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 第53节

彭定康的政改方案闹得满城风雨之际，金庸虽还担任明报集团董事长，但平时已不上班，这次因不满末代港督的“欧美式民主化方案”，他才再次提笔上阵。10月19日，他在《明报》发表社评《保持现状，充分利用》。第二天接着刊出《从京官治港到精英治港》，他认为：“中共对政治权力牢牢掌握，经济可以改革开放，政权却绝对是共产党专有，决不容许西方式民主。香港如想在短期内加速推行西方式民主，违反中共的根本政治决策。”这两篇社评概括性地指出了香港的各种实际情况，只是冷静地叙述事实，不包括他的好恶和是非判断，“事实是这样，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是必须面对的事实”。

1993年1月，《明报月刊》的“中港关系及香港政制”特辑，既有彭定康的文章，也有金庸的《功能选举的突变》，他自称“民主缓进派”（稳健派或保守派）。

不久，1993年3月19日，江泽民在北京与金庸见面时，指着茶几上的这一期《明报月刊》说：“比方说你这篇文章中谈到民主的发展，各国国情不同，发展的方式和速度各有不同。英国自大宪章开始到妇女有选举权，足足经过了七百年之久。这一点我很同意。英国人本来是尊重传统的、喜欢切合实际而循序渐进的民族。他们到现在还有上议院，所有贵族议员全部是皇室任命的，并非民选。彭定康先生怎么到香港来忽然搞这么一套。你这篇文章的英文翻译我也看过了。”江指指《明报月刊》旁边放的几页英文复印本，有几行底下还画着红线，金庸相信那是江阅读时表示赞同的。

也是在这篇文章中，金庸就香港政制安排上的选择有一番坦诚的自白：

这与我对北京当局和共产党的观感无关，只是从中、港的现实出发，认为民主缓进对香港最有利。另一原因则相信由于我的个性，我不论做什么事，都是缓慢而坚持，相信恒心与毅力，不喜欢大跃进式的狂冲猛打。当然，不必否认，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属于既得利益的建制派，满意现状，不想有太大、太多、太快的剧变。我不会再有二十五年寿命，但“五十年不变”的念头毕竟想来挺美。

另一个原因，是我自信对于历史（那是中国人民族性长期的集中表现）、政治规律，以及共产党人的处事方式，比青年和学生们了解得较多、较深。①

还有，当政制小组争论不下时，邓小平对他们说过一句话：“不能照抄美国的民主制度！三权分立就绝对不行！”②金庸清楚地知道北京的底线。

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金庸的立场，他毫不回避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不希望变动太大、太快、太多，至于未来，他老了，那是下一代的事。

①　《功能选举的突变》，《明报月刊》1993年1月号，17页。

②　金庸《忆邓小平的“治港远见”》，《明报月刊》2004年9月号，24—25页。

第十五章　三次婚姻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金庸在武侠小说中写尽人间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他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过：“我的婚姻不理想，我离了好多次婚。”在纸上“笑傲江湖”的背后，他的婚姻曾两次破裂，心爱的儿子在美国自杀，这一切他都得一一承受。

一、杜冶芬

金庸与第一任妻子杜冶芬的爱情萌芽于1947年的杭州，那时他在《东南日报》工作，因主编幽默专栏而与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认识。杜家父亲在上海行医，母亲喜欢清静，用八根金条在杭州买了所庭院，平时与女儿一起住在杭州，杜冶秋则跟着父亲在上海上学，假期才来杭州。

一天，金庸编的“咪咪博士答客问”栏目有这样一个问题：“买鸭子时需要什么特征才好吃？”“咪咪博士”回答：“颈部坚挺结实表示鲜活，羽毛丰盛浓厚，必定肥瘦均匀。”少年杜冶秋不以为然，写了一封信去“商榷”（或说抬杠）：“咪咪博士先生，你说鸭子的羽毛一定要浓密才好吃，那么请问，南京板鸭一根毛都没有，怎么竟那么好吃？”“咪咪博士”回信：“阁下所言甚是，想来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孩子，颇想能得见一面，亲谈一番。”杜冶秋回信：“天天有空，欢迎光临。”

金庸在一个星期天下午登门拜访，邂逅了17岁的杜家小姐杜冶芬。第二天，他再度登门，送去几张戏票，盛情邀请杜家一起去众安桥的东南日报社楼上观赏郭沫若编剧的《孔雀胆》。这个戏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前身“抗敌演剧九队”公演，在杭州引起很大反响，人们争相观看，《东南日报》除一般报道外，还花了不少篇幅进行宣传。之后杜冶秋和父亲回上海去了，金庸却成了杜家常客，与情窦初开的杜小姐双双坠入爱河。①

1948年3月，《大公报》要派金庸到香港工作，他不是很乐意，写信到杭州，征求杜冶芬的意见，她的答复是短期可以，时间长了不行。后来报馆高层同意他的要求：只去半年。赴港前他去了两次杭州。当时许君远要他写一篇《我怎样决定到香港》，在《大公园地》上发表，同事李君维甚至预先给他起好了题目，就叫《杭州别凤记》，还画好了两个小报头。他说：“一看报头如此之美，题目又如此之艳，文章也吓着不敢出来了。”3月27日，杜冶芬送他到上海，替他整理行李，送他上飞机。临别前交代他一句话：“我们每人每天做祷告一次，不要忘了说，但愿你早日回到上海。”飞机是30日早晨起飞的，“本来预定计划4月1日办一件有关终身大事而并非终身大事的事，于是一切只好‘半年后再说’”。②

据说，当年10月他们在上海举办了婚礼，许君远是证婚人。③

杜冶芬随他去了香港。他在《大公报》《新晚报》时的老同事、上司罗孚记得，他们那时住在摩理臣山道，附近就是杜老志道和杜老志舞厅，所以有人就开玩笑给这位杜姑娘起了个外号，叫她“杜老志”。④

金庸曾以“林欢”的笔名写影评、编剧本，这个笔名的来历，他本人没有作过任何说明，杜冶秋说，“林”是因为他们夫妇两人的姓氏“查”和“杜”中都有一个“木”字，双“木”成“林”，而“欢”是他们当时男欢女爱、生活幸福的写照。杜冶芬在香港的几年，金庸忙于工作，没时间陪她，她一个人在家寂寞无聊，生活过得不愉快。最后她独自回了内地，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①

①　彭华、赵敬立《挥戈鲁阳：金庸传》，49—52页。该书将“杜冶芬”误为“杜治芬”。

②　《大公园地》复刊第19期，1948年5月5日。

③　许乃玲《父亲许君远二三事》，《许君远文存》，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369页。

④　罗孚为石贝《我的老板金庸》写的序言附记，11页。

罗孚说杜冶芬在长城电影公司担任过场记，后来不知怎么，两人分了手，她一个人回杭州去了。②金庸在《大公报》的其他同事说：“杜冶芬是杭州人，不懂粤语，在香港感到生活苦闷，加上当时查良镛收入不多，她在吃不了苦的情况下，离开查良镛。”金庸74岁时回忆这段不愉快的婚姻，依然眼含泪光地说：“是她背叛了我。”③有记者问罗孚，金庸在接受采访时说是太太背叛他，是怎么回事？罗孚回答：“他是这样讲，我们当时也不是很清楚。”④

金庸自认是个感情重于理性的人，他对记者说：“年青时，喜欢一个女孩子，明明知道不合适，或者没机会，也照追可也。”“现在不怕讲，我第一任太太betrayed（背叛）了我。”他还说：“我是离过婚。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她很爱我，我很爱她。但事后离了婚，你问我后悔不后悔，我说不后悔。因为在当时条件下，大家好真心真意的，事后变故，大家没办法知道。”⑤

他们没有子女。杜冶秋回忆：“有些报纸说查、杜分离是因为查欲求职‘外交官’遭妻子反对，迫不得已才分手的，实际上是无稽之谈。”杜冶秋认为，“后来离婚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爱尚且存在不足’”⑥

二、朱玫

金庸的第二任妻子叫朱玫（又名璐茜），新闻记者出身，美丽能干，懂英语，比他年轻十一岁。两人相恋时，金庸还在《大公报》。当时的同事高学逵的小孩子高洁还是个小学生，一次报馆同人郊游沙田“丽园”，目睹这位“查叔叔”带了一位文静窈窕的女朋友。“朱漆九曲桥畔，相依相偎。我们还是头一次见识什么叫热恋呢。”①

①　彭华、赵敬立《挥戈鲁阳：金庸传》，54、56、57页。

②　罗孚为石贝《我的老板金庸》写的序言附记，11页。

③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8页。

④　陈朝华主编《最后的文化贵族——文化大家访谈录（第一辑）》，266页。

⑤　杨莉歌《金庸传说》，190—191页。

⑥　《上海文化报》1997年9月26日，转引自严晓星《指谬》，《人物》1999年第1期，144页。

1956年5月1日，他们在香港美丽华酒店举行婚礼。当时金庸还在《大公报》工作，并以“林欢”等笔名写影评、电影剧本。很多新闻界、电影界的人到场祝贺，包括《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电影演员陈思思、张铮、乔庄等。《长城画报》刊登了他们的结婚消息。②他们在半山缆车径（现在的坚尼道）2号租房居住，房东就是后来在《明报》写专栏的简而清。

他们的大儿子查传侠出生之后，金庸创办《明报》，筚路蓝缕，备尝艰辛，朱玫与他患难与共，成为最早也是唯一的女记者，夜半渡口留下了他们夫妻的身影，还有一杯咖啡两个人分享等故事。那确实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相濡以沫的历史。《明报月刊》初创时期，金庸全力以赴，日夜忙个不停，那时他们已有二男二女，朱玫除了照顾孩子，每天还要给他送饭。

1968年的《明报》编辑会议记录表明，朱玫常以“查太”身份出席，有时称“查社长夫妇”，有时称“查社长、查太”。③《华人夜报》创刊，朱玫担任社长，之后还是《明报晚报》的采访主任。1969年5月20日，《明报》十周年报庆，在文华酒店举行宴会，她身着玫瑰红的礼服，烫头发，满有精神地与丈夫一起出席，迎接嘉宾。在合影时，他们夫妇和沈宝新夫妇坐在一起，一对小儿女传侠和传诗蹲在他们前面，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

1976年1月《明报月刊》十周年，金庸写下《“明月”十年共此时》，回忆“明月”初创，“我妻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来给我吃”，笔下充满温情。此时，《明报》已稳居香港大报地位，明报王国颇具规模，他们的婚姻却出现了裂痕，最终走向离婚。朱玫很能干，对工作很认真，甚至有点固执，两人时常因为工作大吵，或许伤了查的自尊心，于是出现了婚外情。①“十元小费”结束了一段曾同患难的婚姻，缔结了另一段共富贵的姻缘。

①　《我与大公报》，179页。

②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8页。

③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88—289页。

当时《明报》的社址，是设在北角英皇道。

金庸在报馆做得累了，就最常去附近的一间餐厅饮杯咖啡，提一提神，松弛一下筋骨。这间餐厅就在北角“丽池”附近，金庸每日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