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折。”
“喔，”李鸿章很注意地问：“他真是这么说的？”
“我不敢骗中堂。”
李鸿章闭着眼想了好半天，然后“咕噜，咕噜”抽水烟。
显然的，他在考虑，是不是可以同意杨崇伊作此尝试？
“上了也好！”他终于开口了，“做个伏笔。”
“是！”口中这样答应，疑问却摆在脸上。
“回北洋，只怕我今生休想了！”李鸿章说，“多少人想夺我的兵权，尤其是荣仲华这样厉害的脚色，岂肯轻易放手？”
“不然！”杨崇伊说，“他跟我表示过了，还是想入军机。”
“入军机亦未必不能掌兵权。这也不去说它了！姻兄，”李鸿章忽然问道，“你觉得我回北洋有意思吗？”
“北洋到底是北洋… 。”
李鸿章摇摇手，不让他再说下去：“老夫耄矣！那里还能做重振雄风的春梦？看机会，象从前左文襄那样，能择一处善地容我养老，此愿已足！”
听得这一说，杨崇伊才知道李鸿章志在两江或者两广。这两处“善地”都是膏腴之区，以李鸿章的资格，不难到手。所谓“上了也好”，正就是表示，纵或不能重镇北洋，不得已而求其次，亦比在京“入阁办事”来得强。
李鸿章确是这样的想法。但开府北洋，威风八面，究竟不能忘情，所以等杨崇伊一告辞，立即关照：“拿我的名片，去请总理衙门的陈老爷来！”
这位“陈老爷”是贵州人，名叫陈夔龙，字筱石，光绪十二年的进士，大卷子上错了一个字，名列三甲，分发到兵部当司官，兼充总理衙门章京，忠厚练达，一貌堂堂，颇得李鸿章的赏识。
不过，这天他要找陈夔龙，另有缘故。因为陈夔龙官只五品，却能上交名公巨卿。他前后三娶，元配是以前四川总督丁宝桢的侄女；现在这位续弦的太太，是已故军机大臣许庚身的堂妹，与现任军机大臣廖寿恒两度联襟，目前就住在东华门外廖府。所以李鸿章找他，能够打听到军机处的消息。
其次，荣禄当兵部尚书时，在司官中最看重陈夔龙，不论查案，或是视察，每次出京，必以陈夔龙为随员。同时，袁世凯倚为左右手的幕僚徐世昌，是陈夔龙的同年。所以对于天津的消息，他是相当灵通的。
更其重要的是，陈夔龙在总理衙门，深得庆王奕劻的信任，专管与北洋往来的密电。李鸿章知道，荣禄有何密奏，慈禧太后有何密谕，都由庆王转承，亦必都由陈夔龙经手译递。
所以，要打听眼前的一切最高机密，更非找陈夔龙不可。
※ ※ ※
“筱石，”李鸿章开门见山地问，“北洋有什么电报？”
“很多！”陈夔龙问，“不知道中堂问的那一方面？”
“听说荣仲华又要进京了？”
“是！是奉太后的密谕，带印进京。大概明后天可到。”
“带印进京？”李鸿章诧异地问，“莫非北洋不派人护理了？”
“不！电谕上说明白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都由袁慰庭护理。”
李鸿章认为袁世凯将要“大用”的看法证实了，反倒有爽然若失之感。惘惘之情，现于形色，好半晌说不出话来。
“听庆王说，上头对袁慰庭还不大放心，是荣中堂力保的。不过，荣中堂对他亦未见得放心，无非骤当大变，力求安定而已。”陈夔龙忧形于色地说，“宫闱多故，剧变方殷，有些传闻，真为臣子所不忍闻。”
“喔！”李鸿章很注意地问：“有些什么传闻？”
“说皇上曾一度离开瀛台，结果被拦了回去。”
“真是闻所未闻！”李鸿章不断摇首叹息，“大局决裂到如此地步，着实可忧。只怕内乱引起外患，我看各国公使快要插手干预了。”
“英国公使原在北戴河避暑，已经赶回来了，听说就在这一两天之内，怕要写信给中堂。”
“写信给我？”李鸿章问，“所为何来？”
“听说张樵公逮问，英国公使颇为关心，或许会写信给中堂，试图营救？”
“营救？”李鸿章是觉得很好笑的神气，“今日之下，我李某算老几？别说泥菩萨过江，没有力量救他，就有… 。”
他突然发觉自己失言，虽缩住了口，但亦跟说出口来一样，倒不如索性说明了它。
“筱石，有件事不知道你有所闻否？我这趟出总署，就是张樵野捣的鬼。这十几年以来，我对他处处提携，而他总觉得有我在，他就出不了头，所以早就存着排挤我的心。谁知道他也有今天这样的下场！人心如此之坏，难怪大局会糟到今天这个样子！”
陈夔龙对张樵野——张荫桓虽无好感，但亦并无恶感。李鸿章“早年科甲、中年戎马、晚年洋务”，无论从那方面看，都有足够的资格批评张荫桓，但自己是个司官，不便对上官任意指摘，因而保持沉默。李鸿章亦就很知趣地不再往下说了。
“中堂还有什么吩咐？”
“不敢当！”李鸿章想了一下说，“我如今闭门思过，除非特召进宫，平时步门不出，外面的消息都隔膜了，既不敢打听，亦没有人见顾。老骥伏枥，待死而已！”
“中堂千万不必灰心！”陈夔龙就知道他还有千里之志，很恳切地安慰他说，“谋国还赖老成。慈圣训政，一定要借重中堂的。如果有什么消息，自当随时来禀告。”
“承情之至！足下不忘故人，感何可言？长日多暇，欢迎你常来谈谈。”
“是！”陈夔龙起身告辞，请安起来，又低声问道：“荣中堂一到，大概总要见面的，中堂可有什么话，要我带去？”
“话很多，不过，都不要紧。”李鸿章沉吟了一下说，“只请你带一句话，我很想出京走走！”
“是！一见了荣中堂我就说。”
※ ※ ※
也不过天色方曙，庆王就派了侍卫来请陈夔龙，说在府中立等见面。
匆匆赶来，只见庆王公服未卸，是刚刚朝罢回府的模样。陈夔龙刚行过礼，看见门上又领进一个人来，是他的同僚，工部郎中兼充总理衙门章京的铁良。
“有件案子，非请两位帮忙不可！”庆王说道，“为张樵野他们拿问，崇受之上了一个折子… ”
原来刑部尚书兼步军统领的崇礼，经办大捕新党一案，深感责任太重，不胜负荷，所以依照“重大案件奏请钦派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审讯”的成例，上折请求援例办理。奉到的懿旨是：“着派御前大臣、会同军机大臣、刑部、都察院审讯，克期具奏。”
“御前的班次，向来在内阁、军机之前，所以大家公推我主持。这一案非比寻常，交给别人，我不放心！请两位辛苦吧！”
“是！”陈夔龙觉得有句话不能不问。“王爷，原奏请派大学士、军机，何以旨意改派御前？此中或有深意，不知王爷想过没有？”
“如果是派大学士，当然由李少荃主持，慈圣的意思是不愿他为难。”庆王接着又说：“同案的几个人，情形不同，听说杨锐、刘光第都是有学问的人，品行亦很好，如果一案罗织，有欠公道，应该分别办理。两位到了部里，可以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们。”
陈夔龙心想，不派大学士决非体谅李鸿章，不愿使他为难，多半是怕李鸿章会有所偏袒。由此可见，慈禧太后对惩办这一案，主课重刑。而听庆王的口风，杨锐、刘光第可从宽减，其余只怕不是大辟 便是充军的罪名了。
于是辞出庆王府，转到总理衙门，先备咨文，知照刑部，叙明会审缘由。其时宫门抄已经送到，其中便有崇礼所上奏折的原文，而上谕指明受审是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共七人。至于张荫桓，“虽经有人参奏，劣迹昭著，惟尚非康有为之党，着刑部暂行看管，听候谕旨。”最后特别宣示：此外官绅中有被康有为“诱惑之人，朝廷政存宽大，概不深究株连，以示明慎用刑之意。”
总理衙门的官儿，常跟洋人打交道，在局外人看，都不免有新党之嫌，如今连受康有为“诱惑”的人都可不受株连，新党耳目更不在话下。因而看完这道上谕，无不有如心里放下一块石头的轻松之感。
可是看到另一道上谕，心情却又沉重了。皇帝自道，“从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着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
大家都明白，这是废立的先声。京中早有许多流言，说“迟早必换皇上”，这道上谕，已见端倪。但是“皇上”是那么容易换的吗？总理衙门的官儿都有些担心，怕因此而会引起各国公使的干预，又无端引起许多难以料理的纠纷。正在相与咨嗟之际，听见马蹄得得，夹杂着轻快的轮声，入耳便知是与后档车不同的西洋“亨斯美”马车，当然是有洋人来了。
来的是法国署理公使吕班，要见庆王或者任何一位总理大臣。李鸿章被逐，张荫桓被捕，庆王及由军机大臣兼任的总理大臣，很难得来，在衙门里的，只有一个曾为翁同龢所排挤，这一天又奉旨回本衙门的吏部左侍郎徐用仪。
总理衙门办事的规制，凡是与洋人会谈，必由章京作笔录，章京以国别分股。法国股的章京，一共九个人，最能干的是一个杭州人汪大燮，与籍隶海盐的徐用仪是浙江大同乡，当然顺理成章地由他来作笔录。
翻译姓吴，是吕班带来的。宾主四人，在一张大餐桌的两面，相对坐定，略作寒暄，谈入正题，吴翻译先有所透露，吕班此来，是为了探问皇帝的病情。
一听这话，徐用仪先吃一惊，知道遇到难题了！向汪大燮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亦用心想一想，倘或穷于应付时，须作支援。
等吕班发过言，吴翻译照实译告：“今天看到皇上有病的上谕，颇为诧异，亦很关心。上谕中说，四月里以来，就有不适，何以三四个月之中，未见谈起？”
“多谢贵公使关心。”徐用仪慢条斯理地答说：“圣躬违和已久，常有传说，贵公使何以不知，其故安在？本大臣未便悬揣。”
吴翻译听他这样回答，脸有难色。显然的，对于皇帝有病的传言，受雇于法国公使馆的中国人，如吴翻译等等，一定不曾告诉吕班。倘或据实转译徐用仪的回答，或许他就会受到责备，所以显得为难。
不过，他还是跟吕班长长地说了一大篇，辅以手势，似乎在解释什么？吕班听完，点点头问道：“皇帝生的是什么病？”
这不便瞎说，亦不能用打听确实了再来奉告之类的话搪塞，徐用仪只好含汉糊糊地答说：“皇上是积劳之故，精神不振，胃纳不佳，夜眠不安。”
“这是一般病人都有的症象，到底是什么病？”
这样逼着问，颇使徐用仪受窘，汪大燮便疾书一个
“肝”字，将纸片移到徐用仪面前。
“大致是肝病。”徐用仪问吴翻译，“吕公使要打听得这么清楚，是为什么？”
“我想他总有道理。”吴翻译问道：“徐大人这话，要不要译给他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