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很满意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对李严宣布：李严以尚书令兼任中都护，全权处理一切军事事务，协助丞相辅佐少主。这又是一个令当事者感到有些意外的决定，不过李严不及细想，赶紧叩头如仪，并表示忠心。
把行政、军事两权分别交付给两位大臣之后，刘备又当场口述了一份给太子刘禅的遗诏，他缓缓说道：
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射君（指蜀汉官员射援）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唯贤唯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
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
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刘备作完这一切，已是满身虚汗，气息奄奄。从此之后，他即陷入昏迷状态，再没有清醒过来。
章武三年（223）四月二十四日癸巳，蜀汉皇帝刘备，在永安宫弃世长逝，终年六十三岁。
诸葛亮当即上言嗣君刘禅，发丧全国。数日后，诸葛亮偕鲁王刘永、梁王刘理，护送皇帝灵柩回成都。尚书令兼中都护李严，则留在永安镇守。当载运灵柩的专船在长江边解缆升帆之时，岸上和船上的人们都不禁大放悲声。这真是：曾怀席卷吴江志，岂料魂归蜀道难！
五月，刘备灵柩运抵成都，暂厝于皇宫之内。十七岁的太子刘禅，在丞相诸葛亮的主持之下，先在灵前举行仪式，袭位为帝；接着，给先帝奉上谥号。在中国古代，皇帝死后，照例要根据其一生行事特点给他定一个具有褒贬色彩的称号，这叫做“谥号”。有的王侯大臣亦然。议定谥号时，有专书可资依据，此种专书即是《谥法》。《谥法》有云：“圣闻周达曰昭”，“昭德有劳曰昭”；又云：“有功安民曰烈”，“秉德遵业曰烈”。蜀汉臣僚一致认为：先帝明察秋毫，创业劳苦，最后终能继光汉业，建功安民，谥以“昭烈”二字最为恰当不过。于是，刘备便被追谥为“昭烈皇帝”，其亡妻甘夫人，亦随之被追谥为“昭烈皇后”。
但是，汉魏时期的皇帝死后，所享有的名号照例有两种，即庙号、谥号。谥号上面已经说了，再就庙号而言，开国皇帝照例称为某祖，其后的皇帝照例称为某宗；其确定的原则，就是所谓的“祖有功而宗有德”，意思是功勋卓著的开国皇帝称为“祖”，德行突出的后起皇帝称为“宗”。如东汉的刘秀，庙号世祖，谥号光武皇帝；他的儿子刘庄，庙号显宗，谥号孝明皇帝。
刘备是蜀汉王朝的创立者，照例除了谥号之外，也应当有庙号。但是据《三国志·先主传》所载，他有谥号“昭烈”，却没有庙号。刘备未能享有庙号，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在他去世之时，还没有能够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以“祖有功”的原则来衡量，其功业尚有遗憾而未圆满。
蜀汉政权没有给刘备奉上庙号，但是后来却有人这样做了。据《晋书·刘渊载记》记载，十六国时期建立汉国政权的匈奴族首领刘渊，在其称王之时，宣称自己上承西汉、东汉、蜀汉三代汉王朝的统绪，不仅追尊蜀汉后主刘禅的谥号为“孝怀皇帝”，而且还确立自己的“三祖”，即高帝太祖刘邦、光武世祖刘秀，再加上蜀汉先主刘备。而刘渊给刘备所追加的庙号，据《晋书·王弥传》记载，乃是“烈祖”二字。
当年八月，刘备与甘氏的遗体合葬于成都西南郊的惠陵。陵旁立有昭烈皇帝神庙，供人四时祠祭。
刘备之死，标志着蜀汉政权创业阶段的结束。刘禅继位后，丞相诸葛亮当朝用事，并兼任益州牧，史称“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从此，蜀汉政权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不过，尽管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内修政理，外伐中原，此后蜀汉的疆域和国力，并无太大的扩张和发展。四十年后，蜀汉被曹魏消灭，成为魏、蜀、吴三国之中最早亡国者。
关于刘备生前的故事，至此即已结束。但是，有关他的遗体安葬地的问题，却还有一些趣闻。这正是：
刘郎死后安身处，众说纷纭有趣闻。
要知道关于刘备遗体安葬地有何趣闻，其可靠性究竟如何，请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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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身后轶事
刘备的遗体究竟埋葬在哪里？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已的有趣问题。
刘备与其甘氏夫人合葬于成都之惠陵，严谨的史籍，如陈寿的《三国志》中有多处明确的记载，这只要翻一翻其中的《先主传》、《二主妃子传》也就明明白白。然而南宋初年的高宗绍兴年间，任渊撰《重修先主庙记》，文中有云：“成都之南三里所，丘阜岿然曰惠陵者，实昭烈弓箭所藏之地。”这就开启了争论的序幕。
有人就说，文中所谓的“弓箭所藏之地”，意思是衣冠墓冢。也就是说，当初诸葛亮等人大事营建的惠陵，其实是一座无骸的空墓，真墓究竟位于何处尚属一个秘密。
但是，也有人反驳以上看法，认为任渊文中的“弓剑所藏之地”，并非实指墓中只葬有弓剑之类的遗物，而是在用典故。传说轩辕黄帝成仙升天，身边带了“乌号弓”，其墓穴中则余下宝剑，《史记》中《封禅书》、《五帝本纪》的注释都有此记载。因此，后世就将“弓剑”一词，用来代指对死去帝王的哀思。所以任渊说的“弓剑所藏之地”，就是指帝王遗体的安葬地，而不是指什么衣冠空墓冢；说这是衣冠空墓冢，就过于粘执和迂腐了，是对古代文士喜欢使用典故的文学手法不熟悉而引起的误解。比如说，本书开头提到，刘备惠陵的正面，悬挂着一副著名的对联：
一抔土，尚巍然！问他铜雀荒台，何处寻漳河疑冢？
三足鼎，今安在？剩此石麟古道，令人想汉代官仪。
其中的“一抔土”，是指惠陵高大的土堆。但是，如果真的据此以为，惠陵的土堆，只有一双手就能捧起的那一点点泥土，从而得出惠陵体量非常之小的结论，同样就过于粘执和迂腐了。其实，这里也是在用典故。《汉书·张释之传》记载，张释之曾经对汉文帝说：“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意思是如果有愚民盗掘汉高祖的长陵，又怎样对他判刑呢？于是后世的诗文作品，就常以“一抔土”来代指皇帝的陵墓。此处任渊的“弓剑之地”也正是如此。
平心而论，后一种说法很有道理。因为只要认真细读任渊的长篇全文，就会发觉他对刘备的陵墓和祠庙，真是充满了敬仰之情，因而还写下“后世有读其遗书，过其陵庙者，未尝不咨嗟流涕，尊仰而怀思之也”的文句。如果仅是一座衣冠空冢，他应当不会如此倾心和动情。
接下来的争论发生在上一世纪的1961年9月，郭沫若先生路过奉节时提出疑问，刘备死在气温很高的夏天，当时交通不便，从奉节到成都逆水而上至少要30天时间，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言，尸体肯定会腐坏，因此刘备的遗体，很有可能就近葬在奉节，并未运回成都。由于郭老身份特殊，此后刘备遗体安放地，便有“成都说”与“奉节说”出现，一度争执不休。
但是，郭老的说法正确吗？如果客观而理性评价的话，此说值得商榷。
首先，当年郭老在奉节停留的时间很短，而且只在当地做过简短口头表述，此前和此后并无正规文字论著发表。这就表明：第一，这不是他长期潜心研究的课题，也不是在坚实史料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第二，他只是提出一种可能，并未认定这就是“无可怀疑”的定论。
其次，郭老路过奉节的年代，是他在历史名人身上做翻案文章的高潮时期。此前的1959年为曹操翻案，1960年为武则天翻案；此后的1971年又在杜甫身上翻案。为此发表了大量的文字作品，包括剧本、专著、论文等。令人不解的是，在刘备遗体是否运回成都的问题上，他的翻案仅限于口头上这一次简短的谈话，事后并未发表正规的考证论著。史学考证，全靠证据说话。他之所以没有发表考证论著，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没有找到足以支持其论点的证据。
与此相反，却能列举三大类的证据，说明刘备的遗体确实运回成都，也必须运回成都，而且完全能够运回成都。其中，第一类的证据，在陈寿《三国志》等史籍中已有明确记载，此不赘述。而第二与第三两类，涉及当时的丧葬文化，相当有趣，所以在此作通俗性介绍。
先说第二类，即刘备遗体必须运回成都安葬的证据。
刘备的蜀汉皇朝，自称上继两汉，并以“汉”作为正式国号，则其礼仪制度，特别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即皇帝丧葬礼制，定然要承袭祖宗朝的汉家制度。加之刘备病逝之后，执掌朝政的诸葛亮，又是深受儒家礼仪思想熏陶，对汉家正统极其忠诚，→文¤人··书·¤·屋←对刘备知遇之恩极其感念的人，因而他所主持操办的丧葬大礼，更是会竭尽心力按照汉家的传统礼制进行操办，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纰漏和欠缺。
东汉皇帝的丧葬礼制，《后汉书》所附司马彪《续汉礼仪志下》“大丧”条，有非常详细、明确而可靠的记载。按照记载，当时为皇帝办理丧事，按照时间先后，一共有如下六项法定的礼仪程序：
第一项，由皇后亲眼确认皇帝已经死亡的事实后，再以皇朝临时主宰的身份，下达正式诏书，将具体操办治丧事宜的重任，委托授权给朝廷的首席执政大臣。
第二项，皇帝家庭的直系亲属，偕同朝廷大臣，与皇帝遗体第一次见面，共同确认皇帝已经死亡的确凿事实，然后向皇帝遗体哀哭诀别，类似于后世小范围内的遗体告别仪式。
第三项，皇帝家庭的直系亲属，同姓皇族的男性和女性，朝廷的百官，上自执政大臣，下至宫廷的侍从官员，以及外地前来的各类来宾，都汇聚在宫廷大殿之下的广场中，向皇帝遗体哀哭诀别后，举行盖棺大殓，类似于后世大范围内的正式遗体告别仪式。
第四项，在已经盖棺的遗体灵柩之前，举行新皇帝的继位大典，以示皇权在生者、死者之间贴身无缝的传承和交接。
第五项，在已经盖棺的遗体灵柩之前，举行由新皇帝向先皇帝奉上谥号的典礼。
第六项，在新皇帝的率领之下，朝廷百官护送灵柩，前往陵墓安葬。新皇帝亲自放入重要的殉葬物品，作最后的告别，开始墓穴填土密封，全部丧葬仪式完成。
不难看出，上述全套礼仪程序，设计非常严密，其目的有三：一是要充分保障两大群体，即皇帝的亲属群体和朝廷的官员群体，对于皇帝死亡的亲眼确认权、悲情表达权，以及丧葬事务办理的委托授予权；二是要充分保障上述两大群体，对于新皇帝继位登基的共同见证权和由衷拥护权；三是要充分保障皇权从死者传承到生者之间的贴身无缝交接，从而使得新皇帝的皇权继承，具有无可怀疑的公开性、合法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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