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西征，最讲究兵器，而邓增以善用炮知名，而专管开花炮队，隶属曾国藩“陪嫁”的刘松山一军。刘松山阵亡，所部由他的侄子刘锦棠率领，邓增在刘锦棠部下迭建大功，升为总兵，先驻伊犁，后调西宁，宦辙始终不离西北。
光绪二十一年夏天，回乱复起于青海，湟水上下游，自西宁至兰州，皆为戾气所笼罩，汉人被屠杀了十几万之多。其时董福祥以喀什噶尔提都，受命平乱，节制前敌诸军，回乱至第二年秋天平服，董福祥加了一个太子少保的“宫衔”，又得了一个骑都尉的世职。邓增本来拜过董福祥的门，此役中又特别出力，因而在“保案”中叙功居首，升为固原提督，同时亦成了董福祥的心腹大将。
为了洋人的抗议，以及刘坤一、张之洞的要求，一方面要逐董福祥远离辇下，而一方面又以甘军毕竟与杂凑成军，未曾见过硬仗，一闻炮声，不战而溃的所谓“勤王义师”，不可同日而语，保护行在，未能全撤。因此，经过荣禄幕后的策划折冲，董福祥将甘军交与邓增代领，自己只身回甘。这一来，邓增的身价大为提高，荣禄亦多方笼络，已能通过邓增，指挥甘军。当然，甘军在西安的军纪不怎么好，亦就曲子优容了。
西安有两个戏园，每日必到的第一号阔客，就是大阿哥溥儁。他不喜欢读书，所好的是舞枪弄棒，驰马逐猎，再有一项就是听戏。每到午饭以后，戏园中只看到一个歪头翘嘴，头戴金边毡帽，身穿青缎紧身皮袍，外罩枣红巴图鲁褂子的精壮少年，由一群太监簇拥而来，那就是大阿哥。
大阿哥爱武戏，武戏中又爱短打戏，听之不厌的是一出连环套。虽然不敢公然彩串，但每喜司鼓，“点子”当然下得不怎么准，无非场面跟唱的凑合着他，敷衍完事。
有一天是载澜与大阿哥叔侄俩，到城隍庙前的庆喜园去听戏，溥儁一时技痒，又坐到“九龙口去”权充鼓佬，打的是一出《艳阳楼》，高登上场亮相，一个“四记头”没有能扣得准，台下有甘军喝彩起哄。大阿哥脸上挂不住了！
这一下当然要出事，连载澜在一起，跟甘军打了一场群架，很吃了一点亏。邓增不免吃惊，赶紧先去见荣禄，引咎自责。荣禄却派大阿哥与载澜的不是，很安慰了邓增一番，说是不必理这回事，凡事有他作主。
果然，载澜来告甘军的状时，反为荣禄数落了一顿。那叔侄俩一口气不出，迁怒到戏园，跟岑春煊一说，将两家戏园，一律封禁，园主锁拿，四十板子一面枷，在城隍庙前示众三天，方始释回。沽名钓誉的岑春煊又出了一张布告：“两宫蒙尘，万民涂炭，是君辱臣死之秋，上下共图卧薪尝胆，何事演戏行乐？况陕中旱灾浩大，尤宜节省经费，一切饭店、酒楼均一律严禁。”
其时京师逃难的官员，陆续奔赴行在，各省京饷，亦纷纷解到西安，市面正将热闹之际，遭此打击，顿形萧条。于是戏园、酒肆的主持人集会商量，决定活动内务府大臣继禄，转求李莲英，请他想法子开禁。
法子很简单，能鼓动慈禧太后传戏，自然就可以开禁。那知李莲英稍微露点口风，便碰了个大钉子，“这是什么年头儿？”她说：“我那有心思听戏？”
一计不成，又生二计，这次走的是岑春煊言听计从的张鸣岐的路子，机会很好，久旱的关中，下了一场大雪，明年的收成有望，就有文章好做了。
这一次开禁的告示，措词很冠冕：“天降瑞雪，预兆丰盈，理宜演戏酬神。所有园馆一律弛禁，惟禁止滋闹，如违重惩。”弛禁的那天，岑春煊还穿了行装，带着手捧大令的戈什哈亲自到各戏馆去巡视，打算抓到闹事的人，就在戏园前面正法，借以立威。
闹事的人不曾遇见，却遇见了一班宗室来消遣，岑春煊所出的告示中，虽有“本部院久已视官如寄，不知权贵为何如人”，但对真正有权的贵人，还是很巴结的，管李莲英就叫“大叔”。此时见了一班宗室，想起该报慈禧太后的特达之知，正好把自己的主意提出来征询大家的意见。
“皇太后的万寿快到了！”他说：“今天十月初六，只有四天，就是正日。天降瑞雪，也正好庆贺、庆贺。”
话还未完，只听有人厉声说道：“国家衰败到此地步，最近听说东陵都让洋人给占据了，不知道怎么才对得起祖宗！这样子还要做生日吗？如果有人上奏，我非反对不可！”
敢于公然指责慈禧太后的，是宣宗的长孙载治之子溥侗，他是在未立大阿哥之前，有继承皇位之望的“伦贝子”的胞弟，行五，都称他“侗五爷”。
这位“侗五爷”别号“红豆馆主”，年纪虽轻，在宗室中很有名，多才多艺，尤精于顾曲，昆腔、乱弹，色色皆精。在大家的心目中是个不理世务的濁世佳公子，不道出言锋利，如此耿直！对慈禧太后尚且不懼，此外复何所畏？
岑春煊自知惹不起他，改容相谢，就此不谈这件“做生日”的不合时宜之举了。
不过，戏园虽已弛禁，溥儁的兴致已经大杀，因为十一月初一开议，第一件事就是谈惩处祸首，而众目所集，在于载漪。毕竟父子天性，而且休戚相关，所以形迹倒收敛了不少。
甘军亦复如此，那是邓增的约束之功。为此，荣禄颇为嘉奖。如今由于董福祥的要挟，荣禄格外笼络邓增，特为邀了他来，说了好些推心置腹的话，邓增亦不断为董福祥解释，并致歉意。这一来，荣禄放心了，董福祥的那封信，自然也不必当它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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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舒翘赐令自尽，业已毕命的消息到了京城，李鸿章立即分别照会各国公使，接着便单独与日本交涉，索回启秀、徐承煜二人。
交涉很顺利。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一口应允照办，约定第二天由刑部到日军司令部提人。
这天晚上，日军司令山口素臣设宴款待启秀、徐承煜二人，接到邀请，徐承煜大为兴奋，断定将被释放，所以日军司令为他们设宴祝贺。
启秀却不是这么乐观，在筵席上一直默然无语。酒到一半，山口方令通事说明，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将他们正法。徐承煜顿时颜色大变，极口呼冤，大骂洋人狼心狗肺。
启秀却很镇静，还劝徐承煜，应该痛悔前非。徐承煜那里肯听，整整闹了一夜，但等天一亮，反而寂然无声，已是神智昏迷，吓得半死了。
到得十点钟，刑部来提人。京中大小衙门，尽为联军所占，唯一交还的是刑部，因为百姓犯了罪，洋人不便代审，都要移送刑部惩办。因此只有刑部尚书贵恒、侍郎景沣、胡燏芬最为忙碌，司官星散，提人也只好景沣带着差役，亲自办理了。
两乘没顶的小轿，先抬到刑部大堂过堂，做完了照例的验明正身的手续，原轿抬到菜市口。洋人闻风而至，不计其数，有的人还架着照相机，东一蓬火、西一蓬火地烧药粉照明，将徐承煜的下场，纷纷摄入相机。
“天道好还！”大家有着相同的感慨，“徐承煜监斩袁昶、许景澄，是何等得意。谁想得到，曾几何时，当时伺候‘二忠’的刽子手会来伺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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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议终于可望达成了。最主要的一条，赔偿兵费的数额及年限，取得了协议，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以金价计算，四十年清偿，未偿之款另加年息四厘。预计要到“光绪六十六年”方能偿清。
这笔空前庞大的赔款中，俄国独得一亿三千多万，占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九。照威德自己的计算，俄国战事上的损失，总共不过一亿七千万卢布，所得赔偿，折合卢布达一亿八千四百万之巨，收支相抵，净赚一千四百万卢布，而劫掠所得，则更无法计算。因此，拉姆斯道夫在他国内洋洋得意地说：
“我国这一次进兵东三省，是有史以来最够本的战争。”
于是四月二十一下诏，和局已定，择于七月十九回銮。预定出潼关，经函谷，到开封，由彭德、磁州到保定，坐火车回京。
其时吴永亦正回西安，他是上年秋天，由于岑春煊的排挤，军机处的不满，被派了个赴两湖催饷的差使，在武昌过的年，而且又续了弦。三月里结束公事，料理西上之时，在荆门接到一个电报，催回行在。
一到照例宫门请安。第二天头一起就召见，行礼既罢，慈禧太后仿佛如见远归的子侄一般，满面春风地问起旅途中的一切。然后说道：“如今和局定了，回銮的日子也有了，我想还是要你沿路照料，所以打电报把你催回来。”
“是！臣亦应该回行在来复命了。”
“我前些日子才知道，原来岑春煊跟你不对，他们把你挤出去的。”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你出去走一趟也好。如果你们两个混在一起，不定闹出什么花样来！”
“臣并不敢跟他闹意见，只是岑春煊过于任性，实在叫人下不去。”
“我知道，我知道。”慈禧太后连连点头，“岑春煊脾气暴躁，我知道的。”
看样子一时还谈不完，而吴永吃过一次亏，已有戒心，奏对时间太久，遭军机大臣的怪，所以抓住这个空隙，跪安而退。
回到寓所不久，慈禧太后派了太监来，颁赐亲笔书画折扇一柄，银子三千两，袍褂衣料十二件，准吴永到内库中，亲自去挑选。接着，军机处派人来通知“奉懿旨，吴永着仍伺候宫门差使。”
此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俞廉之，在奏复吴永催饷办理情形的折子中，都有附片密保，吴永才堪大用。因此，两宫定期正式召见。一起三个人，除了吴永以外，另外两个是孙宝琦与徐世昌，出于庆王及袁世凯的密保。
吴永不知见过两宫多少回，但这一次仪注不同，高坐在御案后面，手中执着写明召见人员履历的“绿头签”的慈禧太后，俯视一本正经，行礼报名的吴永，自觉滑稽，忍俊不禁，几乎笑出声来。
等退了朝，慈禧太后忍不住向李莲英笑道：“吴永今天也上了场，正式行起大礼来，真象唱戏似的！”
这话与“奉旨以道员记名简放”的喜信，同时传入吴永耳中。感激之余，颇思报答，因而想起张之洞的一段话。
张之洞是这样说的：“这一次的祸端，起于大阿哥，酿成如此的大变，而此人还留在深宫，备位储贰，何以平天下之心？况且祸根不除，宵小生心，又会酿成意外事故。他一天在宫中，则中外耳目，都不安，于将来和议，会增加无数障碍。因此，如今之计，亟宜发遣出宫。如果等洋人指明要求，更失国体，何不及早自动为之。老兄回到行在，最好先把这番意思，密奏皇太后，不妨道明，是张之洞的主张。只看老兄有没有这个胆量？”
吴永胆量是有，但有当初奏保岑春煊而招致军机不满一事的前车之鉴，决定先问一问荣禄的意向。
于是找个能单独相处的机会，吴永将张之洞的话，细细说了一遍，并又问道：“这件事我不能冒昧，能不能跟皇太后说，请中堂的示。”
荣禄一面坐着用橡皮管子抽鸦片，一面瞑目沉思，直到抽完三筒“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