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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说，他想把乔仁山写成一个“罕默列特”（即莎士比亚笔下的汉姆雷特）式的人物，这个剧本最初的题目就叫《新罕默列特》，从这一段独白看，老舍的确在写一个复杂的性格。乔仁山的理想、热情、思考，他的顾虑、缺少决断和略带悲观，是揭示得相当充分和深刻的。这样写，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在国统区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苦痛和重重矛盾，在没有找到出路之前，他们彷徨和苦闷，是很自然的。然而，乔仁山毕竟是新时代的青年，所以老舍不会让他的青年主角永远犹豫和悲观下去。老舍说：“是的，我还是教他有所顾虑，行动迟缓，可是他根本不是个怀疑抗战者；他不过是因看不上别人的行为，而略悲观颓丧而已。这个颓丧可也没有妨碍他去抗战。”（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乔仁山最后终于冲破家庭的牢笼，战胜自己的弱点，勇敢地奔赴抗战的前方去了。老舍这样处理，决不是给作品硬添上个光明尾巴，而是对最终走向抗战的千千万万青年知识分子的一个礼赞，也为正在彷徨苦闷的青年指明了出路。它使剧本所表达的主题更完整、更深刻了，而且和老舍抗战以来多次阐明的文艺应服务于抗战的主张是一致的。
《归去来兮》中的另外两个人物吕千秋和李颜，较多地倾注着作者自己的感情，在老舍抗战剧作的人物系列里，他们是独特的。吕千秋是一位画家，他正直、热情、乐观，视金钱为丑恶，在贫困中执守善良无私的美德。他有一颗爱国之心，最后到前方去了。他的爱国热情，不仅鼓舞了女儿，也教育了乔仁山。老舍写这一人物，一方面是要塑造一位抗战艺术家的形象，一方面则是通过他和乔绅的对比，表达自己的爱憎。吕千秋和乔绅，自幼是朋友，但是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是分道扬镳的。乔绅钱财富足，最后落得众叛亲离，在劫难逃；吕千秋穷困潦倒，但父女二人相依为命，人情融融。这是一个对比。老舍对于善良、正直的人们的爱，对于灵魂卑污、一味营私者的厌恶，熔铸在这个对比中了，读者是不难体会到的。李颜的形象，具有一定的象征性。老舍说：“她是个活人，而说着作者要说的话，并且很自然，因为她有神经病。”（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李颜是“疯妇”，但作者毫不渲染她的错乱失常，而只借其“疯”，让她在适当的场合，讲最清醒的话，直接地倾吐作者自己的爱憎。这种艺术处理的结果，就使这一形象具有了象征的意味。李颜的形象，在剧本中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和乔仁山形成对比，一个坚强，一个软弱，一个果断，一个多虑，在对比中，不仅使各自的个性表现得更鲜明，而且由于强烈地突出了李颜的复仇心理，颇能唤起读者的抗战热情。
《谁先到了重庆》以北平为背景，表现了沦陷区人民渴望摆脱日本侵略者奴役的心情。为了克服以往剧作中不注意舞台效果及人物的动作性较弱的缺点，老舍在这个剧本中有意照顾了舞台调度上的某些特点和需要。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一回，我的眼睛是常常注意到舞台的”（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有助于上述弱点的克服，然而又带来了新的问题，由于人物动作过多而形成了芜乱，同时，老舍擅长刻划人物性格和精于对话的本领，颇难发挥。老舍在完成这一剧本后，深有感触地说：“我看哪，还是去写小说吧，写剧太不痛快了！处处有限制，腕上如戴铁镣，简直是自找苦头吃！”（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由此以后，老舍真的开始酝酿写小说了。
在酝酿写小说的同时，一九四三年，他还是和别人合作，又完成了两个剧本，一个是与女作家赵清阁合写的四幕话剧《桃李春风》（又名《金声玉振》），一个是与肖亦五、赵清阁合写的四幕话剧《王老虎》（又名《虎啸》），这是老舍在抗战时期的最后两个剧作，这两个剧本都有较好的基础，因为老舍当时疾病缠身，加之又是与他人合写，未能进一步修改加工。
我们介绍了老舍的抗战剧作，并对几个重要的作品作了简要的分析。老舍的抗战剧作是老舍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份重要遗产。这些作品全部取材于抗战时期的现实生活，尽管在反映生活的深度上存在着差别，但是总起来看，它们所包含的社会内容是丰富的。尤其是作家的爱憎感情，在剧本中表达得鲜明而感人，构成了这些抗战剧作的一个重要特色。它歌颂英勇献身的抗日将领，它赞美人民的抗日热情，它鞭挞汉奸，揭露国统区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讽刺发国难财的“政府”官僚与投机奸商，它揭示善良者的美好心灵，涤荡青年的悲欢苦闷的情绪，在真实、自然的生活描绘中，无不流溢着作者的鲜明的感情色彩。由于作者的爱与憎都紧密地联系着全民族的抗战事业，所以作品的时代感，也就显得比较明确而有力。
老舍是一位有不竭的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家。写话剧，本来是他宣传抗战的一种形式，但是他决不因宣传而忘记艺术。在创作中，他不断总结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力争通过完美的艺术，唤起读者与观众的共鸣。这种探索精神，使他对话剧艺术的表现手法与特点，有了较为透彻的了解与把握，这就为他建国以后从事话剧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无论从那个方面看，他的抗战剧作都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火葬》及其它
老舍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小说创作，从时间上看，集中在一九三九年以前和一九四四年以后。中间的五年，创作的重心是话剧与通俗文艺，小说写作几乎近于停顿。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老舍所写的短篇小说，多数都收在《火车集》与《贫血集》中了。这些作品，就内容而言，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正面描写人民的抗日行动，表现了爱国主义的严肃主题，如《浴奴》、《人同此心》、《小木头人》等。《浴奴》中胖妇人的形象着墨不多，却有感人之处。这个处于生活底层的普通妇女，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肉体。当小陈和小孙两个社会渣滓，拐骗她去陪日本兵洗澡时，胖妇人趁机将日本兵掐死，之后，她跳楼自尽。胖妇人的信念只有一个：“我的丈夫，死在南口，我今天也杀死一个！”。《人同此心》也是写沦陷城市中人民的反抗斗争的，我们看到，时刻设法杀日本侵略者的不光有血气方刚的大学生，还包括拉洋车的苦力和在胡同口缝补衣袜的老妈妈。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是生活在日寇铁蹄下的普通平民百姓，他们在各自的处境中，为消灭侵略者尽力。他们的仇恨、信念与行动，显示了蕴藏在民众中的抗敌力量。这些作品的格调，悲壮而又深沉，作者的笔底，充溢着一股浩然正气。另一类作品主要是暴露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鞭挞官僚、汉奸及流氓市侩，把旧中国的污秽的世态，展示给读者，引导读者在思考中否定那个弊病百出的旧世界。这类作品以《不成问题的问题》最佳。当年李长之在评论这篇小说时，特别称赞“其中的对照太好了”（注：李长之：《老舍：〈贫血集〉》，《时与潮文艺》第三卷第3期，1944年5月15日出版。），是很有见地的。对照，可以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注：恩格斯：《致斐·拉萨尔》。），它既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的艺术方式，也是深入地开掘主题的一种手段。《不成问题的问题》中树华农场的新旧两位主任就是一个绝妙的对照。旧主任丁务源是一位懒惰而又贪婪的小官僚，除了向股东们送礼之外，他几乎不做任何事情。“他绝对的没有任何理想，所以想发愁也无从发起。他看不出社会上彼此敷衍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只知道敷衍能解决一切。”他认为“天下事都绝对没有问题”，因为他根本不去办。在他的统治下，树华农场日趋败落，肥鹅大鸭被盗，牛羊饿得乱叫，蔬菜果树连年减产，农场的赔损越来越严重。农场实在办不下去了，换了一个新主人尤大兴。尤大兴本来在美国学园艺，抗战开始以后，他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回了国。他想改善中国的农业，“把他的血汗献给国家”。来到树华农场以后，他以身作则，并对工人实行严格要求，按科学方法管理果树与农作物，有条不紊地对农场实行了整顿，农场的面貌很快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大兴的确是一位典型的事业家。可惜，他的事业并未能继续下去。不久，丁务源又重被委任为主任，尤大兴被革职了。小说结尾写道：
到了夏天，葡萄与各种果树全比上年多结了三倍的果实，仿佛只有它们还记得尤大兴的培植与爱护似的。
果子结得越多，农场也不知怎么的越赔钱。
一个具有务实精神的性格刚直的事业家，硬是把个乱糟糟的农场引向了正路，但却落了个被革职的结果；一个只会敷衍、自私庸俗的小官僚，尽管因把农场搞坏而被革职了，却可以卷土重来，继续主办农场，这个对照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内容。它使人们又一次认识了旧中国的腐朽与黑暗。旧的社会制度，是丁务源们的天堂，却没有尤大兴的用武之地。尤大兴的出路在哪里，他的用武之地在何处，作者没有指出来，小说的重点在于引导读者认识和否定那个旧世界。旧中国滋养了大批象丁务源一样的官僚、市侩与昏虫，完全扼杀了尤大兴等爱国事业家的创造力，这个社会难道还不应当憎恶、否定和批判吗？《不成问题的问题》在这方面所显示出来的批判力量，在老舍抗战时期所写的短篇小说中，是最为突出的。
抗战时期，老舍还发表过两个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蜕》与《民主世界》。《蜕》是一九三八年初在武汉动笔的。武汉的《抗到底》半月刊于第四期（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六日出版）开始连载，至二十三期（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六日出版）截止。这部小说是随写随载的，据老舍在《八方风雨》中说，所以未能写下去，是因为《抗到底》的停刊。从已发表的近十万字来看，这部小说的社会背景还是比较广阔的。它描写抗战初期，北方某省的省会阴城，来了五名从北平逃出的爱国学生，他们一到阴城车站，立即对伤兵车上的抗敌将士进行慰问，然而昏庸的阴城警方竟以“闹事”为借口，将五名学生抓捕。警察局长和教育局长对学生进行了审问，教育局长专会选择一些好听的字眼，“说到了学生，他十二分的可惜他们把极宝贵的光阴，用到慰劳伤兵上去，而没能专心去读书；倒仿佛他一点不晓得平津已经陷落。自然他也十二分的同情于他们，因为他们都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