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挤下来摔在马路边，额头肿了一个包，可她仍然坚持乘公共汽车。她对我说：“你爸爸的车，不该我们坐。我们坐上了，心里也不踏实。”
关于乘车，我身上也发生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五十年代我在师大女附中读书时，一个寒冷的冬天，雪下了一夜，地上的雪近半尺厚。早晨，我推出自行车去学校赶早自习，范济生秘书看见了，决定派父亲的吉普车送我。我就是不同意，说：“爸爸说过多次，不让我坐他的车。再说，同学看见影响不好。”范秘书担心路滑难行，就对警卫员使个眼色，警卫员趁我不备，把自行车锁上，拿着钥匙跑开了。司机怕发动汽车引起父亲注意，叫范秘书等人帮着把车推到街上。我无奈只好上车。车到西单皮裤胡同口，离学校还有很远一段距离，我怕被同学发现自己搞特殊，坚决要求下车，然后挽起裤脚，踏着没脚的雪去了学校。
在家里，父亲对我们这些晚辈，一贯要求严格，他对某些高级干部子女为非作歹而家长又百般包庇纵容，十分反感，曾大力呼吁“今后考核干部时，也把他对子女的教育情况列为德才表现之一，认真考核。把这一问题看得重些，才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又说：“如果不正之风在家庭里代代相传，那就不要多久，我们民族的精神、党的优良传统都将荡然无存，岂不可虞！”
父亲是有资格说这种话的。我是他惟一的女儿，我安心干我的工作，从来不给他添乱，我爱人丁衡高也是一心一意搞事业，我和老丁惟一的女儿聂菲，更是个规规矩矩的孩子，从小就听爷爷的话，从小就知道艰苦朴素，裤腿短了，接一块，继续穿。家里人一直记得一件事：聂菲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在路上想买零食吃，挑来挑去，最后只买了一块果丹皮回来。她的外公看见她回来，就笑了，说：“我就知道，你最多也就是花几分钱，买个果丹皮解解馋。”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聂菲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学校里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外祖父是聂荣臻。从她身上，看不出有什么“特权”，她朴素得就像一个平常人家的孩子。
我姑妈聂荣昌的三个儿子、李继津、李继宣、李继家，还有我姨妈张琪华的儿子周继刚、周继强、女儿周继英，都是从小就在我家生活。他们也是从小就受到我父母亲的教育和感染，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干事，稍有不慎，就会挨老人的批评。周继强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姨父周映渠也是个老革命，参加过南昌起义，以后又在新四军五师任职，1946年6月中原突围时，在陕南他被叛徒出卖、国民党匪徒趁夜围攻时牺牲，灭绝人性的敌人竟然将姨父的头颅割下来挂在城头示众。解放初，小继强来到我家，父亲爱怜地抚摸着他的脑袋说：“你是烈士的子弟，以后要好好学文化啊！”父亲母亲生活上关爱继强，政治上、工作上却对他严格要求，决不因他是烈士子弟而有所放纵。我记得母亲曾对他说：“你是烈士后代，永远不要做对不起革命先烈的事，在部队要服从领导，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好好锻炼自己。”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表弟李继家在北京军区某部当兵，有一年春节，部队放假3天，单位领导给了他7天假，让他回来看望老人。除夕那天，继家刚踏进家门，父亲就盯上了他，问：“继家，你回来干什么？”当父亲得知情况后，严厉地说：“人家放假3天，你也不要搞特殊，过完节，赶快归队。不能当特殊兵！”结果，继家在家呆了3天，提前归队了。这件事，继家一直记在心里，他牢牢记住了舅舅的话，不能当特殊兵。后来他在部队工作，作风正派，老实肯干，多次受到上级表彰奖励。
说句老实话，我们这些做晚辈的，从没在外面惹过事，更没给父母丢过脸。
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感受到父亲的厚道作风。他和母亲经常教育我，还有住在家里的孩子们，对人要诚恳厚道，讲信义。父亲曾说，旧社会过年，很多人家贴门联，其中常贴的就有“忠厚传家”、“诗书继世”；中国传统的道德信条中，“厚”是很重要的一条，是“美德”之一。
每每谈起高级干部的家风，父亲赞扬过陈毅、陈赓两家，说他们两家家教好，孩子们懂礼貌，忠厚传家。意思是让我们学习人家。
父亲厚道惯了，全家人都受他的影响。他对我们和孩子都说过，还在教育她，待人要厚道，要懂得如何尊重别人，诚恳待人。只有待人以诚，人家才能与你以诚相见。这就是互相尊重，就是谦虚谨慎。他还说，要善于与人共事，不要什么事都以自己想法为标准而去与别人相争。真正原则性的分歧，必须讨论清楚，是与非要明白；工作上的意见分歧，有时也可争辩，但要心平气和，不可盛气凌人；至于个人之间一般性的分歧，最好采取“和为贵”的态度，互谅互让，互相尊重，因为谁是谁非很难说清，大多是由于个人经历、性格、爱好等等不同造成的。
毛泽东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4）
当年搞“两弹一星”时，父亲就是这么尊重人的，所以那些大知识分子、大科学家才从内心里尊重他，服从他。
父亲的厚道表现在诸多方面，他对党，对领袖，对战友，对下级，对同志，对普通人，都是一样的厚道。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哪怕是面对一个普通护士，面对一个普通战士，说话时他也非常注重礼貌，不管让别人做什么事，他都要说“请你”什么的，从不颐指气使，指责别人。
也许正因为他是个厚道人，他去世之后，才有那么多的人怀念他，念叨他。人们怀念他，为他落泪，并不是因为他当多大的官，也不是因为他是个元帅，而是因为他具有让人感动的品格。
他活了93岁，是最后去世的一位元帅，而且是在睡梦中不知不觉仙逝的，死前头脑一直清醒，极少犯糊涂。医生说他，脑子像是六七十岁的人。
晚年，他曾经念叨过，自己打了一辈子的仗，没受过一次伤；搞过地下工作，没被捕过，算是福大命大之人。
有人说他是“仁者寿”。也有人说他是“福帅”。
著名文学家巴金说：“聂帅是个很有文化智慧的人。”
……
从他身上，我还悟出：一个人必须多做事情，为民族为国家多做事情，做出好事情，人民才不会忘记他。
永远记住那光荣的历史足印（1）
1999年，是父亲的百年诞辰，也是建国50周年。这个时候，我很想替父亲做点事情，更想替国家做点事情。想来想去，我想到，在庆祝建国50周年的时候，如果能够大张旗鼓地表彰一批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借以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它必将能够进一步促进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父亲的后半生，一直寄情于我国的科技事业，主要是抓出了两弹一星。当年，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业，应该大书特书。可是，由于各种原因，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了30多年之后，那些为国家做出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仍然鲜为人知，仍然默默无闻，我觉得应该到了让人们知道并记住这些无名英雄的时候了。把两弹一星的精神弘扬光大，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如果父亲活着，一定会支持这样做的。
有一天，我在参加一个活动时，碰到朱镕基总理，把自己的想法简单讲了一下。朱镕基认为有道理，可行。他当时很忙，就预定了一个时间，约我再去细谈。
不久，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约我和丁衡高一起去与朱总理面谈。听完我们的想法，朱镕基说：“我个人赞成，是好事。”他提出，让我们再和锦涛同志谈谈，因为他分管书记处工作。
三八妇女节那天，我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胡锦涛，和他约定了谈话的时间。在他的办公室，听完我的具体想法后，胡锦涛也表示同意和支持，并且说：“你就以老同志的名义，给中央写一封建议书，由中央研究后实施。”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那封建议书是由我、丁衡高、甘子玉、周均伦、陈克勤一起讨论后完成的。1999年5月4日，以我个人的名义，送给了朱镕基和胡锦涛。
信中说——
镕基、锦涛同志：
建国初期，经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等决策、领导，由聂荣臻同志具体负责组织指挥，从1956年制订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到两弹（导弹、原子弹）一星（卫星）先后突破过关，这是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上辉煌的篇章和中华民族历史上引以自豪的伟大成就……两弹一星的突破，标志着我国从技术落后状况，达到接近当时国际上相应的先进技术水平（位于美苏英法之后）。围绕两弹一星这几个重点，通过“任务带学科”的途径，自主研究，并从科学研究起步，发展成为一批新兴的工业，包括核工业、航天和航空工业，以及与之相应的新型材料、电子、计算技术、仪器仪表和精密加工、遥测遥感和自动化、重型和特种设备等新技术工业部门。同时，也初步建立起从科研、工业试验、型号的现场试验到装备运行的科技体系，组成了一支高水平的相当强大的科技队伍，为我国的现代化，特别是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投入的时间和财力、物力来说，我们也比美、苏、英、法等发达国家快得多，省得多。至于两弹一星对鼓舞我国人民的志气和信心，增强海外炎黄子孙对祖国的凝聚力，特别是对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加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力量，这是人所共知的。在国外封锁，国内经济困难的条件下，我国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人和解放军，排除万难，奋力拼搏，争取两弹一星的成功突破，这种精神，对于今天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方针，争取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更具有重要的鼓舞作用和现实意义。
我还在信中说，由于历史（尤其是保密）的原因，对研制两弹一星的有功人员，只在内部奖励过，从未公开。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30多年，美国还有人在诬蔑我们的核弹和火箭技术，是从他们那里偷来的！现在该是还历史以真实、让事实来说话的时候了。
中央书记处召集有关部门认真讨论后，确定了受奖人员名单，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做出了《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
当天下午，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全部到会，出席大会的有科技人员的代表和各大单位的代表，共1万余人。
会议由委员长李鹏主持，朱镕基总理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章”的决定：
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樨、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