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1986年夏天，为了进一步推动干部年轻化，中央内部提出了老同志全部退下来的方案。父亲立即在中办送传的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回他是下决心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无官一身轻了。
7月30日下午，王震突然来了。党内一般称王震为“王老”。当时父亲住在玉泉山，陈克勤秘书陪着他。陈秘书热情地把王老让进客厅，父亲和他寒暄几句，王老就把此次来访的意图讲了。
原来，王震是为“十三大”的人事安排而来的，他是中央指定的人事安排5人小组成员，受中央委托，来征求父亲的意见。有个重要安排，中央想听听父亲的意见，那就是，邓小平提出来：“十三大”上，他也全退。
王老说：“老帅，你拿个意见，我去报中央。”
这是个十分重大的问题，父亲异常慎重。陈秘书注意到，父亲当时沉默了好一阵，房间里静得出奇。他一定是在认真地思考。许久，父亲才开口缓缓说道：“我认为，现在是过渡期，局面还不稳，小平暂时还不能全退，他可以不参加常委会。他全退了，不当军委主席，一旦有事，怎么号令全军？只有他能镇得住，他在，军队就不会乱。所以，小平还不能全退。”
王老频频点头。交谈一阵，王老就离开了。
据陈秘书回忆，王老走后，父亲起身到院子里散步，散步时一语未发，只是沉思。散完步回到客厅，说：“还是写个正式的意见吧，说准确些，让王老带到北戴河去。”
当时中央领导集中到北戴河研究“十三大”有关问题。陈秘书根据父亲的意见，连夜起草好了。第二天起床后，陈秘书念给父亲听，父亲反复听了两遍，才点头同意，并说：“就叫‘备忘录’吧。快请王老来带走。”
“备忘录”里说：“7月30日王震同志来谈关于中央人事安排问题，因时间仓促，未得详细说明想法，故今日再请王老来谈。我总的想法是：我们党要有自己坚强的领袖……现在，我们党实际上的领袖就是小平同志。他是众望所归，自然形成的，无论党内外、国内外，一致公认他是我们的领袖。在当前形势下，小平同志不是退的问题，应该是继续进。他的健康情况也允许他再领导大家奋斗几年。由于我们现在没有党的主席职务，那就在政治局常委中仍然保持小平同志的重要的领导地位……当然，我们的事业还需要更多的新生力量，在政治局常委中再增加两三位年轻一点的同志也需要……人们对包括小平同志在内的政治局常委的充分信赖，正是构成我们今天建设事业发达的重要因素。关于军委主席一职，还是由小平同志兼一个时期好。当前大仗是一时难打，但自从宣布军队整编，裁军百万以后，基层思想很不稳定。如此时小平同志再退出，确实对稳定军心不利。”
这个“备忘录”，是父亲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他对党尽到的又一份重大责任。
事隔20年后，陈克勤回忆说：“这个‘备忘录’的草稿一直夹在工作日志里，王老此次任务就是征求对小平同志提出要退下来的事，看老帅意见如何，所以‘备忘录’里只谈了小平不能下的问题，尤其军委主席一职，小平绝不能下。这是聂帅明确坚持的。这是‘备忘录’的要点！我是据此起草的。”
王震带上它，到北戴河正式向中央进行了汇报。
不久，王老那里传过话来，说：聂老帅的意见给中央报了，小平说：“这个聂老总，考虑得真周到！”
据说，父亲的这个意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央决定，党的十三大上，“四老全退，三老半退”，“四老”是指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三老”是指邓小平、陈云、李先念。
事后想起来，中央这个决定应该说非常英明。试想，如果邓小平在十三大上全退，不当军委主席了，彻底交权了，那么3年之后，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突然到来时，谁能出面收拾？搞不好真要出天大的乱子！
山高水长 奋起攻关新长征
重新“挂帅”（1）
把后半生献给了科技事业的父亲，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以巨大热情关怀科技工作和知识分子。
粉碎“四人帮”之后，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发展科技是最重要的一环。1978年3月，终于隆重召开了科技工作者盼望已久的全国科学大会。对此，父亲欣喜异常。虽然此时他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正像他说的：由于文革之乱，使他很久没管科技之事，“但对科技工作仍然是关心的，支持的，全力支持的。大家很着急，我也很着急。”他又说：我们已闻到新春的气息，科学的春天又来临了。
父亲对邓小平在大会上的讲话有两点非常赞赏：一是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二是明确了从事社会主义社会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当然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他们“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
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使父亲回想起1961年他领导制定“科学工作十四条”和1962年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时的情景，那段时间里知识分子心情舒畅，扬眉吐气，人们第一次感受到科学的春天，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左”倾思想再度泛滥，知识分子再度遭受惨重打击，并很快坠入“文革”深渊。这段历史令人不堪回首。所以，粉碎“四人帮”之后，听了邓小平的讲话，父亲感到“如听仙乐耳暂明”，他还兴奋地赋诗一首《攀高峰，争朝夕》，以祝贺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其中有两句“廿余沧桑足堪训，奋起攻关新长征”，意思是过去的教训足堪训了，他希望全国的知识分子就像当年铆足劲搞“两弹一星”那样，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勇攻关，进行我们科技界的新长征，尽快地攀登世界科技的高峰。
那段时间，父亲除了军队里的必要工作外，他主要的精力，就是关注着新时期科技事业的发展。农业大学的部分教授联名给他写信，请他帮助解决迁回原校址办学问题，他立即给邓小平写信，表示支持教授们的意见，认为这也是当前振兴我国农业的一个重要问题。不久，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父亲在会上讲，要加强农业科研工作，首先要办好农业院校，但现在北京、南京、福建、四川、湖北等地，都发生“文革”中被挤占的农业院校要不回来的问题，我们应采取坚决措施予以纠正。后来，这个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成功，是中国科学家对人类的一大贡献，曾经在世界上引起较大反响。1978年，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工作召开总结大会时，有人提出，希望能够见一见父亲。科学家们不会忘记，60年代初，父亲积极支持这一工作，“文革”中，这项研究面临下马的危险，父亲亲自出面，召集具有不同意见的两派开会，他鼓励大家，说这项研究在国际上都是出了名的，不能遇到问题就下马，而是要坚持下去，不成功不罢休。
这项重要的研究课题终于坚持下来了，并最终取得了成功，在国际上引起轰动。因此，他们在庆功时，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父亲。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主管这项工作，他说：“我也和大家的心情一样，也想在迎接科学春天的日子里，能见见知心的领导人聂总。”但他们又担心父亲身体不好，就试着联系了一下。钱三强回忆说，没想到“聂总很快就答应了，原来他老人家也想与大家见面”。
见面时，父亲与科学家们一一握手，他还能叫出一些科学家的名字。那天，气氛非常热烈，父亲问了国内外有关牛胰岛素研究工作的现状和问题，最后勉励大家说，千万不要忘记了自力更生、团结协作。有了这一条，就可以为四化建设做出更大成绩。
父亲为科学春天的到来而欣慰，但是另一方面，眼下的实际状况又让他为科技工作更加操心，更加着急。我们耽搁了10年多，如果不耽搁这10年多，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不知会高多少。现在，与世界的差距更大了，再不迎头赶上，中国人就会被彻底甩掉。父亲为此感到深深的惋惜。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老了，不能上一线了，但我还能摇旗呐喊，还可以出出点子。”
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按照父亲的经验，就是自力更生，集中力量，全面规划，大力协同，缩短战线，坚持攻关，不断取胜。正是依靠这个经验，中国才有了“两弹一星”。
然而，由于“文革”期间，科技界是“重灾区”，积累下成堆的问题。进入新时期以后，大家都想迅速发展，但又都在各自为政，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与协调。于是，父亲很快发现，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这些中国科技界的重要阵地上，各个单位之间矛盾重重，各自为政，很难集中力量办事情，更谈不上多出成果，多出人才。
重新“挂帅”（2）
父亲认为，照这样子下去，什么事情也做不好。
面对这种矛盾的状况，八十高龄的父亲似乎比谁都着急。一天，他去邓小平家，与邓小平谈起这方面的问题。小平说，中央也为之着急，但是要有老同志出面，帮助中央协调解决才行。
中央选来选去，又选到了我的父亲。那时在中央的上层领导中，对科技界最熟悉，最具领导经验的，最有威望的，还真是非父亲莫属。
1979年10月，中央决定成立科学协调委员会，请父亲任这个委员会的书记，出面掌握和协调。
父亲当时正在病中，身体时好时坏，尤其是心脏病，时常发作。但他还是抱病承担了中央的重托。
这使人想起1956年，也是邓小平出面找父亲谈话，父亲选择了他一生钟爱的科技事业。如今，八十高龄的父亲义无反顾，再度挂帅。
科学协调委员会的成员有：方毅、王震、张爱萍、洪学智、李昌。后来，又增加了武衡和李耀文。人虽不多，但代表了四大系统的关系与利益。
12月6日，父亲给邓小平写信，反映情况。信中写道——
我们现在分散主义严重，有些单位单干惯了，总想自成体系，万事不求人，搞小而全，大而全，重复、浪费很大，把力量分散了，结果谁也干不成。如最近有人向《光明日报》写信，说中国为什么在激光雷达方面，研究了13年还出不了成果，原因就是上面婆婆多，下面分散干，谁也不能解决问题。有些科研部门的领导人反映，一上班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应付扯皮的问题。这是生产力落后的反映……将来我们生产力发展了，更要集中统一，分工协作，充分发挥生产潜力，绝不允许搞小而全、大而全……目前几家矛盾，我折冲其间，尽量想法协调……当然文化大革命乱了十年，现在要马上统起来，是有困难的，但这是个方向，总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
信后面附上了关于卫星、原子能、计算机、计量工作等方面的协调意见。
两天后，邓小平批示：“我完全赞成你的意见，会有麻烦，不能顾虑太多，一经决定，坚决贯彻执行，一切请你下决心。”
那段时间，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