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 第44节

①　《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明报》1972年3月1日。

②　《台湾的“国大代”老先生们》，《明报》1972年3月22日。

二、《在台所见·所闻·所思》

1973年4月18日至28日，金庸接受台湾当局邀请，第一次登上台湾岛，进行了十天的访问。此前他与国民党从无公开来往，他的武侠小说长期以来在台湾也是禁书，这次访问标志着他和台湾的关系开始了一个新时期。那时两岸关系十分敏感，深谙中国传统政治的金庸自然明白个中利害，他一再表示自己只是以普通记者身份访台。不管台湾方面邀请他的动机如何，有机会到台湾走走、看看，与台湾高层见面，是他期待已久的心愿。

当时蒋介石身体不是很健康，在家休养。“副总统”严家淦、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等政要先后与他会面，特别是“行政院长”、未来的“接班人”蒋经国和金庸有过一席长谈。早在1972年6月7日，金庸即发表社评《蒋经国当“行政院长”》，称蒋内阁起用了不少台湾本省人，应当说是一种新气象，值得赞扬。但他对蒋氏子承父职的做法并不认同。在6月9日的社评中，他认为蒋经国个人的生活倒比较有些民主作风，不大摆官架子。听一位朋友说，某晚看电影出来，见蒋经国在戏院门外买了两个茶叶蛋，剥开壳来就在街上吃，也没带卫兵，相当自由散漫。

这次见面安排在“行政院”会客室，金庸发现正中挂着一幅大油画，画中蒋经国陪父亲在山溪边观赏风景。另外一幅书法写着格言，大致内容是成大事者必先苦其心志，动心忍性，忍人所不能忍。人们在背后还称蒋经国为“小蒋”，其实他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身材胖胖的，精神很好，似乎不过五十多岁的样子。

台湾经济保持了多年的高增长，自1965年美国对台的经济援助计划终止以来，一直维持每年10％以上的平均实际增长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增长率之一。1972年的增长率是11％，国民平均收入超过370美元，在亚洲仅次子日本、香港和新加坡。“行政院”致力于发展经济，因此被称为“经济内阁”。

台湾人对蒋经国的口碑一般相当不差，都说他当“行政院长”后有许多革新，对他寄以重大期望。“小蒋”出任“行政院长”一年，台湾各方面都有显著进步，只在外交上有重大挫折。金庸表示，如果自己在台湾居住，也会给蒋经国投一信任票。1998年，他接受香港电台采访，回忆当年的情景，说蒋经国和他说上海话，“他是浙江人，我不把他看成是政治家，他一开口讲话我就觉得他是同乡，觉得好亲切”。①

蒋经国客气地请金庸对台湾多提些批评，因为已谈得很久了，他只提了一点：“听说台湾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事无巨细，都要由蒋先生亲自决定。我以为你应当只掌握政策，一般实际事务交由部属分层负责。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应当职权分明，同时你也可以节省些精力。”

蒋经国微笑着沉思，然后解释：“你的意见很对。只不过我求好的心太切，总想一切事情推进得快些。看到工作不如理想，心里就很焦急，我亲自去督促推动，总希望大家都加一把劲。”

这种心情金庸表示理解，但他认为这还是家长式的领导，还是继承“老先生”（台湾人背后这样称呼蒋介石）的传统来办事，仍旧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在目前处变的非常时期，或许暂时有这样的需要，但长期来说，这不是真正民主的工作方式。”

金庸观察到，台湾的政治气氛比以前开明，只是出于当政者主动的开明，既不是源于人民大众，也不是舆论的推动。本质上还是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形式，遇到一个好皇帝、好宰相，那是百姓的运气好；不幸遇到了腐败的统治者，人民就大吃苦头。

台湾有地方选举，虽有贿选，但他听说，国民党对地方选举一般极少干预，候选人大都是当地的绅士名流或富商，基本上都是支持国民党的，不论谁当选，对于国民党中央并无多大分别。只是由此产生一个弊病，候选人都拼命花钱。落选的不但失面子，还往往耗去了大半家财，对政府不免极度不满。当选的设法翻本，贪污舞弊因此而生。虽然台湾当局严格禁止贿选，事实上却在所难免。他在报纸上就看到有人因贿选被判刑的新闻。

在与台湾高层政要的接触中，金庸发现他们没有“唱高调”，没有“浮夸吹嘘”，而是“逐渐地脚踏实地”，他对他们普遍存在的这种务实态度深有感触，从中看到了台湾的希望。首次台湾之行给他最深的印象，“不是经济繁荣，也不是治安良好，而是台北领导层正视现实的心理状态，大多数设计和措施，显然都着眼于当前的具体环境”。①

①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182页。

严家淦做到“副总统”，主要是因为经济建设上的贡献。他们在“总统府”见面，从大门起踏着红地毯一直到会客室，两边卫兵持枪敬礼，严肃之至，听严氏谈话却感觉是在听一位经济学教授讲经济理论。严家淦的平易近人金庸早就听说了，并不意外，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从头到尾，严只谈台湾经济上的缺点，而不谈优点，如对外贸易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太大，有些工业品质量还不很好，等等。严家淦谈到军事费用负担很重，不无担忧，“但我们要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我们要使老百姓的真正收入增加得更快”。严还说起，有一次他去美国遇到几个美国朋友，他们一见到他就吃惊地问：“你怎么还在这里？我以为台湾早完蛋了。”严家淦心平气和地笑笑说：“如果我们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做事，我们是不会完蛋的。”

问起台湾有没有制造核武器的打算，严家淦回答：“我们绝对不造，我们在军事上唯一要防备的只是中共，他们也是中国人。我们不能对中国人投原子弹，相信他们也不会对我们投。发展核子武器要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我们的钱主要用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我们在大陆上打不过他们，现在就跟他们比赛，谁能使大多数老百姓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住得更好，受更好的教育，生活得更加自由而快乐。这要很多钱，很多很多的钱。花钱去造原子弹，老百姓就要勒紧裤带了。办政治和办经济，每一件事都是选择，每一块钱都要发挥最高效用。”台湾在原子科学的研究上已有很多进展，主要是和平用途，金庸在新竹的“清华大学”参观，看到一座原子炉。

短短十天的行程，他的脚步是匆忙的，在桃园、新竹，他随意去看了几户农家，房屋很简陋，家具也有些破烂，但一家有电视机、摩托车，另一家有电冰箱。他感到，台湾人很有礼貌，不管是商店职员、餐厅服务员、出租车司机，还是开电梯的，几乎个个笑脸相迎。这样的礼貌中有一种温暖的亲切。开汽车的遇到交通阻塞，极少有说粗话骂人的。金庸对台湾也有批评，比如什么都讲情面，买一张有座位的火车票、订一个酒店房间，往往要找关系、托熟人。一些在政府基层部门工作的公务员很爱摆架子、打官腔，事情办不好，却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一般人不大守秩序，马路上的汽车交通更是混乱，司机对马路中心的白线视若无睹。金庸在英国治下的香港生活了二十几年，自然感到陌生、不习惯。

①　《明报月刊》1973年9月号，22页。

金庸还获准访问了金门，那是台湾的前哨，离大陆最近也是最敏感的地方。登上金门岛，他亲眼看到地底的坑道纵横全岛，大卡车和坦克车通行无阻，地面上和地底下，到处都是炮位和机关枪阵地。闻名已久的金门事实上是一个大要塞，而且是个全民皆兵的地方。岛上六万多老百姓，无论男女，年满18周岁，一律参加军事训练，人人发枪发子弹，男子满45岁、女子出嫁后，枪械收回。金门青年人人枕头底下有一支枪，尽管当时两岸关系已不是50年代炮轰金门时的剑拔弩张。金庸认为金门是全世界最清洁的地方之一。

金门之行有军中将校陪同，一路聊天，金庸对台湾军人有了不少了解。台湾是个海岛，一切军事行动都与海洋有关，陆军指挥官也要懂气象学和海洋科学；台湾时有地震，军官还应懂地质学。有些军官读《比较宪法》，知道真正的民主和人权是什么，军人应当是民权的保护者，而不是去侵犯老百姓的人权。也有些军官读哲学、逻辑、外国历史、中国历史，“全军上下要充分明白为什么打仗，为什么一旦有战争时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①

访台结束，金庸写下三万字的《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开篇就说：“有关国家人民的事，做记者的应当忠于职责和良心，向读者忠实报道，如果只讲好话，有失报人的品格。台北当局和我在台湾的亲友看到这篇杂感时，也希望他们能谅解。”他说自己也做不到绝对客观，只是根据十多年来在《明报》写社评的态度来看问题，多多少少以《明报》大多数读者的态度来看问题。对于海峡两岸，他私人都无所企求，希望整个国家好，全国同胞的生活幸福。他毕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寒眼看到两岸统一：

希望大陆和台湾将来终于能够和平统一，组成一个独立、民主、中立、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企业自由、居住自由、行动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财产权、人民权利获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政府。

①　《明报月刊》1973年11月号，21页。

此文从6月7日到6月23日在《明报》连载十天，轰动一时，还出了单行本，仍供不应求。在读者的要求下，《明报月刊》从当年9月起分三期再次刊出，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三、解禁

1973年春天，金庸第一次踏上台湾时，他的武侠小说在那里仍是禁书。1960年2月15日、16日，台北市警察局出动大批警察，到市区和郊区大大小小书店、租书店搜查，查禁97种武侠小说，包括他的《射雕英雄传》《碧血剑》，这些小说有许多是从香港运到台湾后翻印的。台湾当局认为，“毒素颇深”，是“统战书本”，“影响读者心理，危害读者安全”。从此，他的武侠小说在台湾长期遭到查禁的命运，但一直不乏读者。

1959年12月8日，胡适在台北木栅的世界新闻学校演讲，主题为“新闻记者的修养”，他说，记者要多看侦探小说，“我们中国文学的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翻译的最好的侦探小说。现在有许多报纸都刊武侠小说，许多人也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侦探小说是提倡科学精神的，没有一篇侦探小说，不是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去求证一件事实的真相的。”胡适当然不知道金庸何许人，但他夫人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他家书架上就有。所以他这样说，或许不无针对性。唐德刚回忆，江冬秀找不到麻将“搭子”时，“就读武侠小说，金庸巨著，胡老太太如数家珍。金君有幸，在胡家的书架上，竟亦施施然与戴东原、崔东壁诸公揖让进退焉”。①

看到“中央社”12月8日电有关胡适演讲的内容，金庸生气了。12月10日，他在《明报》发表社评《最下流之胡适之》称，翻阅胡适从前文章，这一观念数十年来一直不变，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