偶然因素相交在一起时，灾难就降临了！

父亲回忆说：“撤下来时，我在队伍后面断后，听到前面有枪声，一惊，驱马上前，一排子枪就扫过来了，打在马身上，把我掀翻，要不是被马压住，命就没了。我的腿部负伤，是事后才知道的。当时只顾得收拢部队，组织反击。”古长城故道上，历代都是强匪出没的地方，这是一股狞匪，凶险之极。父亲说：“后来偷袭在保安的中央机关的就是这伙人，毛泽东都差点成了俘虏。”杨尚昆在他的回忆录里专门记载了这个事件。当然，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懊恼和沮丧是可想而知的。

长征后期，红军到达俄界，父亲所在的三军团红13团划归一军团建制。那天军团通知连以上干部开会，红13团住的远些，父亲是政治委员，带队进会场时，其他部队已经入坐了。主持会议的军团政治部领导人指着他说，看看！你们部队的作风一贯就是稀稀拉拉的……

“什么你们你们的？我一听就来气了。”父亲回忆说：“两个军团之间本来就有些摩擦。我们的衣服是烂的不行了，但并没有迟到啊！怎么就稀拉了？我问，是以先到的为准，还是以表为准？我是不客气。”都是在战场上打红了眼下来的，能吃你这套？脖子一梗，当场两人就干起来了。

“毛泽东、总司令（注：似指朱德。据史料记载，朱此时已离开陕甘支队。此处回忆似有误。）都坐在台上，脸色不好看了。我才不管他这一套呢！回来后，来了个电话，是陈赓接的，彭雪枫这时已经调走了，陈赓接他的团长。陈赓说，找你的。我一听是要调我到政治部工作，就问，干什么？回答是，去当统计干事。我一下子就把电话机给摔了，要撤老子，你他妈就明说！”后来呢？“有什么办法？我带了匹马和一个警卫员报到去了。”我觉得真好玩，说，你是够狼狈的！父亲也笑了：“当时罗荣桓是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是宣传部长，刘晓是组织部长，都是些老熟人。”“他们见我来了都笑了，说这里没什么事可做，你打仗也辛苦了，休息休息挺好嘛！我们就这样，几个人在一起，每天就是搞点东西吃，再就是扯乱谈。一路走到了陕北。”

两个月后，父亲被重新起用，出任军委骑兵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据说是政治局会议上有领导同志提出来，说长征一路过来，多不容易。一个主力团的政治委员，就因为戗戗了几句，说撤就给撤，走了二万五千里，没有功劳，总也有苦劳吧！这件事，后来在反宗派主义倾向时，还成了个典型例子。

父亲当然知道这里的意义，恢复他的职务，不完全是他个人的事情。他把全部精力都投进去，憋足了劲，想争口气的，哪晓得时运不济，偏偏事与愿违，真是大意失荆州啊！

父亲说：“回瓦窑堡后，向张云逸汇报了，军委决定连以上干部开批判会。袁国平主持，一连指导员攻的最凶，因为我当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第二天，军委下令通报全军，对我的处分是撤职查办。周恩来找我谈话说，对你的处分要重一些，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你是中央派到陕北红军的。”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而是又引出了一段更有意味的情节，这才是真正改变了父亲人生的故事。

就在他接受批判自我反省的日子里，他得到通知，立即去见毛泽东主席。

父亲曾很多次谈起过他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

“他看我进来，把书往桌上一扣，怎么！你还不服气？”父亲没有形容毛泽东的表情，但我仍能感受到这单刀直入的开场白所带来的威慑力。

“我没有不服气，我接受处罚。”

“接受处罚？胜败乃兵家常事嘛！对吧？”

“坏了！这句气头上讲的话，怎么这么快就捅到毛泽东这里来了？”

还是两天前，父亲遇到过去在中央苏区共青团共事的一位同志，他讥讽道：“张爱萍，你落马湖这出戏唱得倒不错嘛！”《落马湖》是施公案中的故事，施公率黄天霸等众英雄擒寇，回归半途，不意被落马湖水盗铁臂猿猴李佩所擒。真够挖苦的！年轻人，哪有肯示弱的，这一激，“胜败不过兵家常事”便冲口而出。对方也不饶他：“打了败仗还嘴硬？小心军法处置！”“要杀头，老子伸长脖子等着！”等等，越说越离谱了……

之所以情绪失控，缘由是两人过去就有些过节。在党史上，这位朋友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原中革军委15人成员、二十八个半之一。二十八个半，是指上个世纪20年代，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王明说，在苏联学习的中共同志中，只有二十八个半人是可以被称作为布尔什维克的，这就在党内营造了一个小圈子。这些人回国后，大多被破格安排进重要的领导位置，有些人不免就趾高气扬起来。毛泽东后来说：“中国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几百人在苏联学习，为什么只有二十八个半呢？就是他们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父亲回忆：“这些人跑到苏联后，和王明搞到一起，回来后就不可一世了。不听他的那套就整你，动辄就扣你帽子。我是看不上这个布尔什维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