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伍，由战士而及副指导员，1978年转业南阳市委，现任河南省作协副主席。中国《红楼梦》学会河南理事，南阳市文联主席。平素散漫不羁，敦厚于友而择友甚严，喜爱读书而不求甚解。
二月河40岁开始文学创作，致力于营建“帝王系列”。以描述清代皇帝康熙、雍正、乾隆的三部长篇历史小说名闻天下，《雍正皇帝》问世后曾荣获河南省政府文学大奖，并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改编后的电视剧轰动海内外，连国家总理朱鎔基也于政务倥偬中热衷追看，足见历史题材的优秀作品有其不可抗拒的魅力。
《雍正皇帝》包括《九王夺嫡》、《雕弓天狼》、《恨水东逝》三部。共140万字。全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又由香港明窗出版社、台湾巴比伦出版社相继推出中文繁体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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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小说──略论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小说
阿 瑟
二月河的清朝帝王系列小说在国内轰动了好一阵子了，特别是最近推出的《雍正皇帝》电视连续剧更是家喻户晓，据说政府首长们还极力推荐来着。网上的议论也时有所闻。我还未脱俗，尽管不是很热情，但还是花了不少心机和时间赶这热潮，到图书馆借了《康熙大帝》和《雍正皇帝》十几部头，象馒头夹着咸菜猛啃起来。
窃以为涉及历史的小说大概分历史小说和历史题材小说。历史小说一般追随史书，时间和人物以及大事件，都沿历史的方向发展；而历史题材小说则没有这些框框，采某一历史题材，按作者的思路和编故事的需要发展。二者孰优孰劣并无定论，全由读者判定。我不知道二月河的写作宗旨，是想将他的帝皇系列写成历史小说呢还是历史题材小说。从字面上看来，二月河是要将它写成前者的，也就是书中的时间和人物以及大事件，都是沿历史的方向发展的，甚至准确到连年月日都写上了。这个从字面上看到的信息，可以从二月河为《康熙大帝》写的自序中得到引证：
“我对清史的兴趣是从研究《红楼梦》这部奇书开始的。此前我一直悠游于两汉及两晋史中。一九八○年前仅涉猎了《清史稿》，草草过目，自然十分皮毛。
但我的红癖和凡事拼命追根索源的秉性，终于将我推入浩如烟海的清史资料中，以至于在这海中迷失本来面目，‘乐不思蜀’，几乎完全放弃了原来的目标。”
给我的印象是，二月河是非常着重历史真实的，第一他有凡事拼命追根索源的秉性，第二他有红癖，第三他愿意把自己埋入浩如烟海的清史资料中。给人的印象是他要将这套帝皇系列写成像《红楼梦》那样经得起推敲的大作，很大程度上是如此，至少不要写成坊间流传小说；要不然抓个把历史题材任意发挥，完全可以有所成就，何须努力研究历史？另据二月河曾表示，《雍正皇帝》是他研究了两年才下笔的。
可是自序中的另一段话却令我愕然，意思相反得象开玩笑：
“……在读者与专家中，我尽可能兼顾两者，认真的要开罪一方，我宁可对专家不起。你固然鉴别得我用材的实虚，钻研得诗词的真伪，挑剔得取舍的当否；可惜的是书的命运在读者掌握，我只能尽力用自己的才识与汗水‘买通’你们。”
这好像不是二月河的本意。他有红癖。我当时的一闪念是，大概他这书真有些经不起推敲的地方，所以先留一伏笔，堵住“专家”们的口，等市场卖好，一切好说。书还未看完，倒先看到作者的两副脸孔，一面是埋首专注孜孜笔耕的历史学者，一面是意气风发大笔挥洒的时髦作家，适时适地运用自如。
这两套小说写得好的地方很多，精妙之处也不少，不然不会无缘无故造成轰动。因为先入为主，我反而有意无意地在字里行间寻差觅错，居然被我寻得一箩筐。真个是馒头咸菜藏着沙子。我不是什么历史专家，无非赶热潮的无数读者之一。我尚能指出若干错误，在专家们的眼里，这套帝皇系列可说是错漏百出。
《雍正皇帝》与《康熙大帝》并不连接。这在系列小说中极其少见的。《雍正皇帝》开始的年代是康熙四十六年，故事从一个江南才子邬思道身上引出。这邬思道在康熙三十六年因贪官枉法而聚众闹考场，被朝廷通缉，隐居十年后才敢现身。然而，翻开《康熙大帝》，康熙三十六年只轻轻着墨，一笔带过，除了水灾，并无发生重大政治事件。倒是在康熙二十一年有这么一回事，人物和事件全都对，就时间相差了十五年。这错漏的十五年，不同于金庸《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年纪误长了一岁，也不同于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公爵早死了几个星期。那些都是些小瑕疵，或者是笔误。这十五年决不是笔误，因为往后的故事全都基于此。《康熙大帝》中必须写闹闱事件发生在康熙二十一年，康熙三十六年朝廷并无大事发生，所以并未述及。《雍正皇帝》中又必须写闹闱事件发生在康熙三十六年，不然雍正师事邬思道则没有来由。不知二月河有没有曾经为此而伤透脑筋。
如果说这上一个错误令作者难堪，那下一个错误则令读者难堪。康熙的皇十三子胤祥是在妈妈肚子里怀了十六个月才出世的。胤祥当不上皇帝真是暴轸天物。
胤祥的生母阿秀是在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即施琅收复台湾时，发现怀孕的，当时还未过中秋。一直到二十三年六月再次提到时还未生，二十八年太皇太后薨时，从其他皇子的口中提到皇十三子刚满月（这里我把它当成是作者的笔误）。直到后来二十九年出兵征葛尔丹前夕，才真正道出“康熙二十八年十月初一胤祥刚满五岁”。那就是说胤祥是在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前开始怀的，直到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才出生。
读者不难发现，二月河其实没有多少时间观念。尽管书上某年某月某日白纸黑字写得确确凿凿，可是这些个年月日诚如虚设，许多是经不得起推敲的，我不是说与史书比对，我是说就书上的时间比对。如《康熙大帝》中说康熙四十四年皇四子胤缜和皇十三子胤祥出巡，胤缜是二十七八岁，胤祥是二十岁；而在《雍正皇帝》中同样的出巡却发生在康熙四十六年，而胤缜是二十四五岁，胤祥是十七八岁。这样的自我矛盾在书上数不胜数。我能指出的错误还有不少，其中一个是张廷玉进南书房的时间早了二三十年。当时张廷玉的父亲张英还在南书房，官职也挺高的，一直在六部里转来转去当尚书，是翰林大学士。两父子都处高位，在康熙时是挺忌的。不过为故事编排起见，以张廷玉来代替张英也无可厚非。
二月河在自序中表明他不大喜欢人家评论他的诗词，而他自己则毫无顾忌地将自己的创造强加于历史人物身上。一直有人批评金庸的小说中缺少了一样中华文化中的极品──诗词，金庸自己也不否认。金庸的意思是，既然作者写得不好，何必强加于读者。读者们一边遗憾作品的缺陷一边盛赞作者的风度。二月河刚好反过来，他在小说里写了许多诗词，都加在著名历史人物身上，却又不喜欢读者批评，早早用“市场经济法则”为自己开拓好后路。老实说，如果那些诗词曲是在《二月河诗词选》里读到的，也不能算差。大体观之，二月河比较喜欢用可以自由发挥的古风体，而不大用格律严谨的近体，而且尽量将诗词写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如果是他自己的诗，无非个人喜好，旁人无从置喙。把这些诗加在历史人物的身上，读者就有了选择和批评的权利。
康熙一直以发扬光大汉族文化为己任，他本身也是个好诗之人。当时的士子除了写八股文就是作应制诗，诗词的格律和用韵几乎成了入闱必备的常识。稍微不合律的诗词（古风除外）在当时是要被笑掉牙的，如果连韵都用错，则大概在被禁止之列。通观《康熙大帝》、《雍正皇帝》，绝大多数的诗词是不合律的，有几首连韵都用错。说作者不懂格律则讲不过去，书中有一二首是合律的，而且至少两处提到平仄，一处是康熙评明珠的诗；一处是高士奇和康熙演戏，唱到最后无以为续，以一句“平平仄仄仄平平”作收。
我认为作者是完完全全被“诗言志”的古训所囿，就象书中的于成龙一样为古训所误。现代文人有不少写古诗的，写得好的没几个，不是才学不佳，竟是被“诗言志”这句千古金石良言，象枷锁一样卡得半死不活。诗人们完全将诗作为发泄情绪，讴歌谩骂的工具，偶有可取，大多无非过眼云烟。诗人们似乎忘记了，其实是漠视，诗是一种艺术，由内涵和形式有机地结合而成，缺一则不成佳作。
下面这首诗在书中颇为典型：
“生年虚负骨玲珑，幽幽古情云树中。君子由来能化鹤，美人何日便成虹？
王孙芳草年年绿，岭头桃花度度红。碧城夜阑曲十二，是谁重诉梨花梦？”
以这样的诗词与《红楼梦》中的比较，真叫作者和读者难堪。其实有些诗是现成的，倒不需要作者自创。如康熙北伐时就有五言律诗《瀚海》：“四月天山路，今朝瀚海行。积沙流绝塞，落日度连营。战伐因声罪。驰驱为息兵。敢云黄屋重，辛苦事亲征。”高士奇也有古风《天马行》：“蒲梢天马本无种，渥洼水落神龙涌。旋风八尺雪花飞，玉削双蹄高耳竦。千里万里才须臾，津津细汗流红珠。天生此马岂无意，要与皇路供驰驱。瀚海遥遥难自致，绝域荒沙身暂寄。骄嘶圆月蹴层冰，阊阖门前思一试。我皇神武古绝伦，犁庭扫穴来西巡。旄头迸落狐鼠窜，阵前夺得生麒麟。太仆牵来当帐殿，将士尽惊光若练。宝鞍金勒绣障泥，猛气骁腾掣飞电。横行到处势莫当，塞门面缚看来王。功成偃武海宇泰，会须归放华山阳。”二月河都不取，反是自己写了加在他们头上。
我不太懂二月河的心理，大概是要尽他在自序中所说的“才识”吧，吟诗作对是最能显露“才识”的；但另一方面，二月河却抄袭了许多坊间流传的对联。
比如“一枝带叶春海棠，半根连须夏山药”，“水部失火，金司空大兴土木；北人南相，中书君什么东西”，“色难，容易“，“烟锁池塘柳”，“此木是柴山山出”等等，还有一些谜语笑话，大都是抄自坊间有关纪晓岚的传说。我真有点儿替二月河担忧，他写乾隆时，纪晓岚的故事怎么写，其事迹全给高士奇和邬思道占了。书中反而甚少作者自创的对联，偶见一二联，象是：“霞乃云魄魂，蜂是花精神”，也只有令人摇头喷饭的份。反观《乾隆皇游江南》的作者可以写出“玉帝行兵，雷鼓云旗，雨箭风刀天作阵；龙王夜宴，星灯月烛，山肴海酒地为盘”的绝佳作品，作者读者不知有何感想。
我越往下读，小说越来越多，历史却越来越少。掩卷叹息，我不叹历史之反复政治之残酷，我叹历史政治之为市场低首。一个埋首于历史的学者，努力地在市场上叱吒风云；一个有“红癖”的书生，勇敢地当起抄手来。无论如何，二月河是成功的。他的成功在于他把握了市场的需要和读者的心理，而不在于他的历史研究和“才识”，后者大概是作为一种宣传手段吧。
（《康熙大帝》，二月河著，河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