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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暑录话》每周一期，开初在《民报》刊出，后来供不应求，遂增印八百份道林纸的单页，折叠成八小页的小刊物，送书店代售，销路颇好。刊物出到第十期，特约撰稿人陆续离开了青岛。他们的“避暑原是带手儿的事”，“在青岛都有事作”，暑天一过，“克家早早的就回到乡间，亚平是到各处游览山水，少侯上了北平，伯箫赶回济南……”（注：老舍：《完了》，《避暑录话》第10期。）时令已近深秋，“广东月饼和青岛避暑似乎打不到一块”，刊物于是终刊于第十期。老舍的《完了》就算是《终刊的话》，登在第十期的显著位置上。
老舍很喜欢这个刊物，也很留恋这一年暑假朋友相聚在海滨的生活，他写有《诗三律》抒发了对远去的朋友的纪念。其中第二首、第三首是这样的：
晚风吹雾湿胶州，
群岛微茫孤客愁！
一夏繁华成海市，
几重消息隔渔舟；
不关宠辱诗心苦，
每忆清高文骨遒。
灯影摇摇潮上急，
归来无计遣三秋！
故人南北东西去，
独领江山一片哀！
从此桃源萦客梦，
共谁桑海赏天才？
二更明月潮先后，
万事浮云雁往回：
莫把卖文钱浪掷，
青州瓜熟待君来！
（注：老舍：《诗三律》，《避暑录话》第10期（1935年9月15日）。）
樱海、蛤藻及其它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提出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反共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以“一二·九”学生运动为标志，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
山东大学的进步学生在“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影响下，也展开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山东大学学生抗日救国会，并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推举陈延熙、李声簧等人组成山东大学学生抗日救国会执行委员会，向全国各地发出响应和支援北平学生抗日救亡义举的通电。他们举行示威游行，开展宣传活动。以后，他们又同礼贤中学、铁中、女中等校进步学生联合组成青岛市学生抗日救国会。
一九三六年二月，山东大学开学不久，校方给陈延熙等六人加以“行为不轨”的罪名，强令退学。学生要求校方收回成命，遭到拒绝；学生一怒之下砸了学校办公大楼，宣布罢课。罢课中虽遭到青岛市海军陆战队镇压，多人被捕，但学生坚持斗争达半月之久，终于取得一定胜利，最后以校长赵太侔被撤职结束。（注：见王路宾著《山东大学一段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山东大学校史资料》第1期。）这次罢课，证明山东大学学生们是有力量的，表现了他们蓬勃的斗争精神和爱国热情，同时也暴露出学校当局慑于国民党卖国政府的威压软弱甚至屈从的态度。校方的这种态度使不少进步的教授失望、愤慨；当时洪深、赵少侯等先后向校方提出辞职；老舍目睹这一切，也无意再继续留任。
一九三六年暑假，老舍辞去山东大学的教职，同洪深、赵少侯等先后离开山东大学。
一九三六年夏至一九三七年八月，老舍在青岛从事专业写作。
老舍在青岛三年多时间里，同在济南没有什么两样，生活是极有秩序，极为忙迫的。他教书、写作、会友，没有多少闲暇的时间。他们全家初来青岛时住在莱芜一路，不多天迁居金口二路的一座小楼。在小楼上，“开开屋门，正看邻家院里的一树樱桃。再一探头，由两所房中间的隙空看见一小块儿绿海。这是五月的青岛，红樱绿海都在新从南方来的小风里。”（注：老舍：《樱海集·序》，《樱海集》，人间书屋1935年8月初版。）这是他一九三五年五月为《樱海集》写的《序》里的一段话。樱海集》正是在这个小楼上编定的。一九三五年底又迁至黄县路六号。他一家住一楼，这里的马路是一条短马路，平时没有汽车经过，环境是幽静的。在青岛，“他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教书和写作上了”。（注：王行之：《老舍夫人谈老舍》。）但有时累了，也领着孩子，“在马路上大叶子的梧桐树下散步”，“头发修整，穿着浅灰色西服”，“远望去有几分清瘤，却不文弱”。（注：静农：《我与老舍与酒》，《抗战文艺》第九卷第3、4期（1944年9月）。）有时候，他领着女儿到海滩上去；海滩上有的是蛤壳与断藻，他们便拾着玩。他们拾到了很多蛤壳，却遗憾没有特别出奇的；至于海藻，不便往家中拿，往往是拾起来再送到水里去。这大概是他最轻松的时候了。他在《蛤藻集》的《序》中特别提到这件事，并因此给第三个短篇集题名为《蛤藻集》。他寄托这样的希望：“读者若能不把它们拾起来再马上送到水中去，象我与小女拾海藻那样，而是象蛤壳似的好歹拿回家去，加一番品评，便荣幸非常了。”（注：老舍：《蛤藻集·序》，开明书店1936年11月初版。）
老舍好客，喜欢交朋友。据吴伯箫回忆：他比老舍小六岁，“在他滨海的书斋里却是常客”。“论仪态风度，老舍偏于儒雅洒脱；谈吐海阔天空，幽默寓于严肃。象相声里‘解包袱’，一席话总有一两处，自然地引人会心欢笑”。（注：吴伯箫：《作者、教授、师友》，《北京文艺》1978年第7期。）臧克家也有类似的回忆，他说：“有一次，我去拜访老舍，他把我引到他楼上的写字间里，小楼不高，望不见大海，但夜静更阑时，却可以听到大海的呼吸。我们二人并坐，随心所欲的漫谈。”（注：臧克家：《老舍永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9期。）老舍不仅在作家、学者中间有许多终生不渝的朋友，他同处于底层的劳动人民也有广泛的接触。在山东大学教书时，每天下班，徒步回家的路上，常同小商小贩或洋车夫拉拉家常，边走边谈，十分亲切、自然。这引起一些人的惊奇。有人问他：“这都是朋友吗？”他笑着回答：“是朋友，也是老师。这些人每天在饥饿线上挣扎，他们都有自己悲惨遭遇和性格。通过同他们的接触，使我对人生有进一步的了解。”（注：《忆老舍在山大》。）胡洁青说过：“山东的一些拳师、艺人、人力车夫、小商小贩，也都是他当时的座上客，互相之间无所不谈。他自己也常常耍枪弄棒，练习拳术。”（注：《老舍夫人谈老舍》。）
青岛时期，是老舍一生中创作的旺盛期之一。在这段时间里，老舍先后编定了两个短篇集《樱海集》和《蛤藻集》，共收入中短篇小说十七篇；一九三六年九月《宇宙风》从二十五期连载《骆驼祥子》；一九三六年十月《论语》从九十八期连载《选民》（后改题为《文博士》）；一九三七年四月人间书屋出版创作自述及创作研究文章的合集《老牛破车》；一九三七年七月《文学》刊出《我这一辈子》；此外还陆续发表不少杂文、随笔。老舍许多著名的作品都写于这一个时期。
这一个时期，老舍在艺术上日趋成熟，在思想立场上发生了重要变化。中篇《月牙儿》和长篇《骆驼祥子》鲜明地反映出这种变化的轨迹。开初创作时他“只知道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现在他发现“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这是老舍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中说过的话，这里透露着他思想立场变化的某些消息。同这种变化相联系的，是作品题材和主题的变换：“到了《上任》与《月牙儿》，我的态度已由消极的否定黑李，改为积极的描写受压迫的人了。”（注：《老舍选集·自序》。）劳动人民生活的日益贫困化，老舍观察体验的深刻化，使他再笑不出声来，“笑是不能勉强的”。（注：《樱海集·序》。）作品中幽默成分的减少，严峻笔调的增强，“这个变动与心情是一致的”。（注：《樱海集·序》。）准确地说，他这时已是怀着不可遏止的愤怒，控诉旧世界的罪恶了。当然，这时的老舍的思想还存在着局限，他还只是代城市贫苦劳动人民“伸冤诉苦”，还不能够“给《月牙儿》中的女人，或《上任》中的‘英雄’们，找到出路”。（注：《老舍选集·自序》。）尽管如此，老舍的思想和文学道路都发展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他这一个时期的小说创作已经发出夺目的光彩，他在现代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已经牢牢地确立起来了。
“他与她都属于国家”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进攻北平西南芦沟桥的中国驻军；七月八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驱逐日寇出中国。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从此，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了，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老舍应齐鲁大学文学院聘请，到文学院担任系主任职务。不久，举家迁到济南。（注：老舍在《乱离通信》（一）中对离青赴济的情形，有详细的记述。该文后有陶亢德的按语，也谈到一些老舍当时的情况，其中有如下的话：“老舍先生本拟在八一三离青来沪，八一二闻沪局有破裂讯，急电告‘沪急勿来’。嗣得信，赶往济。”可供参考。《乱离通讯》（一）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
老舍到齐鲁大学以后，立即投入抗日救国的宣传和集会活动。他曾经出席“山东省文化界抗敌协会筹备会”。（注：见方殷：《痛怀老舍》，《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
时局是越来越险恶了。国民党反动派表面上接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实际上仍然采取对外妥协对内镇压革命的方针。在日寇进攻面前 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溃不成军。芦沟桥事变后，不到一个月，就丢失了北平、天津，不久又丢失了察哈尔、绥远两省。日本侵略军一时间气焰万丈。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关头。
齐鲁大学虽然在九月中旬开了学，但是学校里已经没有学习的气氛，加上敌机差不多每天到济南上空侦察，人心更加惶恐。十月五日前后，全市中小学宣布停课；齐鲁大学惟恐把学生困在济南，也宣布停了课。到了十一月中旬，齐鲁大学的学生已都走完，教员也走了多一半。偌大一个校园，只剩下几家人。
走，还是不走？老舍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他后来回忆当时的心情：
“第一，我不知道上哪里去好：回老家北平吧，道路不通；而且北平已陷入敌手，我曾函劝诸友逃出来，我自己怎能去自投罗网呢？到上海去吧，沪上的友人又告诉我不要去，我只好‘按兵不动’。第二，从泰安到徐州，火车时常遭受敌机的轰炸，而我的幼女才不满三个月，大的孩子也不过四岁，实在不便去冒险。这是最凄凉的日子。（注：《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