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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上谕拟得不甚高明，支离含糊，条理不清，加以这天正碰上慈禧太后情绪不佳，因而大挑毛病。用字不妥的，自然即时改正，办法有出入的，便很费一番口舌了。
“怎么叫‘文武并用’？”
为了“文武并用”四字，在军机处便起过一番争执。“提督”的全名是“提督军务总兵官”，尊称“军门”，依绿营编制，为一省最高的典兵官。品级与总督、驻防的将军相同，都是从一品，但身分职掌不但不能比总督、将军，甚至连从二品的巡抚都不如。因为总督、巡抚照例带兵部尚书、兵部侍郎衔，掌管军政，便可节制武将，提督见了比他低两级的巡抚，亦须“堂参”，更无论总督。
总督、巡抚照例又带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身分等于都察院的堂官，提督若有不听指挥，不遵调度情事，可以指名参劾。封疆大吏参属下文官，容有不准之时，如参武将，那怕是戴红顶子的提督、总兵，无有不准的。为此同治六、七年间，捻匪初平，宿将纷纷解甲，如已封男爵的直隶总督刘铭传坚卧不起，就因为觉得武职官太委屈的缘故。
如今说是提督可以文武并用，在瞿鸿玑看，即等于文武不分，身分相等，是屈辱了文官，就象徐世昌以翰林带狮子补那样，不伦不类，自贬身价，所以提出反对。
这“文武并用”的主意，是袁世凯想出来的，作用是：首先，幕僚中知兵的文士，亦可放出去自张一军；其次，提高武职官的身分，亦就等于提高他这个并无功名，几同行伍出身的总督的身分。有此两层重要关系，所以奕劻坚持原议。瞿鸿玑虽蒙慈禧太后赏识，到底敌不过奕劻是军机领班，只得让步。
此时慈禧太后亦以此为问，瞿鸿玑自是暗暗称快，侧耳听奕劻答奏：“文武并用，不拘资格，调度比较灵活，亦容易奖进人才。”
这“不拘资格”四字说坏了。“任官当差，岂可不讲资格？”慈禧太后问道：“文武异途，各有所长，混杂不分，将来要整顿吏治就吃力了！”
“回皇太后的话，”奕劻的口才亦不坏，从容说道：“文武异途，是因为从前的武将，大多行伍出身，目不识丁，所以不能混杂。自新建陆军以来，将弁都是学堂出身，留学东西洋的亦不少，不比从前的武官。如今整军经武，为了鼓励人才从军，似不妨量予优容。再者，各省练兵，主事者虽为武将，每每以道员任用，名实不副，无如文武并用，量才器使，反倒比较切实。”
这番话不易驳倒，慈禧太后以不再往下谈作为默许，但另外又挑了一个毛病，“江淮提督的辖区是那些地方？”她问。
“西起徐州，东到海边，都是江淮提督的辖区。”
“海州不包括在内？”
“包括在内。”
“海州是直隶州，既然包括在内，就不该叫做江淮提督。”
慈禧太后振振有词地质问：“这不也是名实不副吗？”
奕劻语塞，唯有碰头。于是瞿鸿玑向上说道：“江淮提督名不副实，似乎可以改为江北提督。”
“对了！”慈禧太后是嘉许的语气：“这个名称就醒豁了。”
这一关总算过去了。紧接着江淮巡抚裁撤改设江北提督的上谕之后，先以淮扬镇总兵署理江北提督。过了几天，奕劻奏请简派练兵处军政司正使，候补道刘永庆署理江北提督，赏给兵部侍郎衔，所有江北地方镇道以下，均归节制。武能管总兵，文能管道员，无异别设一巡抚。此人是袁世凯特保过的，自然算是北洋一系，袁世凯的势力，彰明较著地伸入了两江地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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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第二、第三两支舰队，自波罗的海绕好望角东来，到处不受欢迎，最后在黄海游弋，打算着俟机遁入海参崴。
日本的海军司令东乡平八郎，看出这两支舰队的动向，由黄海入日本海到海参崴，必须经过朝鲜与日本九州之间的对马海峡。而九州西南方的佐世保、长崎、鹿儿岛，皆为海港，可以停泊巨舰，稍后的福冈与广岛，又为兵站。因此，东乡平八郎以逸待劳，决心一举击溃俄国海军。
俄国的两支舰队，有家归不得，十分焦灼，如果入东海，绕日本东面回海参崴，行程太远，燃料、粮食无法支持。迫不得已只有冒险越过朝鲜济州岛北向航行，进入对马海峡，战舰、巡洋舰、海防舰、驱逐舰及补给船等，大小二十九艘，首尾相接，以全速鼓轮北上。
于是日本海军倾全力截击，日夜两战，俄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司令官海军中将罗哲斯特温斯基投降，而日军仅损失水雷艇三艘，同时日本并派兵占领了北海道以北的库页岛。
日军的战果颇为辉煌，但俄国的陆军，正自西伯利亚铁路，陆续增援。在俄无胜日之望，日无续战之力的情势下，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双方议和的时机趋于成熟，因而世面调停。日本首先响应，俄国亦终于接受劝告，约定在美国的朴次茅斯举行和议。日本派全权代表是外务省大臣小村寿太郎，俄国则以总理大臣为全权，正就是那个玩弄李鸿章父子于股掌之上的威德。他一到美国就发表先声夺人的声明：“俄国所损失的，不过是殖民地，并不影响本国的安危。日本的要求，如于俄国国威有损，决不承认。”及至罗斯福亲自陪两国全权，乘“五月花”号游艇，到达朴次茅斯开议，威德又宣示俄皇的勅令：“不割寸土，不赔一卢布为坚持到底的原则。”因此，和议几度濒于破裂。
在会议席上，威德咄咄逼人，小村忍不住出言讥刺：“听阁下的发言，仿佛是战胜者的代表。”威德立即回敬：“此间并无战胜者！因之，亦无战败者。”日俄朴次茅斯条约，确实证明了日本未胜，俄国未败，除了转让东三省的利益之外，俄国唯一的损失是以北纬五十度为界，割让库页岛南部与日本。但附带约定，两国不得妨碍宗谷海峡及鞑靼海峡的航行，日本亦不得在南库岛构筑任何军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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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俄酝酿谈和之时，从天津到南京城，冠盖往来，有好些大事正在发端。
这些大事都属于新政。从辛丑回銮以来，花了三四年的工夫，慈禧太后才被说服，实行新政为奋发图强的不二法门。但新政经纬万端，有些可以不受局势的影响而逐步推行的，如广设学校、振兴商务等等，而有些经世立国的大计，非局势相当稳定，不能举办。
如今日俄战争行将结束，东三省的收回，在美国的支持下，似更有把握。所以军机处、北洋大臣衙门、湖广总督衙门都大忙特忙，定方针、拟条陈、立计划，函电交驰，一些被有意、无意所搁置的大事，开始发动了。
不过，在发动这些大事之先，估量前途，各有各的看法，也各有各的顾忌。袁世凯与张之洞的看法接近，实行新政，首须排除障碍，如王文韶在位，彻底废除科举则不可能，因而士林多观望之心，学校难期普遍设立。结果是王文韶被开去军机大臣的差使，而徐世昌因为瞿鸿玑对他的印象还不坏，在奕劻的力保之下，成了“打帘子军机”，在军机大臣中“学习行走”，并署理兵部左侍郎。
另有些人，主要是一班亲贵及满汉之见甚深的人，对袁世凯的疑忌，日深一日，但有奕劻为他暗则撑腰，明则揄扬，动辄问说：“去了袁慰庭，谁能替他？尤其是练兵，更少不得此人！”这话很能塞人的口，想来想去，唯一的善策，是找一个可以接替袁世凯的人。当然，这个人要从旗人中去找。
于是，日本士官第一期出身的铁良，得以脱颖而出。先由未任实缺的道员，一跃而为户部右侍郎，上年四月转任兵部左侍郎，不久便奉到密旨，在自京至江苏各省中，清查库藏及武备。此行历时半年，经过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六省，所至之处，盘查藩库，校阅营伍，附带考查炮台、水师及武备学堂，回京复命时，上了一个数万言的奏折，细陈各省军队的实况，从慈禧太后到兵部的司官，没有一个能把这个拖沓琐碎的奏折看完，但有这样一个印象：铁良办事很认真。
此外，对于各省的收支，亦有详细奏报，且有整顿税收的建议。最有关系的是，奏请两湖设在宜昌的土膏税捐局，改组为两湖、两广、江苏、江西、安徽、福建的八省土膏总局，征收土产、鸦片的统捐，“一税之外，听其所之”，如非“落地销售”，不另征税。较之以前的厘金，逢关过卡，节节抽收，轻得太多。税轻则私减，税收必可大增。练兵处奏定，各省只照未设土膏总局以前的额数提拨，溢收之数，专案存贮，作为练兵之用。
因此，铁良又予亲贵一个印象：不但知兵，亦善理财。这便可以赋练兵筹饷的重任，将来取袁世凯而代之。所以紧接着徐世昌的任命以后，慈禧太后派铁良署理兵部尚书，与徐世昌会办练兵事宜，而且已内定派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除此以外，还有些紧要的差缺调动，最令人瞩目的，一是赵尔巽外放为盛京将军，准备接收东三省，一是八省土膏总局总办，简派贵州巡抚柯逢时充任。
这个职位，一望而知是日进斗金的好差使。在铁良的原奏中说：“总办八省税捐，责任綦重，现充该局总办补用道孙廷林，虽称熟悉情形，究恐难资统摄，应请特派大员管理。”话虽如此，总以为所谓“大员”也者，无非外任监司、内任京堂的三品官而已。因此，自问有此资格的人，纷纷活动，削尖了脑袋往上钻，却未想到会落在当过封疆大吏的柯逢时头上。
原来其中别有作用。这柯逢时是光绪九年癸未的翰林，字逊庵，湖北武昌人，做京官时是个正人君子，但一任陕西学政，再迁两淮盐运司，素行顿改，揣摩风气，多用心计，参劾属员。条举新政，一时有能员之称。因此，岑春煊一到任，将广西巡抚王之春撵走，朝廷即以柯逢时继任。
其实岑春煊移节广西，指挥剿匪。“督抚同城”往往势如水火，何况是岑春煊当总督？
岑春煊当然不会将柯逢时放在眼里，遇事独断独行，根本就没有巡抚参与的余地。柯逢时心想，广西巡抚不比广东巡抚，自己的权柄无端为岑春煊所夺，这口气实在有点咽不下，一直在找机会，想办法，要给岑春煊一个难堪。
办法想出来了。岑春煊是贵公子出身，尽管动辄参劾属下贪污，他本人只是不拿钱回家，起居享用，并不委屈。行辕中经常有宴会，亦经常传戏班子以娱宾客。
柯逢时便是在这件事上想出来的办法。有一天遇到岑春煊传戏，他亲自带着抚标兵丁，守在路上，戏班子经过，问明去向，即以“时值用兵，益禁戏剧”的理由，勒令戏班子中途折回，岑春煊得知消息，气得暴跳如雷，可是一时竟无计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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