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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有清末社会的阶级对立问题、民族团结问题、封建宗法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有的在正面描写中作了深刻的反映，有的只是用侧写的方法，稍作触及，作家的笔墨，有虚有实，疏密相间，纵收得体，整个作品，宛若一部内容丰富、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的复杂面貌，它对于现在或未来的读者认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尤其是认识清末北京旗人的生活，有特殊的价值。
民族生活的风俗画
历来有成就的伟大作家的创作，总是植根于本国和本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的。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文学的民族化问题时指出：“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点，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79年9月9日《人民日报》。）文学史上的无数事实证明，越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的作品，往往越具有世界性，具有活泼而长久的艺术生命力。老舍的创作，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北京地方风味，作为压卷之作的《正红旗下》，其民族风格，在老舍的创作中，是最为鲜明，也是最成熟的。构成这部作品的民族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关于风情民俗的出色描写。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人情、世态、心理以及语言，反映在文学上，就形成了文学的民族特点、民族风格。有时民族生活风俗画的勾勒，甚至会成为显示一部作品的文学色彩、文学价值的最要紧的内容。
《正红旗下》关于民族风俗的描绘，主要是围绕着过年节和“我”的出生两件大事展开的。其间涉及的内容，丰富而多彩。从送灶、过年、敬神拜佛，一直到婚丧嫁娶的繁礼缛节，从婴儿的洗三、作满月，一直到上中下层旗人的衣着打扮、日常生活习惯（诸如养花、蹓鸟、放鸽子、饮食、行事等），无不写得准确、生动、逼真，维妙维肖。作家写这些，决不是为了猎奇，也不是有意卖弄，而是密切联系着作品的主题的，在反映社会生活面貌、刻划人物、烘托气氛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定社会、民族、地域的风情民俗，是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逐渐积累、发展、形成的，它一旦形成，就具有某种稳定性或保守性。同时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它又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一定的经济基础的。老舍在《正红旗下》中写习俗，很少孤立地去交代某种习俗的本身，而总是将它放在特定的情节发展中加以描绘，并且使它与特定的情节一起，向读者展示一定社会生活的风貌，反映社会的经济、阶级状况，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小说中关于给“我”进行洗三典礼的描绘，即为一例。所谓“洗三”，就是在婴儿出生的第三天，要给它洗澡。这是旗人的一种风俗，以示对婴儿的祝福。“我”是老儿子，又是独生子，且在年关时节降生，洗三仪式，本应办得十分隆重。但是“我”的父亲，每月只有三两饷银，家境贫穷，实在缺乏大摆宴席的财力。于是，这个洗三，就要既办得经济，又要合乎旗人的习惯。贺喜的七姥姥八姨们到齐之后，自然是先吃酒，后开饭。酒是对好了水的，千杯不醉，菜只有两样：腌疙疸缨炒蚕豆和肉皮炸辣酱。小说写道：
“酒席”虽然如此简单，入席的礼让却丝毫未打折扣：“您请上座！”“那可不敢当！不敢当！”“您要不那么坐，别人就没法儿坐了！”直到二哥发出呼吁：“快坐吧，菜都凉啦！”大家才恭敬不如从命地坐下。酒过三巡（谁也没有丝毫醉意），菜过两味（蚕豆与肉皮酱），“宴会”进入紧张阶段——热汤面上来了。大家似乎都忘了礼让，甚至连说话也忘了，屋中好一片吞面条的响声，排山倒海，虎啸龙吟。
“宴会”的程序与方式，自然是合乎陈规的，但是酒菜和热汤面，已经显示了这个下层旗兵家庭的贫寒处境，贺客的“排山倒海、虎啸龙吟”的吃法，也反映出，“我”的父亲的贫寒处境在清末旗人中是有普遍性的。接下去，是关于洗三典礼的正面描写：宽沿的大铜盆里盛着槐枝艾叶熬成的苦水，参加典礼的老太太们、媳妇们都先“添盆”，即把一些铜钱放入盆中，同时还放入几个花生、几个红白鸡蛋，以示对婴儿的祝福。这些钱或东西，最后都归主持洗三的白姥姥拿走。但是落水的铜钱并不多，这同样说明贺客都是一些穷旗人，尽管他们都真心实意地向婴儿祝福，却拿不出颇能显示体面的钱来。“添盆”之后，开始给婴儿洗澡，白姥姥边洗边念祝词：“先洗头，作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洗洗蛋，作知县；洗洗沟，作知州！”这些吉祥话，一方面包含着劳动人民渴望新出生的一代顺利成长的良好意愿，一方面又使我们看到，刚出生三天的婴儿，在毫无所知的混沌中，就开始接受“作官”的祝福，可见封建正统的“作官”思想，对整个封建教育制度的制约与影响，是何等严重！
小说中多次写道，旗人是极重视规矩的，“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几乎成了清代旗人“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定禄是“真讲究”的典型。在牛牧师赴宴一节，作家为我们详细描写了定宅有着豪华陈设的院落、花园、花厅、暖阁等等，充分揭示了这个旗人富豪的挥金如土的生活。作者还特意交代了这样一个细节，定大爷每想吃熏鸡或烤鸭，王掌柜必不能在账上如实地记上一两银子，否则，定大爷就要发脾气，“怎么，凭我的身份就欠他一两？没有的事！不还！”诚实的王掌柜在良心受谴责的情况下，至少要开十两银子，才能过得去。定大爷在“真讲究”中安闲度日，而那些贫苦旗人则在“穷讲究”中痛苦挣扎。“我”的母亲就常常为给亲友行礼而发愁。每遇婚丧大典、拜寿贺喜，缺礼是决不行的。“不去给亲友们行礼等于自绝于亲友，没脸再活下去，死了也欠光荣。而且，礼到人不到还不行啊。这就须于送礼而外，还得整理鞋袜，添换头绳与绢花，甚至得作非作不可的新衣裳。这又是一笔钱。去吊祭或贺喜的时候，路近呢自己可以勉强走了去，若是路远呢，难道不得雇辆骡车么？在那文明的年月，北京的道路一直是灰沙三尺，恰似香炉。好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而在香炉里走十里八里，到了亲友家已变成了土鬼，岂不是大笑话么？骡车可是不能白坐，这又是个问题！去行人情，岂能光拿着礼金礼品，而腰中空空如也呢。假若人家主张凑凑十胡什么的，难道可以严词拒绝么？再说，见了晚一辈或两辈的孙子们，不得给二百钱吗？”这些陈规俗理儿，对于穷旗人来说，确实是一种难以负载的负担，如同脖子上套了根绳索，越勒越紧。通过这些习俗描写，作家不但揭示了清末旗人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显示了那个时代贫富悬殊的状况，它所包含的社会意义是深刻的，它的认识价值是重要的。
老舍还常常将风情民俗的描写与人物性格的刻划结合在一起，使其溶融一气，相映成趣，收到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在关于祭灶的描绘中，小说就同时向我们揭示了姑母的性格特点。“男不拜月，女不祭灶”，是中国的古老传统，何况“我”的姑母又是寡妇，她自然是不具备主持祭拜大典资格的。但是，在祭灶之日，姑母却另有她的乐趣：“她在三天前就在英兰斋满汉饽饽铺买了几块真正的关东糖。所谓真正的关东糖者就是块儿小而比石头还硬，放在口中若不把门牙崩碎，就把它粘掉的那一种，不是摊子上卖的那种又泡又松，见热气就容易化了的低级货。她还买了一斤什锦南糖。这些，她都用小缸盆扣起来，放在阴凉的地方，不叫灶王爷与一切的人知道。她准备在大家祭完灶王，偷偷地拿出一部分，安安顿顿地躺在被窝里独自享受，即使被粘掉一半个门牙，也没有人晓得。可是，这个计划必须在祭灶之后执行，以免叫灶王看见，招致神谴。”英兰斋满汉饽饽铺里的关东糖的特点，用小缸盆藏糖的方法以及祭灶之后躺在被窝里吃糖的神秘状况，这一切，都是那么鲜明地刻记着民族习俗的烙印，同时在由风俗画所构成的环境描写中，姑母的自私小气的性格，以及她对灶王爷的并不虔诚、并不严肃的信仰态度，也逼真地刻划出来了。福海二哥是一个聪明、机灵、诚实、有头脑的满族青年，小说用了较多的篇幅来写他。我们只看他请安的一个细节：
他请安请得最好看：先看准了人，而后俯首急行两步，到了人家的身前，双手扶膝，前腿实，后腿虚，一趋一停，毕恭毕敬。安到话到，亲切诚挚地叫出来：“二婶儿，您好1”而后，从容收腿，挺腰敛胸，双臂垂直，两手向后稍拢，两脚并齐“打横儿”。
这种请安方式，是满民族的古老习俗，但是福海二哥把它艺术化了，几个动作连贯、和谐而又自然，充分显示了他的机敏、灵活和待人接物周到、大方的性格特征。同是待人接物，大姐则遵循着另一套规矩与方式：
她在长辈面前，一站就是几个钟头，而且笑容始终不懈地摆在脸上。同时，她要眼观四路，看着每个茶碗，随时补充热茶；看着水烟袋与旱烟袋，及时地过去装烟，吹火纸捻儿。她的双手递送烟袋的姿态够多么美丽得体，她的嘴唇微动，一下儿便把火纸吹燃，有多么轻巧美观。这些，都得到老太太们（不包括她的婆婆）的赞叹，而谁也没注意她的腿经常浮肿着。在长辈面前，她不敢多说话，又不能老在那儿呆若木鸡地侍立。她须精心选择最简单而恰当的字眼，在最合适的间隙，象舞台上的鼓点儿似的那么准确，说那么一两小句，使老太太们高兴，从而谈得更加活跃。
妇女们的这类规矩，不独满族有，汉族亦然，它是封建家法关系的一种反映。由于自幼的薰陶，大姐把这类规矩的运用也艺术化了，所不同的是，福海二哥的请安动作瞬息即可做完，大姐坚持这个规矩，却要付出相当痛苦的代价，她的腿经常浮肿就是证明。所以说这一段描写，不光介绍了一种古老的封建习俗，而且表现了大姐温良、顺从、贤慧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类似的例子，在《正红旗下》中是很多的，譬如通过祭灶时放鞭炮以及放鸽子、蹓鸟、玩蝈蝈的描写，表现大姐公公和大姐夫以吃喝玩乐为荣的空虚、腐朽的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