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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台湾的状况是十分异常的，他的政府亦是如此。
用法律上的术语来说，那是没有先例的。
大陆陷落以后，他带着残余部队及其追随者们，来到了由日本殖民者统治达半个世纪之久、并且在1943年的《开罗宣言》中已承认为中国领土的台湾岛进行避难。这样就有了两个中国政府。
北京的共产党政府不可否认地控制着除台湾岛和少数沿海小岛以外的所有中国领土，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不可否认地控制着台湾，而北京和台北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份。
实际上就是出现了两个中国。但是，不论是共产党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不愿意考虑这个问题。
整个世界都认为北京政权的主张是不难理解的。在局外人看来，蒋介石对大陆主权的需求是荒唐的，甚至是无礼的。然而，从权力的角度来讲，蒋介石的主张有必然的逻辑性。因为如果他不坚持这个主张的话，国民党如何统治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呢？他只有坚持这个主张，即他的政府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在坚持这一主张的过程中，他从无半点的忧柔寡断，并且宣称他能够“证明”他在台湾保护了自己的权力，根据这个荒唐的逻辑而制定的铁一般无情的法律和一系列类似的反常事情只好持续下去。由于台湾人口的发展，1975年达1600万人，在这个小岛上只好有两个政府，一个管理全中国，另一个治理台湾省。
1947年11月21日，中华民国开始了第一次大选，这是一次没有结果的选举，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只不过是一次非正规的演习而已。
立法院的大部分成员都投奔了台湾。坐镇的立法官员皆为老年人，年复一年，直到他们者死。他们宣称自己代表着久已失去联系的大陆各省的远方“投票人”的利益。
大多数台湾人民在这个“国家的”立法过程中实际上没有发言权，他们最多只期望能在省级政府中谋个一官半职，1972年底的部分选举给老年化的立法机构注入了一点新鲜血液，但是，直到这时为止，那些明显的异常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变、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一个被外界喜爱或惊叹的空想是完全不真实的。从另一方面来看，有一点是绝对真实的，即蒋介石枯萎的权力宝座和国民党的最后一块避难之地。否认这个不真实的现实，就意味着要通过放弃这个权力基地而让位。
况且，蒋介石已经度过了那个另有图谋的辞职阶段。他来到了台湾，并且要在这里呆下去，直到时间宣布他死亡为止，或者将来有一天一些未能预见但并非不可能的形势会恢复他合法的南京政权。
蒋介石的希望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达到了高潮，也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凉了下来。
他与美国签订的《安全条约》曾保护过他的台湾基地，也有效地阻止了他利用这一基地。从此以后，他的希望随着每一次国际危机的到来和听到来自中共的可怕消息而变得恍惚不定对蒋介石来说，这些时刻比任何有关台湾经济发展的破记录数字更有意义。
1955年1月出现过一个这样的时刻，当时，中共派了一些战舰和飞机在大陈岛北部的江山岛登陆。国民党守备军队的720人全部战死。
在中共对大陈岛进行大规模的轰炸之后，周恩来于1月20日宣布一定要“解放”台湾，在此期间不允许联合国或其他任何国家进行干涉。同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以他的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身份请求国会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击退共军在台湾海峡的进攻。
国会授予了总统所需要的权力，蒋介石也相应地受到了鼓舞。但是，在联合国安理会邀请中共派代表参加停火谈判并遭中共拒绝以后，这场危机也就结束了。
令蒋介石感到欣慰的是，他不久便证明了他在西方主要国家中还是有一定影响的。诚然，国民党政府被排除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于1955年2月25日在马尼拉签署的《东南亚防御条约》
之外，但是，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恃·杜勒斯于3月23日又继续前往台北进行访问。
在台北，杜勒斯与大总统蒋介石、副总统陈诚、行政院院长愈鸿钧以及外交部长叶公超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分析了共同防御条约的含义和用途。在长达一天的谈话结束以后，杜勒斯于临走前发表了一份新闻公报，他在公报中指出，金门岛和马祖岛与“台湾的安全有关”。
无论如何，这对蒋介石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三四周以前，由于共军的猛烈空袭，蒋介石已命令军队撤离了大陈岛。
但是，根据美国国务卿的宣言来看，要国民党放弃金门岛和马祖岛是完全不可能的。
尽管共军在3月份又发动了进攻，但是蒋介石加强了守备部队的力量，仅在金门岛一地就屯兵6万。然而，情况仍然不妙。3月25日，中共宣称他们又从北朝鲜撤出6个师的兵力以对付这场战争，蒋介石的海上观察员和大陆情报人员报告，共军已在台湾对面的福建沿海布下了重兵。蒋介石说在2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情况已经“相当明确”，美国是会保护这些岛屿的，他说，无论如何，这些岛屿是决不会断送的。
当蒋介石得知周恩来在亚非万隆会议上获得重大成功的消息时，他回想起了1927年的上海和他1936年在西安事变中所受到的侮辱，这使他恼羞成怒。
锡兰总理约翰·科特拉瓦拉阁下在自以为公正善良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他建议。
马祖岛和金门岛应当立即转交给共产党政府；美国第七舰队应撤出台湾海峡；蒋介石应当“光荣地退休”；联合国或科伦坡集团应当托管台湾5年，托管期满时，应由公民投票决定台湾是归属中国领土还是独立。
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要求中共通过宣布立即停火和立即释放非法扣押的美国空军人员和其他人质，以此来表明自己追求和平的诚意。
但是周恩来只宣布，台湾的未来将在中国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之后由联合国来处理，周公开声明他为解决蒋介石的地位问题提出了一个“合理”的方案。
蒋介石感谢周恩来在20年前的西安事变中进行周旋，使他恢复了自由，但他决不会允许共产党的总理通过这个“合理”
方案来罢免他的官职。他的政府宣布不准备参加与中共的谈判。
在经受了这些失望和挫折以后，再加上马歇尔使团的失败，对1949年白皮书的不满以及对朝鲜战争所抱希望的迅速破灭，美国和蒋政府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和睦相处的阶段。
美国正在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和建设慷慨解囊。虽然联合国每年都在为中国的代表权问题进行辩论，但是，每年都有绝大多数的国家愿遵循蒋的美国盟友的意见行事。
不久，突然爆发的一种强烈的反美情绪打破了这一僵局。
起因是微不足道的。1957年5月23日，美军的一位军士长罗伯特·雷诺因为杀害了一名30岁的中国人而被控告，但结果却被判无罪，据说受害者是透过窗子偷看了军士长的妻子在沐浴后的裸体，雷诺夫人在吃惊中对丈夫大喊一声，雷诺先生立刻冲出房去，向这个人开了两枪，把他打死了。此案起诉到法庭，但雷诺否认这一控告并辩护说，他是因为害怕这位闯入者会对他动手。雷诺在被宣判无罪之后带着妻子和孩子悄悄地从台湾溜到了菲律宾。
由于这一无理的宣判，一群被激怒的群众聚集到美国使馆外举行抗议，并且在大街上嘲弄和侮辱美国人。那位受害者的妻子也前来绝食抗议，手里还举着一个写着“要求正义”的牌子。当疯狂的人群扯下美国国旗并将它撕成碎片时，警察却若无其事地袖手旁观。美国使馆建筑物上面插上了国民党的国旗。人群闯进了大使馆，拼命地摔打桌椅并将钢柜从窗子里扔了出去。美国汽车和货车被点燃，大使馆也燃烧起来了。但是，不一会儿火就被扑灭了。结果大约100多名“闹事者”遭到拘捕。
蒋介石的坚强保护者、美国大使兰金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蒋介石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先生，对此表示“深感遗憾”，并且保证这件事情的发生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为反美主义”，而是群众对雷诺的无罪判决普遍表示不满而已。
结果，3名高级警察和部队军官被解职，并且，蒋介石政府还答应补偿一切损失。
北京政府也借此机会通过报纸和电台进行宣传。北京的一家电台说：“美国人把台湾人民当作任意摆布的奴隶和炮灰”，“一切爱国力量应该团结起来，把美国侵略者赶出台湾”。
然而，长期的实践证明，蒋介石的评价是正确的，公愤的爆发不过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决不会重演。
翌年，一场新的更不平静的金门岛危机爆发了，这一危机搅乱了蒋介石的黄粱美梦，并表明他还得继续依赖美国的帮助。
1958年8月23日，共军的炮兵连在两个小时内向金门岛发射了5万发炮弹。在随后的5天里，每天平均发射的炮弹为6万发，到该月月底时，伤亡人数约1000名，其中大部分是无辜的平民。食品、弹药和其他供应品迅速告急，蒋介石立即向美国求助。
自9月7日起，美国第七舰队便护卫国民党战舰往台湾运送物资。其他供应品则由国民党的运输机空投。
11月11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了一项声明，宣称：
如果共产党占领金门岛，这场战争就会没个完。“它是武力占领计划的一部分”，他说，“这一计划将摧毁西太平洋地区所有自由世界的阵地，并将他们置于与美国和自由世界作对的政府手中。”他还谴责苏联与中共并肩作战。
几天以后，周恩来重申了中共要“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张。
这场危机戏剧性地拖延到了10月底，这时金门岛的居民们已习惯了每天的炮轰。9月30日杜勒斯宣称，如果中共“合理公正地停火”，美国政府将同意国民党撤离近海岛屿。此后，金门岛的紧张局势使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10月6日，北京政府暂停炮轰，20日又开始了炮轰，随后便逐渐减少了。很明显，如果蒋介石希望依靠美国与中共之间的敌对情绪的话，那么他将会感到失望。
事实上，美国已经于9月中旬通过集结军事力量（《纽约时报》把它描述为“历史上最强大的海空战斗力量”）而使战争变得不堪设想了。
9月22日和23日，蒋介石在台北主持召开了有国民党和美国军事代表参加的会议。美国驻太平洋地区军事总指挥阿德麦罗·菲尔特以及蒋总统的行政院院长陈诚将军出席了会议。
一个月后，从10月21日到23日，美国国务卿飞往台北与蒋介石举行了会谈。最后公报使美蒋双方都松了一口气，但并没有给双方带来完全的满足，公报提到了团结一致。美国政府重申了它的观点：蒋介石政府是“自由中国的真正代言人”，国民党政府也声明，恢复大陆中国人的自由的“神圣使命”应当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实现。
于是，蒋介石就放心地长期等待下去了。
这两次金门岛危机事实上已经证明蒋介石及其政权比以前更加安全了，但也更受制约了。然而，生活确实提供了礼仪上的补偿。其中最令人满意的一次发生在1960年6月19日。那天，蒋介石欢迎艾森豪威尔总统到台北，他们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