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番精心地漱洗之后，吃过午饭，她就让戏班子热热闹闹地开演了。当大戏敲着锣鼓拉开帷幕之后，慈禧一边安详地用她专用的鹤脚烟袋吸着水烟，一边全神贯注地看着戏，像一个农村妇女一样尽展悲欢离合。看到入情处，慈禧也会大声笑出或者恸哭不止。戏落幕了，喜笑颜开的慈禧就会下旨：赏！小太监就会把碎银子抛到台上去，演员们就会磕头谢恩。
在慈禧眼中，现实也是一场正在上演的大戏，而她自己，就是这个大戏中永远的主角。
当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在北京兴起的时候，此刻的李鸿章正在南方休养生息。尽管在千里之外，但李鸿章还是凭着自己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嗅出这场风波暗藏的危险。6月初，李鸿章收到了英国人赫德从北京发给广东海关的电报，这封电报几乎代表了驻华洋人们的集体立场，也告知了北京的真实情况：
此间局势极其严重，各国使馆都害怕受到攻击，并且认为中国政府即使不仇外，也无能为力，如果发生事故，或情况不迅速改善，定将引起大规模的联合干涉，大清帝国可能灭亡……请电告慈禧太后，使馆的安全极为重要，对于所有建议采取敌对行动的人都应予驳斥。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4）
李鸿章收到电报后，立即向慈禧发电，重申了赫德的意见，特别强调如果不停止排外行动，大清帝国可能灭亡的观点。
但李鸿章的电报石沉大海，没有起到一点作用。
形势直转而下。西方列强，加上日本，终于动手了。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攻陷了中国北方的海岸门户大沽炮台，聂士成阵亡，马玉昆、宋庆诸军零落，三天之后，京城门户天津陷落，以保护使馆为名登陆的联军向通州进发，而通州距都城北京仅20公里。19日，大清国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总理衙门宣布不再保护使馆，限外国人在24小时内离京。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男爵在乘轿前往总理衙门试图交涉保护在京外交使团安全问题时，途经东单总布胡同时，被巡街的神机营章京恩海用枪击毙。随后，保卫北京的清国将领李秉衡在杨村遭遇败绩后，退至通州（今通县）自杀殉国……李鸿章在南方得知这一消息之后，老泪纵横，用手杖触地：“内乱如何得止？如何得止？”李鸿章的悲伤让在场的官员动容失色，他们从未见过冷静铁血的李鸿章在情绪上会失去控制。即使是在最伤痛最悲凉的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也只是无声泪下。他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李鸿章所喷发出来的，已不仅仅是泪，而是血了。
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李鸿章的内心明显是有幽愤的，也有着牢骚和看法。李鸿章给朝廷发去一封电报———大清国两广总督对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廿五矫诏，粤断不奉，此所谓乱命也。”并要盛宣怀迅速将他的意见转告刘坤一、张之洞。
李鸿章终于说“不”了，这样的态度，算是李鸿章平生对朝廷的唯一一次违背。对于李鸿章来说，此举可谓石破天惊。虽然这种态度改变不了什么，但对于一直愚忠成痴的李鸿章来说，有这样的态度，已经出格了。也许这样的做法，甚至可以看出李鸿章在访问欧美之后自由意识的成长，意味着清国的铁箍已经松动；或者，南方日益活跃的商品贸易和经济活动，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清国官员们的思维方式和统治模式。与此同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等在获悉了李鸿章的电文后，也开始对朝廷心存“二心”了，他们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这样的道理很简单：危难时候，他们只得自保自己的一方平安，并且，不想进一步扩大对立面，如果南方各省也发生动乱，或许清国人真的要做亡国奴了。虽然各总督之行为在以后很长时期内引起广泛非议，被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中，正是他们如此的态度，确保了大清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
貌似强大的清国一下子乱了方寸。京城保不住了，宫殿保不住了，虚弱的清国急切需要这样一个人来收拾局面，这个人必须不会引起洋人们的反感，最好还在洋人那里颇有面子，能够得到南方各省那些心里不痛快的督抚们的支持和信任；懂得办洋务，能独立处理棘手的重大问题；有与洋人周旋的骨气和勇气，能在议和中尽可能地维护朝廷的利益；能够确保清国领土的完整；当然，最重要的是：必须慈禧信得过，对慈禧绝对忠诚，或者说，要确保光绪皇帝不卷土重来，维护慈禧的现实权力。
上述条件实在太苛刻了，慈禧在帝国满朝文武大臣中反复选择，浮出水面的，仍是年过古稀的李鸿章。或许，在作此决定的时候，酷爱戏剧的慈禧会想到刘备对诸葛亮的托孤——每当清政府把清国带到毁灭的边缘时，他们想到的，就是启用老迈忠心的李鸿章。这样的结局，对于李鸿章来说，是一种喜剧呢，还是一种悲哀？
李鸿章此时已成为这艘即将沉没的巨轮的唯一救命稻草。朝廷的电报继续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攻打京城的洋人议和。与此同时，各地请求李鸿章北上“主持局面”的电报也如雪片一样飞来，一律声称只有他才能稳定大局。朝廷下诏，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的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5）
1900年7月17日，77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了。此时的李鸿章，依旧清癯高瘦，头上戴一顶青缎小便帽，脑后的辫子，已变得花白枯萎了。李鸿章颤巍巍地在贴身侍卫的搀扶下走过跳板，然后在甲板上的藤椅上坐了下来。所有的官员都静静地等候着他发布开船的命令，但李鸿章许久都没有开口，他只是闭着眼睛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仿佛睡着一般。南方的7月，正是高温酷暑，闷热的天气凝固得仿佛将要爆炸似的。
前来送行的南海知县裴景福与李鸿章既是同乡，又私交甚密，他走到李鸿章面前，小心翼翼地探听李鸿章对国是的态度，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国家少受损失，没想到李鸿章突然声音哽咽：“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还在继续着与洋人噩梦般的周旋。
此时此刻的李鸿章像什么呢？与他忠诚的大清帝国一样，在西方列强高歌猛进迈入新世纪之时，这艘古老的东方航船，只能拖着呻吟的骨架，使尽最后的气力在海潮中颠簸而行，艰难、悠缓、疲惫、衰迈，已接近于彻底地触礁了，陈旧、腐朽的舱板失去了密封性能，裂缝越来越大，海水不断渗入……但掌握着这艘轮船的人，仍然挣扎着，幻想着起死回生，或者忍耐，坚持，做着最后的努力。
1900年8月15日，大清国都城沦陷，政府和朝廷逃亡。据不完全统计，在京城沦陷之后，集体自杀的贵族家庭就有：宗室奉恩将军札隆阿和儿子、儿媳、女儿和孙儿一起自缢；宗室侍读宝丰全家吞金而死；宗室侍读崇寿，杀全家老少之后，自刃胸腹以死；奉天府尹福裕全家7人全部溺死；二等侍卫全成全家5人服毒；一品官富谦全家12人自焚；护军参领续林用刀杀了妻子儿女后自杀；都统御前侍卫奕功，在联军冲到他家门口后率领全家子女共10人进入后院自焚；吉林将军延茂战斗失败后只身回家，与母亲、兄嫂和子女共12人引火自焚；中书玉彬与母亲赫舍里氏以及妻子兄弟等，全自焚；庶吉士宗室寿富，全家集体上吊；国子监祭酒熙元和王懿荣，前者和老母服毒，后者与妻子投井；三品衔兼袭骑都尉员候选员外郎陈銮一家集体自杀人数最多，达31人。
根据有关史料的不完全统计，1900年，北京城破的两天之内，全家集体自杀的皇亲国戚达30多户。王公贵族之家自杀总人数在近2000人。
古老的京城，在上演一段时间的迷幻大剧之后，现在，轮到惨烈悲壮的结尾了。所有的悲情都于事无补，“平常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抱君王”，中国历史从不缺少这样不负责任的死法，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对于这些王公贵族而言，如果缺乏对于国家大局的政治智慧，危难时候以自己的生命作砝码，毕竟是无足轻重的。
接到朝廷一个又一个指令后，李鸿章根本就不愿意去收拾这个烂摊子，他是有前车之鉴的，甲午战争后因为签订《中日马关条约》而遭到国人的普遍声讨，“李二先生是汉奸”的骂声至今还在耳边回响。从广东北上之后，李鸿章一直在上海磨磨蹭蹭，他是根本不想去那个是非之地。但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李鸿章“不下地狱”，谁又会“下地狱”呢？他当然知道签订这样的条约只会把自己钉在民族和国家的耻辱柱上，他太了解自己的民族以及自己的同胞了，知道他们习惯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在危难之中，这个民族一直有着极其热爱面子、极度自大而又自卑的习性，他们一般不愿意直面事实，不自我反省，只是眼光向外积极地寻找替罪羊。在寻找到替罪羊之后，他们往往毫不犹豫地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然后，便是振臂一呼进行着声讨了。这样的心态与习性，李鸿章从来就看得很清楚，对这一切，他是再熟悉不过了。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6）
一直到慈禧任命奕为和谈全权大臣，李鸿章“辅佐之”，李鸿章才真正北上了。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李鸿章专程去了一下他曾经执政达20多年的直隶衙门。天津是李鸿章任北洋大臣的办公地，而直隶总督府则在保定。在一年的时间里，李鸿章一半时间在天津，一半时间在保定。此时此刻，北洋大臣的办公地已是破败不堪，李鸿章蹒跚着步子，察看着废墟中的一切，内心沉痛无比。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联军正在戒严，宣布除了“两个小院落仍属于清国政府管辖”之外，整个京城由各国军队分区占领。那两个小院落，一个就是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另一个，则是与李鸿章一同参加与联军议和谈判的庆亲王府。
后来，晚清名士齐如山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驻北京，朝廷宣布由李鸿章全权担任议和大使并从广州赶赴北京时，整个北京城都在盼望着李鸿章的到来。的确也是这样，当整个清国陷入了最大的灾难，京城沦陷，清国的官员们死的死、亡的亡，或者袖手讷言、各求自保、麻木不仁时，只有李鸿章，算是挺身而出，走着一条与众不同的路，那就是，以个人的屈辱和牺牲换取最大限度的时局缓和。李鸿章当然知道这样的行为本身极容易被钉在民族和国家的耻辱柱上，极容易在历史被简单化以及别有用心中充当牺牲品，但他无法躲避，也无法逃脱，只好走上前台。也可能李鸿章唯一能自我安慰的就是，这样的举动，避免了进一步的生灵涂炭，而他一辈子服侍的清国朝廷，也终于可以回到京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