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回忆说，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蒋介石将所有的与会者领到一幅孙中山的画像前，坚持要每个人都向画像宣誓效忠。
然后，他提出各路军应该只保留12个师，然后将其余的人员遣散。这时，一个小军阀指出，根据蒋介石的提议，那些编制不足12个师的兵团、不得不再招六、七师才能凑足12个师。
蒋介石对这个小军阀提的问题未加理睬，而他自己的部队则刚在北京附近扩编了十几个师。
会议就一件事正式取得了一致，那就是将全国划为6个裁员区。这件事使人感到别扭，有点象是在做交易，故军阀们心中渐渐感到不安。
一天下午，蒋介石邀请冯玉祥去南京郊外洗温泉浴。当他们洗完用毛巾擦身的时候，蒋介石说：“人们常说，谁控制了北京、广东、上海和武汉，谁就控制了全中国。”冯玉祥认为蒋介石这是向他暗示，让他对控制着这些地区的军阀采取行动，他含糊其词地回答说：“作为一个全国性的领导人，你必须大度一些，只要你能赢得军队和民众的支持，他们占领了这些地方也无关紧要，他们也都将是你手下的兄弟，”
会议持续了三个星期。2月7日那天，冯玉祥突然中途退席，致使会议就此收场。
中国大地很快重新燃起了战火。李宗仁和其他广西军阀首先采取了行动，他们将矛头对准蒋介石在湖南的一位将军，并把他赶下了台，这是李宗仁、冯玉祥脱离国民政府的一个信号。
这些富于戏剧性的步骤发生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期间，这次大会定于3月份在南京召开。
广西的一个将军从广东出发，前往南京去参加这次大会，并得到了国民党的安全保证，但当他一到达南京，蒋介石就下令将他逮捕。蒋介石解释说，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该将军参与了阴谋活动。
蒋介石的左派对手汪精卫就此事从法国发来一份长电谴责蒋介石，而蒋介石却认为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三人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就能安抚他们，但是，汪精卫根本不吃这一套，而冯玉祥则回到了山东，阎锡山对当选中执委的兴趣也不大。
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三大”开得很不平静——因为那些或多或少仍效忠于蒋介石的人不愿投票支持那些反对蒋介石的人。
由于力量过于分散，再加上一名将领被逮捕，而另一位驻守北方的将领也因兵变而突然下台，桂军战斗力逐步减弱，并隐于一片混乱之中，很快就崩溃了。4月底，蒋介石在华中取得了胜利。
基督将军冯玉祥是蒋介石接下来要对付的人。当冯玉祥在2月份从裁军会上中途退席之后，他所要达到的第一个目标是加强自己对山东的控制。当时，在经过长期的谈判之后，日本军队已准备撤离胶济线。
令冯玉祥和日本人吃惊的是，蒋介石要求日本人暂缓撤离，以便让他自己的军队——而不是冯玉祥的军队——接管日本人撤离的地区。作为报复，冯玉祥调动自己在河南的部队，且断了该省的铁路交通。当时，他对蒋仍是个可怕的潜在威胁，但蒋介石比他棋高一筹，蒋介石通过策动冯玉祥部下叛变，战胜了冯玉祥。
这不禁使人回忆起冯玉祥当初背叛吴佩孚的行为。冯玉祥完全信任他驻守河南的指挥官韩复榘，但韩已经被蒋收买，并在5月底投奔到蒋介石一方，带走了3个师长以及冯玉祥的10万精锐部队。一个被收买的师长由于善于要价而闻名一时，不久他又脱离了蒋介石的阵营。
与此同时，蒋介石与广西军阀又重新开战，这一次战场是在广东。经过相当激烈的战斗之后，广西军队于1929年6月底遭到惨败。
蒋介石从此获得了对华中、华南的实际控制权，而不再仅仅是名义上的控制权了。
和过去一样，政府实施税收的能力是对政府进行衡量的尺度，在击败了桂系军阀之后，国民政府可以在全国22个省征收税金。
蒋介石既有些得意洋洋，又对某些事仍感到不满。他向全国发表了一个宣言，反驳那些有关他实行独裁的指责，警告那些不服从命令的人，并号召全国团结起来。他还说，一旦局势稳定下来，他就辞职引退，去实现他那耽误已久的国外之行。
上海的中外商人均对蒋介石的这番话感到沮丧。但那些了解蒋介石过去下野经历的人则感到放心——或者说对他的讲话表示怀疑，因为蒋介石的下野往往是以退为进。
接着，越来越多的皮影戏出笼了。
8月1日，蒋介石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实施年初制定的军队减员措施。这次，那些主要的将军都没有出席会议，而正忙着别的事。这次会议决定，将常备军裁减到65个师，每个师的编制缩减为1．1万人。
辞职的习惯似乎能够传染，宋子文宣布，他筹不出钱来进行这次裁员，因而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
这次不必要的会议开过不久，汪精卫从欧洲回到中国。他立即起草并发出一封谴责蒋介石的电报，这封电报的措词之强硬、具体，是汪精卫以前类似的电报所没有的。
电报说蒋介石不仅任人唯亲，而且还把中国视为他自己的私人财产。此外，还指责他在“济南事件”中将中国的主权卖给日本人，并说现在到了“拿起武器，清除国贼”的时候了。
汪精卫的回国使蒋介石很伤脑筋。这个左派领导人与他的追随者被人们称为“改组派”，因为他们明确提出要重新改组国民党，使之重新带有左派的色彩。
冯玉祥及其朋友阎锡山（此人在冯蒋新发生的冲突中支持冯，与“改组派”举行了秘密谈判。接下来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插曲，蒋介石与冯玉祥两人互通一些词藻华丽的电报，讨论有关出洋之类令人愉快的问题，蒋介石认为出洋是件快乐的事。
阎锡山一度似乎也要与冯玉祥一同出国。蒋介石答应不触动冯玉祥的军队，并由中央向冯玉祥的军队发饷，而冯玉样本人还可得到20万美元的旅行费用。这些条件应该说是不错的。
冯玉祥认为自己可以与汪精卫作笔交易，而汪精卫也认为冯玉祥可能会帮助自己达到驱逐蒋介石这一极为有限的目的。
从长远看，基督将军冯玉祥与蒋介石一样，也将变得不再对汪精卫有什么用处，但汪精卫在这时（1929年10月10日）仍鼓励冯玉祥向蒋介石再次提出挑战，这次，汪精卫使用了一种熟为人知的政治技巧（袁世凯也经常使用这种政治技巧），他召集自己的部下（一共27人）一起谴责蒋介石，并号召冯玉祥与阎锡山时伐蒋介石。
在随之而来的战争中，阎锡山出人意料地保持了中立，而冯玉祥由于10万精锐部队倒戈，又连吃败仗，故在11月底，冯玉祥的部队被赶出了河南。
这时，东北发生的一次中苏冲突挽救了冯玉祥的命运，但这也只是暂时的（苏军在1929年11月17日进入东北，打垮了数月前占领中东铁路的中国部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军是由加伦将军指挥的，他在几年前曾担任过蒋介石的军事顾问。
接着，一场文字战又爆发了。北平的一条标语写道：“阎锡山是出笼的老虎。”
确实，阎锡山在1930年2月10日首先发难，他打电报给蒋介石，要蒋介石放弃武力统一中国的主张，并立即辞职。此后几周，蒋阎两人之间的长篇电报往来异乎寻常的频繁起来，正如蒋介石的文字秘书所说的那样，“他们好象要打一辈子电报似的”。
2月21日，汪精卫也卷了进来。他发了一封电报，谴责南京政府受贿、腐败、独裁。由于厌倦了这场文字游戏，阎锡山突然在自己控制的省区没收了南京政府的财产，解除了中央军的武装。两周后，也就是1930年4月初，他就任反蒋部队总司令的职务。为了便于指挥部队，冯玉祥担任了阎锡山的副手。
此后，他们进行了6个月的极其血腥的战斗。
如果国民党的官方统计数字可信的话，那么，阎锡山的部队伤亡了15万人，南京方面的部队阵亡3万人，伤6万人。
冯玉祥被迫辞去了所有的职务。他下台后又生活了18年，并在此期间写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他偶尔也曾试图重返政治舞台。
1948年9月1日，冯玉祥在一艘苏联客轮发生的火灾中神秘地死去。
至于阎锡山，蒋介石最后还是允许他回去统治山西，用谢里登的话来说，就是当“一个听命于蒋介石的军阀”。
最后，蒋介石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对阎冯联盟以及对“改组派”的胜利归功于少帅张学良。
1930年夏，汪精卫在北平举行了一次国民党的“扩大全体会议”，阎锡山将军、冯玉祥将军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心怀不满的李宗仁也出席了这次大会。阎锡山同意领导一个由反蒋派组成的“国民政府”，以对抗蒋介石的那个“国民政府”。他于9月9日正式就职，这个新政府似乎是有意选民国十九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这么一个良辰吉日宣布成立的。正如他们对蒋介石所指出的那样，“九”这个字在中文里正好与“久”谐音。
少帅张学良似乎对这一象征意义不感兴趣，他在9月18日宣布支持南京政府，在此之前，“改组派”与南京方面都极力争取他的支持。张学良的部队从容地接管了北平，于是“改组派”的所谓“政府”也就寿终正寝了。这次干涉行动使得张学良成了华北无可争议的主人，而他当时年仅30岁。他控制的地盘现在由东北延伸到河北，蒋介石还任命他为中国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但在某种程度上，他身上的军阀习气仍很浓厚。
蒋介石现在又一次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1930年10月10日，他发布了一个纲领，其中包括“根除共产主义”。重建财政、实施廉洁而有效的行政、发展经济及区域自治等五项任务。那些沮丧的北方反对派领导人，如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等正式接受了这一纲领，并自动宣布下野。
9月中旬，蒋介石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他在会上用讽刺的语调，不指名地攻击国民党内某些人腐败、堕落、滥用职权、贪赃在法，并说所有这些，使得一些新鲜血液流入了共产党的阵营。
他还承认他本人也犯了错误（未具体说明），承认自己的一些观点对国家造成了损害。最后他说，现在召开国民大会修改《组织法》，制订一部永久宪法的时机已到。
如果蒋介石认为他现在已经取得了无可争议的地位，那他就错了。
他自己很快也认识到一点。国民党右派领导人胡汉民对蒋介石刚刚发表的长篇大论感到很是恼火。蒋介石想——或者是他说他想——扩大政府的群众基础，但这却是胡汉民不喜欢的。胡汉民认为国民党应该保持对政府的绝对控制，在党内谴责滥用职权（正如蒋介石所做的那样）就已经走得够远的了。
1931年2月下旬，蒋胡两人在制宪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胡汉民威胁说要辞去立法院院长的职务。他辞职的请求在当时遭到拒绝，但几天后，中央执行委员会接受了他的辞职。
接着，蒋介石立即就将胡汉民软禁起来。
尽管胡汉民忧虑担心，但1931年5月5日在南京中央大学召开的“国民大会”并没有扩大多少群众基础。参加大会的447名代表全都是国民党党员，或是由国民党指定的党外人士。代表中大约有50人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顾问、部长以及身居这种或那种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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