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能有“千人中之一人”爱他的人真是值得最高的艳羡！你无论走到哪里，他的友谊永远不离开你。你成功了，他会比你自己更快乐。你失败了，他会比你自己更难过。“所以你永远是不会失败的！”他始终了解你，信任你，鼓励你，扶助你，为你做他所不愿为自己做的事情（如伤害了自尊心而为你去请求别人之类）。你不会再畏惧命运的愤怒，物质的凌虐，人类的恶意。在他面前你会觉得这正是你所祈求着的永远不变的状态。你求得了生命与生命律令之间的和谐，得到了真、善、美至高理想的实现。这样的友谊中包含了人所企求的一切——光荣、爱和精神上的快乐。你穷，其实是富的；你弱，其实是强的：因为“千人中之一人”的友谊是一宗最大的财富，最大的权力。
“这样的人，我们去寻访罢，即是二十年也算不得苦！”因为《马太福音》中写着：“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①
查良镛心目中的友谊何等神圣。一个高中刚毕业的少年，在战火纷飞、前途茫茫的时刻，一气呵成，写下他对友谊的认识，写下对人类最纯洁友谊的向往与追求。他在高中时通读过《圣经》，此文以引用所罗门的话开始，以《马太福音》结束，中间还引用了《箴言》《撒母耳记》等，可以看出他对《圣经》的熟悉。《东南日报》当年不因人取文，一个少年学子的习作才得以幸存下来。
① 《东南日报》1942年9月3日、4日、6日，7日、8日，浙江省档案馆藏缩微胶卷。
十一、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
查良镛与江文焕、王浩然、黄文俊、吴汝榕，还有三个女生程正迦、程正返、朱卿云结伴踏上西去求学之路，继续乱世中的求学梦。从浙江到重庆，数千里的漫漫长途，一路颠簸跋涉，形同流浪。他们一行八人先在衢州航埠乡王浩然家里集中，带着随身衣物和路上吃的炒米，挤上去江西的火车，凭着流亡学生证明可以免票。车上挤满了逃难的男女老少。
火车开出浙江，天就下雨了，越下越大，暴雨引起山洪，冲塌了前面好几段铁路路基，车到江西贵溪，浙赣铁路中断，火车停开。查良镛年纪最小，话很少，一路都听江文焕拿主意。程正迦印象中查良镛的个子没有她恋人江文焕高，是个忠厚老实的小弟弟。
八个人在贵溪站台上商量，决定还是继续去大后方，火车不开，靠两条腿走。为避免遭遇日军，他们选择走山路。他们背着行李，男生背重的，女生背轻的，靠着随身带的指北针把握方向往西走。山路曲曲弯弯，好几次他们顺着一条小路走到头，下面是悬崖峭壁，只好回头重新找路。有时钻过盘根错节的杂树林、毛竹灌木丛，不小心踩到蛇、爬虫，吓出一身冷汗，路却找到了。山上渺无人烟，渴了，喝山泉水；饿了，吃炒米。炒米吃完了，幸亏还带了生米，怎么吃呢？他们随身带着课本、铅笔盒，把米放在铁皮铅笔盒里，添点水，捡干树枝点火做饭吃。既怕撞到日军又怕碰到野兽，他们如惊弓之鸟，听到一点可疑的声音就钻进树丛草丛躲起来。走到南丰，才知日军刚刚占了南城县。他们与日军几乎同时走在两条平行线上，日军行进的大路与他们相距不过十公里！
因为连续赶路，日晒雨淋，吃不好睡不好，除了查良镛，另外七个人都病倒了。他们住进一户人家，房东老大娘收留了他们，让男生睡堂前，女生睡里面房间。八个人商议接下来怎么走，查良镛说要去湖南找老同学，王浩然、朱卿云提出去投靠亲戚。他们一行分开了。①
① 程正迦《程正迦回忆录》自印本，5—9页。
他们大约在赣州分手。蒋经国时任赣南行署专员，查良镛读中学时就对蒋经国的“蒋青天”大名听之已久，经赣州时，他还到专员公署去看了一看，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异之处，唯一印象深刻的，是赣南人的发音，读专员公署四字时，听起来就是“转运公司”。很多年后，他还记起此事。①
1942年冬天，查良镛辗转到达湘西。偏僻的湘西，战时成了进入四川的重要通道，西南公路由此通过，贯穿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的交通。
这时，查良镛带的盘缠已用得所剩无几，有一个同学家在这里，可以暂时借住。离考期尚远，他决定在同学哥哥开办的私人农场一边干活，一边复习功课。美丽、贫困而神秘的湘西成为他临时的栖息地。直到1943年初夏，联考的考期将临，他才负笈前往重庆。
处于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的重庆，“是一个风云际会之点，是一个具有夸张的地理意义的临时宿营地，像慕尼黑和凡尔赛一样。重庆是一个成千上万人分享过的插曲……”②
1943年，查良镛也汇入了这支“插曲”之中。王浩然、江文焕也先后到了重庆，三人都考取了西南联大外文系，这是查良镛的第一志愿。这所由北大、清华和南开组成的战时临时大学，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神圣学府。他虽然有幸被录取了，却因为没有钱，西南联大远在昆明，路途遥远，最后放弃了。他同时考取中央大学、四川大学的外文系，也觉得经济上负担不起，他和王浩然选择了不收费的中央政治学校，江文焕独自到西南联大入学，还替他俩办理了保留一年学籍的手续。③
查良镛在中央政治学校读的是外交系，他自称从小爱看外国名著，对英文很有兴趣。他想做外交官，主要是想周游世界。那时许多中国人都很想到外面去看看，而做普通工作很少有机会出国，外交人员却不同，即使普通职员也有机会出国。虽然这所学校的外交系很难考，他却偏喜欢向困难挑战，所幸中英文都考得不错，考上了。那时，很多有出国梦的学子都有相似的想法，与他同龄的绍兴中学学生陈桥驿看到大学招生简章，对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最有兴趣，后来辗转到江西投考，就是冲着这个系去的。①
① 《明报》1972年6月9日社评。
② ＇美＇白修德、＇美＇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端纳译，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1页。
③ 王浩然《难忘金庸在衢州中学的日子》，《衢州日报》2004年11月2日。
查良镛自嘲在中央政治学校读书的唯一好处就是方便，免受家庭的约束。学校是国民党训练干部的地方，衣食住行样样供应，以至于他跟家庭几乎断绝联系了。当然，他完全依靠公费生活，手头还是拮据的，他常常想去成都玩玩，也因没有旅费而始终没有去成。②
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党立的最高学府”，前身为中央党务学校，1927年成立于南京，蒋介石亲任校长。1929年，改名为中央政治学校（1946年，与“三青团”的中央干部学校合并，改名为国立政治大学），实际主持学校工作的是权势显赫的陈果夫。这所学校的教育方法、课程配置都很特殊，强调军事训练、军事管理制度，第一学期即以军训为主。在“文派学堂武派办”的中央政校，学生见到教官要立正敬礼，敬礼时，脚要用力蹬一下，双脚合拢，挺起胸膛，对此学生们无不牢骚满腹。查出来不到课要受罚，如果不是为了点名，查良镛宁可去图书馆钻一整天，也不愿去受冤枉的苦。
那时，国民党政府中不乏有向日本求和之想的人，经常宣传“岳飞不懂政治，秦桧能顾大局”的思想。有一次陶希圣到学校演讲，语气间就有这样的一些意思，学生听得很气愤，等到他第二次演讲前，一些同学就先在黑板上写了“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这副对联。陶希圣见了这副对联，心里有数，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③
查良镛课余也读共产党在重庆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喜欢乔冠华以“于怀”的笔名所写的那些国际述评。1944年，他在重庆写过一篇短篇小说，题材是泰国华侨的生活，采用新文学的形式，题为《白象之恋》，参加重庆市政府的征文比赛，获得二等奖，署的是真名。
在半军事化管理的环境下，查良镛读完了一年级。放假前，教育长程天放在全校师生参加的“总理纪念周”上宣布，这一学年查良镛的成绩名列第一，予以嘉奖。暑假里，同学们大都回家去了，他和一些无家可归的同学住在学校。天气炎热，大太阳下除了游泳不能做其他运动，他就在教室里埋头读书，读了大部头的《资治通鉴》和威尔斯的《世界史纲》。《资治通鉴》是中华书局出的线装本，字体很大，薄薄的书本拿在手里颇有古典之乐。《世界史纲》是大开本的插图本，既厚且重，必须摊在桌上，他边欣赏书中的图画，边享受威尔斯以漂亮的文笔叙述世界史事。读得倦了，他便大汗淋漓地蜷曲在窄窄的长凳上睡觉，醒来再读。长凳只有半尺来宽，就是《阿Q正传》里所说的那种条凳，他睡了一个暑假，居然从来没有在梦中掉下来过。多年后回想，他说，《神雕侠侣》中写小龙女在一条悬空的绳子上睡觉，灵感或许由此而来。那个暑假，他以中西两部精彩的历史书为伴，过得充实而快乐。①
① 陈桥驿《八十逆旅》，中华书局2011年版，149、256页。
② 《明报月刊》1981年9月号，12页。
③ 金庸等《三剑楼随笔》，116页。
在碧湖，一篇《阿丽丝漫游记》几乎使查良镛失学；在石梁，他又因反对训育主任的学潮上了“黑名单”。这些教训他没有忘记，到了重庆，他只想埋头读书，尽管中央政治学校的派系斗争很激烈，他从不介入，“我是很个人主义化的，我对校政虽有不满，但却没有兴趣加入对抗校方的政治活动。我只抱着现时西方学生的那种心态，希望多点个人发挥的自由。读书归读书，不要有太多的管束”。
最终查良镛还是闯了祸。“在这所训练干部的学校里，学生多对国民党很忠心，有些守旧的同学甚至会把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同学拉到台上去打。我看了很气愤，就去找训导主任辩理，主任反把我骂一顿，说我多管闲事，还说这些打人的同学是见义勇为，打的是异己分子。我说就算不喜欢异己分子，要打人也要讲证据，况且不能这样侮辱同学。但是我人微言轻，终究说不通，就离开了（退学）。”当时，他激动地对训导主任说：“好的领袖，好的三民主义是值得我们去拥护的，但是不能说不容他人怀疑、讨论。”“离开”不是他自愿的选择，他是被勒令退学。②
同学余兆文则提供了不同的说法。1944年6月长沙沦陷，8月衡阳失守，接着日军进占独山，窥伺贵阳，重庆震动，国民党一度打算迁都西康。10月，蒋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发起史无前例的青年从军运动，招募大、中学生组织“青年军”。中央政治学校规定，所有学生，不管哪个年级，哪个系科，都要有投笔从戎的壮志和为国捐躯的决心，自己先报名，校方再审批。查良镛不想参军，拒绝报名。“你不参军，他们并不勉强，只是另请高就，滚出学校。”①
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7—8页。
② 金庸告诉严家炎：“那个学校国民党控制很严，国民党特务学生把很多人看作‘异党分子’，甚至还乱打人。我因为不满意这种状况，学校当局就勒令我退学。”《明报月刊》1998年12月号，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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