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安太后却真是老实，听慈禧太后一说，先自一愣，便有些手足无措之感，“我怕我一个人不成吧！”她迟疑着问。
“没有什么不成！这多年下来了，难道说还有什么看不清楚，听不明白的？”慈禧太后又指着荣寿公主说：“有她阿玛在那里，错也错不到那儿去。再说，我还是可以帮着你看折子，拿主意。”
这样鼓励着壮慈安太后的胆，她总算放了些心。但是，第二天跟军机见面，仍难免怯场，因而率直说道：“慈禧太后身子欠安，只好我一个人来料理。六爷，我可有点儿摸不清头绪，该当怎么办的怎么办！错了什么，漏了什么，你们可要早说。”
“是！”恭王答道，“办事原有常规，臣等不敢欺罔。”接着便将一叠交议的奏折，捧上御案。
第一件案子便麻烦。这一案是邓承修接得家乡的来信，参劾广州府知府冯端本，招权纳贿，庇恶营私，情节甚多。原来是交由已调两江的两广总督刘坤一跟广东巡抚裕宽查办，此刻要议的，便是刘坤一跟裕宽的复奏。
由于被参的情节，有实有不实，督抚查办的结果，有同有不同，加上案外生案，牵涉到一个曾经做过知县的广州府绅士，因而慈安太后茫然无主，将一叠奏折翻来翻去，找不到恭王所说的邓承修的原奏。
“不行！六爷，你来看看，是那一件？”
于是恭王只好走近御案，将原件找了出来，上面有慈禧太后的御笔，是“查办”二字。
“对了，查办！怎么说啊？”
恭王有啼笑皆非之感，讲了半天，慈安太后似乎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从头来问“怎么说”，难道再不厌其烦地讲一遍？
这算是件小事，小事这么耽误工夫，大事如何料理？恭王便笼统答一句：“邓承修参的也不全是没影儿的事，冯端本确有点儿不对，臣请旨交部议处。”
“好吧，交部议处。”
在慈禧太后片言可决的事，到了慈安太后那里，凭空耗费了好些工夫。恭王一看这情形，觉得不必这样费事，便另换了一种办法，每一案说明简单案由，然后再提办法，或者“交部议处”，或者“下该部知道”、或者“依议”、或者“准奏”。果然，这一下便快得多了，二十几件奏折，不到一个时辰，便都已打发。
一退了朝，慈安太后如释重负，回到钟粹宫不住长长地舒气。有这一番经验，她才衷心地服了慈禧太后，暗暗自语：
“看人挑担不吃力，真亏她！”
当然，熟能生巧，慢慢摸得清头绪了，也就能够自作裁决了。沈桂芬每日见面，发言虽少，却比平日格外用心，看看时机已到，将荣禄的那件案子翻了出来。
这件案子，还是荣禄奉旨办理慈禧太后普陀峪“万年吉地”的时候发生的。陵工一向是好差使，但责任也特重，丝毫出不得错，只是那时的荣禄正在风头上，不免马虎。有个被革了职的知县马河图，谋求陵差，照例不可，而荣禄用了他当“监修”，为人参了一本。有慈禧太后在，这件案子被压了下来，此刻旧事重提，沈桂芬跟兵部的另一个尚书，翁同和的拜把兄弟，当过弘德殿谙达的广寿商议，拟定了荣禄的处分。
议定罪名，向来是有律依律、无律比附，这比附上就大有伸缩的余地，如果比照长官失察的罪名，不过罚薪的处分，而沈桂芬拟的是“比照提督总兵徇情滥举匪人例”。这是极重的罪名，提督、总兵奉命征剿土匪，受有贿赂，不剿而抚，保举匪人充任官职，结果复叛，就象当年苗沛霖的那种情形，则此保举的武官，丢脑袋亦不算意外。
罪名虽重，拟的处分却轻，“降二级调用”，而轻中有重，“不准抵销”。罪名有时不怕重，那怕革职，只要有机会，一道恩旨，开复处分，就可无事，如果“降级”而不得用“加级”之功抵过，那就非降官不可。沈桂芬是想了好久，才想出这么一招“绵裹针”来治荣禄。
不仅如此，他还特地在折尾声明：“此系察议，可否改为降一级调用，请旨办理。”意思还是为荣禄乞恩。
“怎么叫‘察议’？”慈安太后问。
“这是明载在大清会典上的。”恭王答道：“看情节轻重，斟量处分，叫做‘察议’。按律治罪，就是‘议处’。”
“提督、总兵徇情滥举匪人，是很重的罪！”
“是。”
“这么说，是拟得轻了？”
恭王一时答不上来。是轻是重，他肚子里明白。荣禄一向走醇王的门路，他当然无所用其庇护，但私交也很不错，似乎又该替他说话。就这踌躇之时，宝洌г酱未鹱嗔恕！�
“是。”他说：“回母后皇太后的话，这个处分，按大清律来说，是很轻的了。”
“既然已拟得轻了，就不用再改。”慈安太后很熟练地说：
“依兵部原议。”
上谕未发，荣禄就已得到消息“哼！”他愤愤地说，“别样都还罢了，折尾的声明，不是猫哭耗子？我不领他这个情。”接着便请幕友拟奏折“谢恩”，同时请病假，意思是不想再补降两级的缺，当过从一品的尚书，再补上个从二品的缺，面子上未免难看。
这个要求当然能够如愿。事实上也解除了恭王的一个难题，因为文职正二品的缺极少，武职的正二品则是很多，象步军统领所属的左右翼总兵就是，但这是荣禄十年前的旧职，自然不便再派。此外则各省驻防将军属下，专管一城的都统，亦是正二品，荣禄既在病中，不便外放，就能放也嫌委屈。所以他的奏折一上，交吏部议复时，恭王把它截留了下来，搁置在军机处，根本不办。
荣禄那里，当然有好些人去慰问，翁同和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空言无补实际，荣禄决定韬光养晦，等机会报仇。
慈禧太后的病，为了失眠和饮食无味这两种征象，始终去不掉，成了缠绵之疾，时好时坏，但就是好的时候，也是“多言则倦、多食则滞”，就算想问政事，也是力不从心。
大政事只有两件，一件是对俄交涉，一件是筹议边防和海防。备战求和，则和战在未定之际。曾纪泽虽远在英国，对于廷议纷纭，举棋不定的情形，知道得很清楚。大计不决，交涉一定无功，因而他在伦敦，迟迟其行，只是与总理衙门函电往还，反复讨论，要先定出一个交涉的宗旨来，方愿启程。
和战大计则不但朝中争得很厉害，督抚中亦分成两派。主战的势孤而气壮，那几乎就是左宗棠一个人。主和的则人多而情虚，因为主和便好象是退缩、懦怯，一定挨骂，因此为头的李鸿章，只能跟恭王密函商酌。两江总督刘坤一奉召入觐，过天津时曾有一番密谈，决定谏劝持重，理由是海防不足恃，万不可开衅。他们一方面分别上奏，请宽减崇厚的罪名，以为转圜之计，一方面由李鸿章侧面鼓励英国公使威妥玛出面调停中俄纠纷。
主和派渐渐占了上风，在翁同和的全力游说之下，连一向态度最激烈的醇王，也改变了主意，不主张遽尔决裂。同时，在籍养病的郭嵩焘，也上了一个奏折，洋洋数千言，分析对俄交涉的事理，主张遣派专使实地调查，伊犁尽可暂缓收回。崇厚的罪名，应当符合万国公法的规定。而且很不客气地说：“廷臣主战乃一隅之见。”
由于郭嵩焘的精通洋务，他的意见，自然受人重视，因而主和派的声势越振。原来主战的高谈阔论，主和的曲曲调停，有各行其是，不相为谋之势，此刻则以开议无法再缓，而崇厚的能否免死，便成了和战大计中的一个关键。就在这时候，鲍超奉召入京，他的出处，又是和战大计的一个表征。因而主战主和双方，无不注视慈安太后召见鲍超，作何表示？
鲍超还是第一次进京。当然也是第一次谒见慈安太后。在天津便由李鸿章一再教导，如何行礼、如何奏对，一再演习，所以召见的仪注，丝毫不误，入门磕头，请安谢恩，然后跪着等候垂询。
慈安太后先问了路上的情形，然后照例问百姓：“四川的百姓，日子过得好不好？”
“贤臣丁宝桢，操守好廉洁的。”鲍超用浓重的川东口音答道，“百姓安堵如常。”
“沿途百姓呢？看过去还平安？”
“仰赖天恩。百姓平安。”
“今年年成好不好？”
“沿路看年成都不坏。‘小春’都收起了。”
慈安太后略停一停又问：“你在路上走了几天？”
鲍超诧异，这话刚才问旅途的情形，已经答奏过了，何以又问？他总以为问过例行的关切民瘼的话，总要提到对俄的军务部署，打点着一肚子的话，一时还没有机会陈述，只好将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坐轮船坐了十几天，沿途吃药，水陆都耽搁了，走了一个多月才到天津。”
“沿途吃药？”慈安太后问道：“你身子有那些不爽快？”
这一问，算是接上了话题，鲍超精神抖擞地答道：“奴才在家乡，接到各处来信，说的不同，有说古北口已经开仗，俄国兵船到了天津，京城吃紧，奴才恨不得插翅飞来。故而奉到圣旨，连夜请人起稿，奏报起程日期，好教朝廷放心。奴才一面又连夜修起书信，给各省旧部，叫他们到湖北水陆方便的地方住到一起，听奴才的信息。奴才另外又请人写奏折，请旨招募勇丁。奴才心想，等奏折批下来再作道理，时候就晚了，所以奴才迎着上来，免得一来一往，多费工夫。奴才昼夜筹划，睡不得几个时辰，奴才的小婆子劝奴才歇歇。奴才心想，国事这样子紧急，臣子那忍心偷闲？因此上，肺家受了寒，咳嗽得厉害了，牵动旧伤。”
“噢，你沿途在那几处服药？”
“在宜昌服了五剂。到天津，李鸿章看奴才的气色不好，留住在他那里，又服了好几剂。”
“你是要紧的人，服药要谨慎。”慈安太后有些词穷似的，接着，便问了句：“你觉得那里的医生好？”
“都平常。”
“到底那个医生靠得住些？”
鲍超不明白，慈安太后为何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想了想答道：“李鸿章荐的医生，药倒还觉得平和。”
慈安太后点点头，换了个话题：“你是跟着曾国藩打仗？”
这何消问得？然而不能不答：“奴才原是跟着向荣出师广西，追贼追到湖南，曾国藩调奴才管带水师，随同杨岳斌将江面肃清。后来胡林翼调奴才统带陆路，招募霆军各营，随同曾国藩打仗。”
“你打过好多仗？”
“太多了，记不清了！”鲍超答说：“水面陆路，总有几百仗。”
“你好声望！”
天语褒奖，应当谢恩，鲍超磕个头说：“奴才毫无能为。”
“我知道很吃了些苦。”
“当效犬马之劳。”
说到这里，又没有话了，而起用宿将，郑重其事，似乎也不能象外放官员例行召见那样，问几句话就了事。于是，慈安太后又回到鲍超的病情上来。
“你身上的伤痕，还牵动不牵动？咳嗽好些了没有？”
“是好些了。”
“既然李鸿章荐的医生还好，还是要用李鸿章的医生。”
“是！”鲍超掉了一句文：“谨遵慈谕。”
慈安太后想了想，问到李鸿章：“你跟李鸿章是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