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现在持何论调？你在京里总知道。”
“我也是听翁叔平所说，翁曾颇为接近。”张佩纶答道：“曾沅甫的论调，大致三点：第一、宜恤民生；第二、越事不可动兵；第三、听言宜有选择，不可轻发。”
“这三点，确是有道之言。民生宜恤，实不其然？直隶现在闹水灾，如果还要征遣调发，民命何堪？越事本不宜动兵，可见这话不是我一个人说。至于听言宜择，当然是指言路而言。老世侄，清议有时不免误国，前东党祸，不可不鉴。你我世交至好，我说这话，你不要动气。”
如果是别人说这话，张佩纶非动气不可，但对李鸿章，只有报之以苦笑。
“局面实在很难，朝里的情形，我亦晓得，醇王‘见人挑担不吃力’，总有一天会后悔。这是后话，眼前不必去谈它。照上头的意思看，逆耳之言，未见得有用。幼樵，你倒说，兰荪是怎么个打算？”
李鸿章说话，一向有条理，但这几句话，杂乱无章。张佩纶不知他用意何在？想了一下，依然只好求教：“原是要跟老世叔讨个主意。”
“我的主意没有用，曾劼刚在巴黎，跟法国政府闹得很僵，想越事能在巴黎了结，已成奢望，如今只有坚持待机。”
“坚持待机。”张佩纶将这四个字重重念了一遍，连点头。
“如今大家都谈洋务，到底有多少人懂得外国？”李鸿章在张佩纶面前，倚老卖老，以发议论作讽劝：“我们天朝大国，唯我独尊的念头，早该收拾起来了。并世东西洋各国，敢于欺侮人，也不全靠船坚炮利，人家也讲策略、讲道理。虽然国情不同，万国公法，是必得守住的，不守万国公法，他国纵使想帮忙也帮不上。所以，我们跟人家办交涉，要请人帮忙，想蹈瑕乘隙拣人的便宜，要先懂万国公法，不然处处授人以柄，到要讲理的时候，就讲不过人家了。目前，这一层上头，真正没有几个人懂，真教我着急。”
“老世叔这话，”张佩纶说，“自是有感而发，不妨明示，我们在总理衙门，也好留神。”
“凡事总要先朝坏处去想。两国交战，常有之事，不过总有和的时候。从古以来，几曾见两国之间，数十年干戈不息？若有其事，亦必是两败俱伤。”李鸿章说，“现在谈到越事，我说句粗鲁的话，你们是拆烂污的人，我是替你们揩屁股的人。
不过拆烂污也有拆法，总不能拿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
说到这里，张佩纶大为动容，七分惶恐，三分羞恼，正一正脸色，带着责问的语气说：“老世叔何出此言？”
“你不明白是不是？说到这上头，我明白，曾劼刚更明白，他为什么一再打电报回来，说是只好暗中接济刘永福？他的主张对不对不说，这样做法是有深意的，为了将来议和，法国抓不住中国的辫子。”李鸿章说到这里停下来问道：“幼樵，你说法国在越南用兵，有些什么好处？”
“无非割地赔款，沦为附庸。”
“割地有之，赔款如何？越南赔不出兵费，真所谓‘不怕讨债的凶，只怕欠债的穷’，法国难道就空手而回？”
“莫非……，”张佩纶恍然大悟，“莫非法国要将赔兵费的责任套在中国头上？”
“正是！”李鸿章点点头说，“你算明白了。人家千方百计要套上来，你还伸长脖子唯恐他套不上，岂不是太傻？目前调兵遣将的廷寄，颇有泄漏出去，落在新闻纸的访员手里，大登特登的。将来交涉追究到责任，我们自然可以不承认。但如说下诏宣战，或者用‘明发’激励军民，煌煌上谕，天下共见，要想赖都赖不掉：那时候人家求索兵费，请问何词以对？”
果然，照李鸿章所说，如果公然宣战，脱不了责任，岂不是拿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张佩纶大为领教，当即表示：
“以后我在总理衙门，这方面倒要下点功夫。”
“对了！正该如此！”李鸿章很欣慰地说，“我可以送你几套书，着实是经世致用之学，幼樵，你在总理衙门跟洋人打交道，总要记住四个字：站稳脚步。尤其是讲到交战，千万不可先开衅。万国公法上最讲究这一点，切记！切记！”
就这样长谈了两日，张佩纶才知道军务一无把握，回京复命，不敢再一意主战。指派岑毓英派兵直赴越南京城顺化定乱之议，不再提起。事实上岑毓英亦不敢冒失，上折表示异议，说云南是西陲的门户，关系紧要，而且出关伊始，军心未定，不便舍近图远。这条“奇计”，就此搁置了下来。
转眼新年。皇帝临驭，正逢十年之期，慈禧太后亦整整五十岁了。皇帝亲政、大婚、太后万寿三件大事，已有人在谈起，只是边疆不靖，不敢公然谈论。所以尽管新年里风和日丽，上上下下却都打不起兴致。
也许，唯一的例外是曾国荃，到底得遂心愿了。
正月十二，两江递来一道奏折，左宗棠奏请开缺。他的眼疾相当严重，上年十月里就曾上奏辞官，奉旨赏假三月调理。假满未见痊可，在这个时候，自然以引退为上策，奏折中的话，相当恳切。为了表示坚决求去，还加了一个“择人自代”的夹片：
“两江地大物博，全赖得人而理，而人才由历练而成。如果质地端方，志趣向上，则制治有本，将来成就，亦必卓有可观。
窃见安徽抚臣裕禄，操履笃诚，宽宏简重，懋著才猷，在疆臣中实罕其比。
漕督臣杨昌濬，守正持平，性情和易，而历任繁剧，均得民和，臣与共事多年，知之最深。
前两广督臣曾国荃，任事实心，才优干济，遇中外交涉事件，和而有制。去任之日，粤中士庶，讴思不替，远人敬之。”
保举人才有“正陪”之分，刊在第一名的，自然是
“正”。慈禧太后亦知裕禄其人，他是咸丰初年，湖北巡抚崇纶的儿子。崇纶有两个儿子，老大叫裕德，德胜于才，有名的不通的翰林，读《史记·封禅书》，茫然不解，称之为“仙书”。但是老二裕禄，却是旗人中的能员，以笔帖式当到司官，外放为热河兵备道，升调安徽藩司。同治十三年就当安徽巡抚，年纪还不满三十。
那时安徽有个土豪，就是为胜保招抚的李世忠。此人虽然官拜提督，而贼性不改，盘踞淮扬，陆通盐枭，水通湖匪，声势惊人。因为他原名兆寿，所以外号“寿王”。
李世忠有个死对头，就是陈国瑞。但陈国瑞是醇王的爱将，有此奥援，自然占了上风。因此，李世忠益发仇视官府，有起事造反的密谋。但两江多湘淮百战的老兵，一旦有警，荷戈而起，占不了便宜，所以李世忠改在河南招兵买马。
日子一久，风声外泄，裕禄密疏请诛李世忠，以绝后患。
朝命相机办理，郑重告诫，不可打草惊蛇，激出变故。
由于李世忠的党羽众多，裕禄当然不能公然进剿，与幕友密议，定下了一条智取之计。正好李世忠由河南回安徽，经过安庆，裕禄便下了个帖子请他赴宴。
酒到半酣，裕禄取出密旨，叫人念给李世忠听，同时埋伏着的亲兵一拥而上，缚住李世忠，就在督署后园一刀斩讫，买棺盛殓。等一切妥帖，才通知李世忠的家人，说是奉旨处分，但为顾全李家颜面，不必明正典刑，对外只说筵前暴毙，此外还有一笔抚恤。问李家的意思如何？
李家还能有什么话说？蛇无头而不行，乌合之众的党羽，难道还敢纠众造反？李家反倒感激裕禄的曲曲周全。一场隐患，消弭无形，裕禄的处置，朝廷激赏，同官推服，就此出名。安徽巡抚一当十年不倒，并且能将左宗棠敷衍得推心置腹，荐以自代，手腕也真不弱了。
因此，慈禧太后在准许左宗棠开缺，赏假四个月的回籍养病的同时，就派裕禄署理，并兼置办理通商大臣。
左宗棠有荐贤的附片，外面并不知道。因此，这番朝命，颇予人以突兀之感，也可说是意外之感。两江总督几乎可说是疆吏中第一要缺，裕禄的资望，实在不足以当此重任。虽说主持东南海防的南洋大臣，并未派裕禄兼署，意示朝廷将另简重臣接替，但是南洋大臣究竟不比北洋大臣自成局面，如非由江督兼任，便很难有所为。
另一方面，亦有人以为当此局势艰难之际，左宗棠引退，迹近畏难躲避，言路上不满的更多，上折“请旨责以大义，令其在任调理”。这也就等于表示，在这个时候应有负威望的元勋镇守两江。“闻鼙鼓而思将士”，于是从慈禧太后到军机大臣，一致认为应该让曾国荃去当两江总督。
曾国荃署江督，裕禄回任安徽巡抚的上谕明发时，岑毓英已经出关，王德榜在湖南永州招募的八营新军，将到龙州，而法国军队，分分水陆两路逼近北宁，大战爆发在即了。
岑毓英是十一月里由昆明启程，八抬大轿，缓缓行去，走了半个月才到蒙自。由此往南，进入越南边境，路上就苦了，一路披荆斩棘，抵达保胜，跟云南巡抚走马换将，唐炯回省，岑毓英接替主持防务。
行辕设在一座关帝庙内，地方不大，岑毓英每天就在大殿上召见部将，接见越南官员。细细询问之下，才知道局势不妙，于是星夜拜折，陈明困难：
“山西既失，越事愈加棘手，法人可由兴化、宣光分道犯滇，且兴化城在江边，形势山西尤为难守。宣光无兵驻守，更属堪虞，必须面面兼顾。而由蒙自至兴化，陆路一千六百余里，由开化至宣光，陆路一千二百余里，即有蛮耗至保胜，亦有四百余里，皆偏僻小道，路极崎岖，沿途人烟稀少，猛兽甚多。军士裹带行粮，披荆斩棘，跋涉维艰。自蛮耗至保胜，虽水路可通，仅有小船二三十只，可装兵三四百人，往返一次，必需十余日。若由保胜水路至兴化，往返必需三十余日，欲速不能，臣焦灼万分。再三筹划，只有水陆并进。爰派记名提督吴永安统带三营，驰往开化。督同前派分道出关之副将陈安邦等三营，共合六营，由河阳驰赴宣光，择要驻防。其余总兵马柱、雷应山等各营，由蒙自陆续进发，臣带亲兵小队，驾轻舟先行前进，于十二月十一日驰抵保胜。与唐炯面商分布，意见相同。现据记名总兵丁槐，参将张永清等禀报，已于兴化城外扼扎防堵。主事唐景崧所带兵勇，自山西退至兴化，已于十二月初四日绕道撤回北宁。南将刘永福驻兴化，惟大炮全行失落，各项小枪，亦多遗失。兴化上游之清波、夏和等县，教民纷纷变乱，文报几至阻塞。臣等现切嘱总兵丁槐等多方预备，严密附守。又派知县李艳枝等二营往清和、夏波驻扎安民，并分给湖永福快枪子药，俾资整顿，令其严束所部，恪遵纪律。又行文南官，革除苛政，收拾民心。俟总兵马柱等各营到时，臣毓英即亲往兴化一带，查勘布置。一有头绪，即由兴化旁出宣光，督促提督吴永安等，相机前进，并与广西抚臣徐延旭联络会商，和衷共济，仰副圣意谆谆告诫之至意。其保胜、兴化一路，滇军与刘团共事，须得两军信服之员，驻扎调和，拟将臣毓英胞弟，二品顶戴分省补用道岑毓宝调来，协同照料。”
这是岑毓英重视刘永福，苦心布置的一着棋，因为刘永福与滇军并不和睦，这是阵前大忌。而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