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据说他当时还要在本教会的学校负责教授孩子,不然15美元也发不全。而彼时的学生全是来自乡下的一些无法无天的粗鲁儿童,喜欢捉弄老师。当年胡适就是宋查理的一个学生,他后来上了康奈尔大学,成了中国赫赫有名的哲学家之一。当年,胡适就是调皮孩子中的“王子”。每当宋查理出现在讲台上时,他宽阔的身体、剪短了的头发和朴实的华南人面容,便引起了学生们嗤嗤窃笑。他等待这阵喧闹平息下来,然后打开他的课本,开始讲课。学生们马上静了下来。倒不是未查理讲的课吸引了这些学生,而是他给人强烈的印象,感到他是和他们同类的人种。宋查理是靠他自己的力量到西方去的,既不是持有某种清政府的护照,也不是作为受传教保护的人。他是来自下层的。同一辈子打赤脚在稻田里度过、脚趾像鸭掌一样张开的农民一样,宋查理脚趾间也还留有泥土。第一学期结束时,消息传开了,这个班的人数由原来的12人,翻了一番达24人。
但是对普通中国人来说,他的穿戴和举止又是使人发笑的。别的中国人都穿黑布长衫,或褪色的蓝上衣和裤子,头发梳成辫子。而宋查理穿的却是洋鬼子的西服,短发,杭的是整齐光滑的西式背头,显得很精神,富有朝气。他的脸从不掩藏他的感情,而是西方式的坦率活泼。他身材短小精悍,两只眼睛深邃而明亮。儿童们在街上看见他便叫喊“洋鬼子”,他们的父母则叫他“小矮子”。
然而,宋查理的上司林乐知博士认为,宋查理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有抱负的农民,决不能让他以假充洋。他决心剥掉宋查理这种美国外表。首先,宋查理必须学讲上海话,少讲英语。教他的老师是查理·马歇尔,原来也是一位中国人,小时候作为南方卫理公会传教士凯利博士的仆人,在美国呆过14年。
当时,查理·马歇尔同宋查理之间的语言课,常常变成争论怎样用正确的英语表达中文。宋查理由于受过大学教育,难免要纠正他老师的英语。
“你,你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马歇尔勃然大怒,“你干嘛非要用那种北方佬的讲法来纠缠我。我讲英语的时候你还没有出世呢!我过的桥也比你走的路长。你给我滚,免得我看见你生气!”
终于有一天,两个人不欢而散了。出于无奈,宋查理被派到上海远郊,在昆山当一名巡回传教士。当时,来查理活像吞吃了一只绿头苍蝇,败兴透了!
尽管这样,宋查理还是走马上任了。在昆山,宋查理依靠微薄的收人租了一所简陋的村舍小屋。这算不得什么小屋,面积小且不说,四面透风。遇到阴雨天,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正像这间房子一样,这是一个幻想破灭的严峻时期。他不愿出屋,也不想出屋。他发现中国人和西方人都不喜欢他,而有意避开他。喜欢群居和天生幽默的村民对这个陌生人颇有几分戒心。因为他打扮得不伦不类。他为传统封建的中国人所包围,为那些对西方一无所知的人所包围。最后,他不得不收起美国服装,穿起中国长袍,戴起瓜皮帽来。
孤独与宋查理作伴,他成了一个怪人。他经常躲在屋里,想入非非,想过去在美国时一些厚道人对他的真诚帮助,想林乐知为什么老跟他过不去?有时他想得发呆。恰在这时,埃拉·卡尔小姐去世的消息,又给了他一个可怕的打击……
有道是,时来铁也生辉,运退黄金失色。不久,突然宋查理开始时来运转。那一天,宋查理在屋子里简直闷死了,于是他为散心来到了上海的黄浦滩。当时,他的两腿似坠两个沙丘,徘徊在那里。但是天是晴的,风是柔的,海是平的。而他因为心清不好,头老是低着,似乎是一个幽灵。
“查理,是你?” 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他背后传来。宋查理转过头去,只见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立在他的面前。他高个儿,宽额,大眼,五官端正,容貌俊美;略欠强壮的体态,但显得挺拔,潇洒。他不是别人,正是宋查理在美国时相识的那位留学生牛尚周。
牛尚周和宋查理二人张开双臂,朝着对方扑去。他们尽情地拥抱、亲吻。许久许久,宋查理首先松开了牛尚周,并向他诉说了自己的苦闷和心酸,末了他道:“我是多么的孤独啊,有话无处讲,只有影作伴。”
“那么说,你还没有夫人?” 尚周听了一愣道。
“夫人?我这一生恐怕只能单身了!”宋查理叹口气道:“像我这样的人,人家当面喊我洋鬼子,姑娘见我躲得远远的,谁家的岳丈敢招我这样的女婿!”
“别自弃,你这小伙子除了个头矮些,不是蛮精神吗!我看姑娘有的是,怕是还攀不着你呢。” 牛尚周拍了一下宋查理的肩膀说:“要解除苦闷,我看得给你找个老婆了,是不是?”
牛尚周的一席话把宋查理逗笑了。“看你说的,谁像你。”宋查理说着说着,挥拳友好地向牛尚周背上砸去。牛尚周马上求饶道:“别打了,打坏了,我看谁给你找婆娘?” 宋查理顿时把拳敛了下来。牛尚周心里明白几分,看来来查理确实想找婆娘了。而他在牛尚周面前那企图掩盖内心秘密的挥拳行动,又显得多么滑稽和可笑。
也许是宋查理的敛拳感动了牛尚周,牛尚周果真自告奋勇充当了传统的中国式媒人,并通过他的爱妻,把他那19岁的姨妹介绍给了宋查理老弟。
当时,牛尚周刚刚同中国最古老、最卓越的基督教徒家庭之一结亲。相传这个家庭是明朝宰相徐光启的嫡系后裔,在1601年由于耶稣会的先驱传教士利玛窦而皈依天主教。
牛尚周的岳母出生在上海西郊徐家的产业所在地。她的家庭教师是一位姓倪的学者,亦是圣公会的教徒。长期相处后,她嫁给了那位优先生,自己也成了圣公会教徒。这对夫妻一共生了3个女儿,倪太太让每个女孩都缠足以保持中国传统的三寸金莲之美。可是轮到小女儿就不行了。小女儿对缠足反应不适,发了高烧。出于父母疼爱儿女之心,倪氏夫妇只好作罢。由于倪家三小姐失去了中国传统的三寸金莲之美,因此也不成为当时中国绅士们的求婚目标。像其他大男大女们一样,她成了令父母头疼的“困难户”。要知今日何必当初。父母每每想到这里,免不了互相埋怨一通。
“丑小鸭” 成了三小姐的代名词。实际上她的真实名字叫倪桂珍,不过外人很少叫了。女大十八变,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学者父亲意外地发现,尽管有一双大脚,但她却爱好读书,并且家里的很多重活她都能干得很好。她5岁的时候跟着一位家庭教师学习汉字、书法和经书,而其他女孩子则在练习刺绣。她8岁上布里奇曼女子学校。学校是上海的妇女联合救助机构开办的。14岁时她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送进上海西门的佩文女子中学,17岁中学毕业。她的数学成绩很好,并且还会识谱弹钢琴。当时,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钢琴是洋乐器,弹钢琴可不比一般。
牛尚周从美国波士顿回国后,倪桂珍女士的大姐同他是天生一对,非常般配。通过应有的媒人说合,就定下了文明婚姻。后来,牛尚周的表兄和知心学友温秉忠也从波士顿回来。于是,当牛尚周同大小姐结婚后不久,温秉忠便娶了倪家的二小姐。只留下了一个妹妹……就是受过西方教育、喜欢弹钢琴的大脚姑娘倪桂珍了。
如果说她找婆家难的话,那么当时来查理找妻室也不容易。为了成全他们二人,温秉忠和牛尚周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让宋查理陪他们去教堂,因为倪小姐当时在唱诗班唱赞美诗。且说那个星期天,宋查理随二位长兄去了。在教堂他站在牛尚周老兄的身后,牛尚周给他使了眼色,他展眉一瞧,见是一个使他心满意足、耳目一新的美人。她脸颊丰满,笑靥动情,且有一双温柔的眼睛,发型轮廓呈可爱的圆形,齐齐的刘海,平直的黑发向后梳,左边的头发里插了很小的一串珍珠,熠熠生辉。当时她身穿翡翠色的紧身旗袍。情人眼里出西施,宋查理一见钟情。虽说19岁的倪桂珍小姐比宋查理还小两岁,但她的个头也几乎同他一般高,而她流露出的特征和风度不同于那些年轻貌美的女人。只要人家小姐不挑自己什么,宋查理何乐而不为呢!
当天下午,也有人向倪小姐的母亲介绍了宋查理的优秀人品。眼下正为三女儿婚事发愁的倪母,略一思忖,也就应承下来,表示这门亲事可以谈谈。
如果说来查理与倪桂珍的婚事是传奇性的,那么他们二人的婚礼更是闪电式的。一点也不夸张,他们二人从相识到结婚不到两个月。他们既没有花前月下的恋爱史,也没有更多的相互约请。据未查理回忆,他只约了她一次,可是小姐的母亲还没有答应。他们属于中国那种传统式的婚姻,先结婚后恋爱。
说起他们的闪电式的结婚,这也合乎了宋查理的典型性格。这个人办事情一向是痛快的,决不像某些人拖泥带水。他有“一急四快” 之称,即是性子急,吃饭快,走路快,说话快,办事快。他胸有大谋,从不甘心寂寞,按心理学分类,他属于胆汁质型,情感强烈、持久,并易爆发。有时也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大为生气和愤怒,与人争吵,甚至动起手脚来,大有“拔剑而出,挺身而斗”之势。
结婚为人生的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情。
1887年仲夏的大上海,虽属海洋性气候,天气还是异常的热。
天热不如人心热,宋查理闪电式的婚礼便在这坐着也出汗的季节里举行了。仪式由传教士克拉伦斯·里德主持,由于仓促,算不上很热闹。证婚人作了简单介绍,新郎新娘向来宾敬了烟、茶,然后一阵喧闹,把二位新人推人了洞房。
中午,由倪家出面举行了上海传统式的家宴。客人来了不少,坐满了五五二十五桌,几十道菜,大桶的高架泥酒,数以百计的亲友和宋查理并不认识的其他有势力的头面人物……他们是通过商业、银行、各种行业、军界以及朝廷里的熟人同他新结亲的岳家有来往的人。结婚对于宋查理来说,等于通往一个新世界的门已经微微打开。遗憾的是,没有史料记载表明,宋查理自己的家里当时是否有任何人从海南岛来参加这一盛典。要知道青红帮在上海的公共租界有很大势力,如果宋查理的父亲或哥哥来参加是不会使人感到意外的。
举行完婚礼之后,宋查理便把新娘带到昆山去度蜜月。蜜月把情人们溶化为一起。当时薪金的菲薄,并没有影响小两口生活的甜蜜。他们15美元维持着生活、维持着这个刚建立的家庭。幸而新娘按习俗从娘家带来丰厚妆妝使收支相抵。这是宝贵的老本,包括那套金银首饰。她的家族还使来查理得以进入某种相当于英国伯爵地位的小圈子。他这时在中国的上层社会有了地位,眼界开阔了,可望充分利用他们的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所提供的机会已经到来。
新婚后的宋查理,时来运转。愁闷由欢乐代替,孤独变为伉俪相陪。人生竟像万花筒一般。
当时宋查理奉命继续在昆山任职,虽是同样的工作,但未查理已不再对前景感到沮丧了。对于那个顶头上司林乐知博士,再不觉得有什么可怕了。这不是别的,他胸中已经有了一个绝秘的计划。1887年11月4日他写给《基督教倡导者》的信,可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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