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等三人太冤枉了，他为他们的处境感到担心。“文革”爆发后，不知有多少老干部惨遭迫害，不知死活，但愿他们能活下来……
不久，父亲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可能觉得父亲情绪有点低落，就说：“你不要背包袱，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毛泽东的这几句话让父亲心头的阴云消失了一大半。他更加深信，对林彪他们搞的那一套，毛泽东是有明显保留的。有了毛主席这几句话，“黑后台”的问题可以放一放了，杨成武他们的危险性就大大降低了。
“文革”期间，八大军区中最“倒霉”的要数北京军区，因为它的位置重要，要想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不把北京军区抓到手，恐怕是不行的，所以，林彪、江青一伙的目光，一直都盯着北京军区。“杨、余、傅事件”之后，反复揭批北京军区的“华北山头主义”，让北京军区各级领导干部人心惶惶，军区大多数领导干部被打倒。
1971年1月3日，江青在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公然讲道：“从聂荣臻开始，华北山头有历史性。从聂荣臻、杨成武、郑维山，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
又说：他们“都出在华北，是坏人当道。”
她在讲话中还诬蔑父亲，“从三七年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江青的讲话再一次掀起揭批“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
“逆流”中的沉与浮（5）
“九·一三事件”之后，江青一伙攫取北京军区的念头并没有打消，他们灵机一动，居然又把北京军区与林彪挂上了钩，说北京军区是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借“批林整风”运动，在北京军区第三次开展了“揭华北山头主义窝子”的运动，又有很多人跟着倒霉。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由一块块根据地发展壮大而成的，这里一坨，那里一坨，应当承认，“山头”和所谓的“山头主义”在某些人头脑里是有的。毛泽东就曾公开讲过，确实存在各个“山头”。但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这些所谓的“山头”和“山头主义”并无大碍，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在父亲这里，他本来就是个很讲原则的人，他不搞什么山头，更不去搞什么“山头主义”。说到与晋察冀老部下的联系，无非是逢年过节的，有些老部下来看望一下他，彼此走动得多一点而已，我想这是很正常的。
现在，我并不是为父亲和华北的同志鸣不平，而是愿意用事实说话。当年在晋察冀，在华北军区，大批的部队和干部被抽调到别的战略区，很多领导同志舍不得，甚至有的背后骂娘，但是父亲非常大方，从来没有跟党中央讲过价钱，只要中央有命令，调哪个部队，调哪个干部，他都是二话不说，坚决服从。结果到解放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华北的部队几乎全调开了，看着一手培养起来的部队跟着别的野战军走了，很多领导人心疼，有的还落眼泪，父亲却是一句不痛快的话也不说。他常说：“全军一盘棋嘛。”
傅崇碧将军有一回说：“什么山头主义，华北的很多部队都分散出去了嘛，聂老帅这个人的胸怀真是宽阔啊！”
后来进城了，父亲主要精力放到整顿北京的治安和抗美援朝上，对华北军区的事情就管得很少了，1954年，中央军委免去了他的司令员职务以后，就从不过问军区的事，用他的话来说，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我的印象中，偶尔有个别军区的干部来我家，请父亲帮忙解决他们的职务或其他个人问题，父亲总是委婉地拒绝。为此，还得罪了一些人。再往后，他主抓国防科委和国家科委，就更是与北京军区没有什么来往了。
林彪、“四人帮”把父亲当成“华北山头主义的黑后台”，其用意自然还是通过把他搞倒搞臭，进而把北京军区的军权抓到手，扫除篡党夺权的障碍。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我还能做点什么？（1）
一夜之间成为“二月逆流反党分子”，这对父亲的打击是惨痛的。可以说有生以来，对他打击最大的，莫过于这一次。
出事以后，父亲召集刘长明、甘子玉、周均伦三位秘书开了个小会，他说：“我主观上是想做好工作的，我的所作所为，你们都很清楚，谁知道会变成‘二月逆流’成员，连累了你们，我心里很难过，向你们表示歉意。”
三位秘书当然知道，父亲是无辜的，谈话时他们都很激动，不禁潸然泪下。
不久，按照中央和军委的规定，家里的工作人员要削减，四个秘书只能保留一个。刘长明、甘子玉被“群众”要求回原机关参加运动，周均伦提出，他想离开，打算报名到新疆建设兵团参加劳动。周均伦心里想的是，北京太乱了，局势让人失望，这种情况下，呆在机关也没意思。
但是，父亲却动员周均伦留下。周均伦思考再三，决定留下来，继续为首长服务。他知道，首长是个正派人，不可能反党，这个冤案总有昭雪的那一天。他下决心留下了，并且一直陪同我的父亲走到人生的终点。
转机在一点点地出现，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毛泽东总是这样，他想保一些人，又不是全力地保。也许他认为，批一批，斗一斗，还是应该的。但不管怎么说，正是由于毛泽东的态度，才使得“二月逆流”的参与者，没有遭到像彭德怀、贺龙那样的下场。试想，如果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这些老同志都被打倒，乃至给整死，毛泽东还能依靠谁？林彪、江青一伙那可真要大摆庆功宴了，离他们实现篡党夺权的目的，也就真的不远了。
尽管毛泽东有批示，但林彪、江青一伙阳奉阴违，严密封锁消息，以便他们在适当时机，继续抓住“二月逆流”做文章。
1969年4月，父亲出席了“九大”。会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仍继续说“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是为刘邓翻案，是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在分组讨论政治报告时，又一次开始了对“二月逆流”的批判。
父亲在会上一言不发。他真的很疲倦了。
在“九大”上，父亲等人本来是不可能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林彪、江青一伙不得不把他选进来。但他们又煞费苦心，安排谁投赞成票，谁投反对票，把票数控制在不超过半数太多的范围，既让你当选，又让你难堪。他们就是这样从心理上折磨你。
1969年2月5日至10月中旬，父亲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来到北京化工三厂蹲点调查和学习。其他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也分别到工厂调查学习。叶帅到了新华印刷厂，陈老总到了南口机车车辆厂，徐帅到了二七机车车辆厂，李先念到了光华木材厂，李富春到了南郊木材厂，他们这六位被定为“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都下去了。
化工三厂原是个公私合营的企业，工厂不到1000人，设备非常简陋，都是平房，全厂连个沙发都没有，所有人都坐硬板凳，没有暖气。8341部队，也就是中央警卫团派了4个人到厂里抓点，他们对我父亲，一是保卫，二是监视。一般说态度还是比较好的。
除了生病或中央有事，父亲每天上午或下午都去厂里，警卫参谋陈兆保和秘书周均伦陪他去。那年他已经是70岁的老人，坐在硬板凳上，有时候一坐就是两个多小时，听“斗、批、改”的发言，也真够他受的。最难受的是，他腿不好，上厕所很麻烦。厂里只有一个露天厕所，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小便还好办，如果大便，就很困难， 每次都需要有人把他架起来。时间长了，总不是个办法，警卫参谋陈兆保设法给他做了一个特制的便盆，上面是木头架子，下面放一个脸盆，需要时他就可以坐着进行。
2月19日，毛泽东突然召集这些老同志开会，交给他们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老同志们交流到工厂蹲点的经验，对开展“斗、批、改”提出建议；第二个就是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开会，座谈国际形势，也给中央提供咨询意见。
当时的国际形势趋于复杂，美苏争霸不断升级，尤其是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虎视眈眈，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这个时候，毛泽东又想到了这些老帅，要说打仗，他信得过他们。至于中央文革那帮人，毛泽东比谁都清楚，让他们造反，那没得说，让他们研究国际形势，拿出对国家有用的方针计策，那是指望不上的。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被定为“二月逆流反党成员”后，父亲他们这些老同志基本上看不到电报和文件了，毛泽东找他们开会之后，就发来了大量的参考材料，都是关于国际形势方面的。在这之前，订《参考资料》需要自己掏腰包。这种资料大都是外电的一些报道，厚厚的，一天一本，有时一天两本。一年订下来，需要500多块钱，而父亲他们这些老资格当时每月的工资才404元钱。秘书问父亲怎么办，这么贵。父亲说：“我自己拿钱，也要订。”结果就掏钱订了。
我还能做点什么？（2）
叶帅却不干了，他说他订不起，他的吃饭钱都不够。叶帅家里人多，生活确实困难。《参考资料》还得看，没办法，只能让军委办公厅先给垫钱，垫了一年，办公厅催他交钱，他说没钱，不给。
到后来，军委办公厅的领导发了善心，说算了，有些老同志连一份《参考资料》都订不起，公家付款吧。就这样，把父亲交的钱又给退了回来。
周恩来确定，国际形势座谈会由陈毅主持。
交流到工厂蹲点的经验，那是走形式。而让四位老帅座谈国际形势，则说明毛泽东还需要他们，国家还需要他们。这个消息让父亲心头轻松了一些。从3月份开始，一直到10月18日林彪发布“第一个号令”为止，在7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每周座谈一至两次，地点是在中南海紫光阁，一共座谈了二十多次。
能够经常与几位老帅见面，父亲心情变得很舒畅，其他人大概也是。“文革”以来，他们几个一直是不得志的，也不可能得志，可以说是“难兄难弟”。现在，能够时常坐到一起，畅谈国际形势，发表各自的意见，真可以说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他们认真地对国际形势进行了研究分析，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国家安全、国防建设的重大问题和中肯建议，据此整理成《对国际战争形势的分析》、《从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宝树》等4份有关国际问题的报告，呈送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全国一片紧张。四位老帅的座谈紧紧围绕这个问题，父亲说：“苏联对我们搞点紧张是可能的，但要在中国大搞，这不可能。搞一个捷克他们就动员了四五十万军队，搞中国要多少人哪！关键的是，他们士气也不行了，二战时喊一声斯大林万岁，就冲上去了，现在他们靠什么？”
众人均点头同意。徐向前说：“苏联如果在中国大搞，至少要300万兵力，这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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