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可改换华旗。道员马建忠素习洋文，熟谙公法，前委赴沪会查招商局务，该员就近与戴恩及旗昌反复商论，戴恩力保中法事定，可以原价收回，旗昌亦誓言，决不失信，故于价值亦不计较。”
这就要谈到责任了，到底此事是谁作的主？李鸿章是这样说：
“马建忠侦知法事叵测，遂毅然决然，独肩其责，因与众商定议，订立合同，将各船栈，暂交旗昌，代为经管，换用美国旗帜，照常驶行。两面所押契据，银行期票与股票，按照西国律例，均交律师戴恩收执，日后藉以为凭。是战前商船换旗出售，为各国常有之事，中国虽属创见，而众商为时势所迫，亦属万不得已。至将来收回关键，马建忠惟戴恩是问，众商惟马建忠是问，节节矜制，断不容稍有反复。”
这是一面将责任推在马建忠身上，一面又替马建忠开脱。然而数百万两银子出入的大事，李鸿章如说毫无所闻，那是自欺都欺不过的，他只好以“当法使议约未成之际，军事旁午，臣虽知商船暂换美旗，而未悉其详，是以未遽入告”作托词。这样说法，自嫌牵强，因而再一次使尽吃奶的力气作官商之辩，论事机之迫：
“且此等事件，华商与洋商交涉，彼此全凭信义；律师既援西例担保，而官长却未便主议。外侮横加，商情惶迫，数千人身家关系，而官无法以保护之，更无力以赔偿之，商人自设法保全成本，官尤未便抑勒。好在各省公款八十余万，商本四百数十万，皆有着落，事竣可以操纵自如。但冀法约早定，船栈照议归还，中国商务复兴，更无吃亏之处。惟闻法人四处侦探，总疑商局轮船，并非实售与美，尚思援西例以乘间攫拿，俾为军用，美国官商亦惴惴相与隐讳，竭力保护。
此中机括，尚求圣明默鉴而曲原之。”
这个奏折是由专差送到京里，投递总理衙门。总理大臣已有十三员之多，除奕劻以外，掌权的只有三个人：阎敬铭、许庚身、张荫桓。而阎敬铭忧心时局成病，在家休养，许庚身在军机处极忙，不大到署，所以这些公事都归张荫桓看。
张荫桓才气纵横，明敏异常，一看李鸿章这个奏折，支离破碎，不仅不能自圆其说，简直不成话说。其中最大的疑窦，就是究为“实售”，还是“代为经管”？未说清楚。如为实售，则旗昌所开“收票”，应该向银行收兑，纵为“期票”，兑现亦总有日期，现在交与律师收执，到期不兑，不是白白吃亏利息？
若是“代为经管”，则产权仍属招商局，旗昌经管营运，一切收益，如何分配？倘说凭几张不能兑现的“期票”及“收票”，凭空接收价值数百万银子的轮船栈埠去做生意，所入尽归于己，这不是中外古今的奇闻？
至于说事机急迫，仓卒定议，“美国官商亦惴惴相与隐讳”却总不能说连朝廷也瞒着。这一点心迹难明，真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如今不说别样，只责成李鸿章将“两面所押契据，银行期票与收票”，从戴恩那里收回呈验，就拆穿了西洋镜，要他大大的好看了。
张荫桓以前受李鸿章的赏识，最近受李鸿章的重视，论私谊自然要替他遮盖，谈到公的方面，与法交涉濒于破裂，保全和局，端赖斯人，亦不宜在此时将他置于言官围剿的犀利笔锋之下。好在当初电旨所责成李鸿章的，亦无非“设法收回”，这一点有了着落，其他可以置之不问。找个方便的机会，跟慈禧太后回一声就是了。
谁知这个折子的内容，很快地就泄漏了，盛昱也弄到一份“折底”。细读之下，只觉得李鸿章处处拿洋人欺压朝廷，只因为“官法所不能绳”洋人，还可由商人“授西法以相维持”这个借口，便该放纵商人，自作主张。这样的想法做法，又与汉奸何异？
不过，他只是从整个文气中，有这样一种感觉，谈到西洋的各种律例，买卖规矩，他就不太懂了。好在有个人可以请教，这个是他本旗的晚辈，名叫杰治，曾跟崇厚当随员，驻留过法国和俄国，西洋的情形相当熟悉。
杰治也说到底是实售，还是代为经管，搞不清楚，“倘是实售，断断没有将来‘将银票给还、收回船栈’之理，那是另一码事。为什么呢？”杰治解释：“船是活动的，天天在走，船身机器，都要损耗，出意外沉没也有常事，虽有保险，到底不是原物。如何得能如数收回？”
“这样说，是代为经管了？”
“更不是！”杰治大摇其头，“代为经管比实售更麻烦，实售只要价钱谈妥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快当之至。代为经管便要谈经管的酬劳，管得好，怎么样优为酬谢，管得不好，要负点儿什么责任？有得好谈，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完事的。”
“那么，照你看，是这么一泡猫儿溺呢？”
“这话，熙大爷，我可不敢说了。”
盛昱懂他的用意，便向他保证：“我不会叙到折子里去。
你尽说不妨。”
“照我看，是卖掉了。只是怕这块肥肉，会有骨头卡在喉咙，不敢硬吞，等事完了再分赃不迟。”杰治又说，“折子里，旗昌付的到底是什么票子，也弄不清楚，先说银票，后来又说期票、收票，莫衷一是，这就有毛病。”
“这三种票子不同？”
“当然不同。银票是银行里出的票子，就跟咱们中国的庄票一样，只要这家银行信用好，搁长些不要紧，随时都可兑款。不过，也没有这样傻的人，不去兑款，白吃亏利息，若是相信这家银行，拿银票取了款，再存在它那里生息，岂不是好？”
“是啊，毛病越说越多了。”盛昱很有兴趣地问：“期票、收票又是怎么回事？”
“收票是私人所开。譬如说，我有一笔款存在英国汇丰银行，留下签字式样，银行就发一本收票，只在存款数目以内写明，凭票付多少就是多少，这就叫收票。期票也是收票，只不过要到日子才能取而已。”
这比中国钱庄凭存折取款，要方便得多。但盛昱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妥，将杰治的话从头细想了一遍，找到疑问了。
“如果我出票，你收票，我又怎么知道你银行里存着那么多的钱？”
“这自然是凭信用，比较妥当是到银行里‘照票’，现在有电报，重洋万里，片刻之间亦可以查清楚。不过‘收票’不兑，总有危险，万一出票商家倒闭，收不到钱，岂不是自贻伊戚？所以我实在不懂，为什么要拿契据、期票、收票都交给英国律师收执？”
“这又是搬出洋人来唬人，以为洋人信用好，万无一失。如果他呈验契据，又可以推托，说存在洋人那里，一时取不到。”
“那有这回事？”杰治笑道：“这话哄小孩子怕都哄不过。洋人居间，也不过多拿一份契据副本。几百万银子的出入，岂能一点凭据都没有？至于向银行收银的票据，更没有交给律师的道理。万一律师跟对方串通好了，起意侵吞，如之奈何？”
盛昱瞿然而起：“我原来就怀疑，怎么说‘收回关键，马建忠惟戴恩是问，众商惟马建忠是问，节节矜制，断不容稍有反复。’马建忠何人，戴恩何人，能担得起五百万两银子的责任？且不说马建忠跟戴恩起意勾通，侵盗这笔巨款，只说马建忠跟戴恩之中，万一有个人出了意外，不在人世，则所谓‘节节矜制’岂不是脱了节，如断线之鸢，无影无踪？如今听你所说，根本不合规矩，则所谓‘交戴恩收执’云云，完全是架空砌词。国家重臣，敢于如此欺罔，莫非真以为皇上不曾成年，可以轻侮吗？我非参不可。”
“熙大爷，”杰治提醒他说：“合肥自命懂洋务，实在也是半瓶醋，其中或许有人在欺骗他，亦未可知。”
“那自然是马建忠。我当然也放不过他，而且必得从他身上来做文章。不过，说合肥受欺，这话倒难苟同，合肥不是易于受欺的人，他属下也没有人敢欺他。”说到这里，盛昱长叹一声，“怪来怪去是我错！”
“这就奇了。”杰治大为困惑，“跟熙大爷你什么相干？”
“我不该参恭王。”盛昱答道：“如果恭王在枢廷，合肥决不敢如此胡作非为，再往前说，有文文忠在，他更不敢。如今，大不同罗！”
“那，熙大爷，你是说，他就敢欺醇王了？”
“自然敢。醇王主战，跟合肥主张不同，不过，要开仗，也还是少不了合肥，所以醇王也不能不敷衍他。他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敢于这样子悍然无忌。”
“啊！”杰治恍然大悟，“怪不得！合肥一只手洋务，一只手北洋，是和是战都少不得他。做官做到这样子，真正左右逢源，无往不利了。”
“对了！你算是看透了。我再告诉你吧，合肥何以主和不主战？战有胜败，一败他就完了。只要能跟洋人讲和，他那一只手的北洋，唬不住洋人，却能唬朝廷，可以当一辈子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等杰治告辞，盛昱随即动笔草拟弹章，明攻马建忠，暗攻李鸿章。将他们绾合在一起，作一建议：
“奴才揆今日情事，纵不能将该员监禁为质，似应即行革职，饬下总理衙门，责马建忠以收赎招商局保状，饬下李鸿章，责以羁管马建忠保状。招商局关系江海码头，中外商务，势不能不稍从权宜，以冀收赎。如竟不能收赎，即将该员正法，如该员逃匿，即将李鸿章正法。使外国人闻之，知小臣权奸，皆难逃圣明洞鉴。”
折子是拟好了，但就在要誊清呈递时，得到消息，法国署理公使谢满禄，已经下旗出京。这是交涉决裂，邦交中断，双方将以兵戎相见的鲜明迹象，所以总理衙门密电各省督抚备战。大敌当前，战机迫切，如果以这样严峻的措词，参劾重臣，未免太不识大体。因此，盛昱只有将折底锁入抽斗，等大局平定了再说。
谢满禄下旗出京的那天是七月初一，但交涉之必归于决裂，当曾国荃在上海与巴德诺开议那天，就已注定了。
正式开议是六月初七。曾国荃与陈宝琛以外，新派驻日使臣许景澄，道出上海，亦奉旨协助交涉。巴德诺提出要求三款，其实只有两款，又重在赔兵费上面，开价两万五千万法郎，折合纹银一千二百五十万两，同时要决定交款的地方期限。如果中国政府干脆痛快，愿意速了的话，赔款可以减少五千万法郎。至于第一款要求革刘永福的职，只要赔款谈妥，当然可以让步。
曾国荃由于曾得李鸿章的授意，当即表示：可以用抚恤法国阵亡官兵的名义，付给五十万两。巴德诺一口拒绝，而朝廷又以轻许赔款，传旨申斥，曾国荃搞得两头不讨好。而会办大臣陈宝琛为了支援张佩纶，又坚决主张由南洋派出两条兵轮到福建，正遇着曾国荃情绪大坏的时候，就没有好脸嘴了。
“不行！”他率直拒绝，“我决不能派。”
“元帅，”陈宝琛的词气也很硬：“闽海危急，岂容坐视？
不能不派。”
“闽海危急，南洋难道不危急？前一阵子张幼樵电奏要船，军机处复电南北洋无船援闽，由广东、浙江酌调师船。这件事，老兄又不是不晓得？”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如今小宋制军急电乞援，本乎守望相助之义，亦不能不急其所急。”
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