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况如何?”熊希龄问说。
“‘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很好啊!”
“只怕一样不好。”熊希龄笑道:“钱不够花。”
杨度笑笑,然后又说:“听说你要来,我跟房东太说,‘不要紧了,有人送钱来给我过年了!’”
“不错,可以让你过肥年。不过,你要作文章。”
杨度不答,从口袋中取出一张纸来,递了过去,熊希龄接来一看,上面写着三行字“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实施宪政程序。”
看完,两人相视而笑,真有莫逆于心的惬意。熊希龄将那张纸折起来收入口袋,“这三个题目很好!”他说:“润笔总有万金之谱,回头我先送两千过来。晢子,过个肥年在其次,你平生的抱负,正好借五大臣这个躯壳,大大展布一番。这是绝好的机会,请你珍视。”
杨度点点头答说:“话我要说在前面。论见解,卓如未必赶得上我,不过以腹笥之宽,行文之畅,我不能不让他出一头地。所以这三篇文章,我要分一两篇给他做。”
“那都随你!不过,卓如的笔锋太犀利,不要带出什么有忌讳的话,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不要紧!我跟他说明白,如果有这样的情形,我要改他的稿子。”
“那,我也要跟你说明白,若有这样的情形,我要改你送来的稿子。”
“尽改不妨。”杨度问说:“何时交卷?”
“大概半年吧!”
“那还早得很。”杨度很高兴地说:“阁下此来,无异放赈,今年有好些留学生可以舒舒服服过年了。”
一件大事说定,熊希龄十分高兴,在料亭中当着浓妆艳抹的艺妓,大捧杨度。这倒也不尽是作假,熊希龄有样好处,待人厚道而且诚恳。所以在赵尔巽之前,为湖南巡抚陈宝箴延入幕府,便颇受器重,亦就在他那诚恳两字。有一次延经学家皮鹿门讲学,熊希龄亲自擂铃,召集听众入讲堂,便有人戏撰一联:“鹿皮讲学,熊掌摇铃”。又有人妒嫉他是陈宝箴面前的红员,用“熊”、“陈”同姓以拆字格做一副对联,将他连陈宝箴一起骂在里面,道是:“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耳偏听,晓得什么东西?”却不知熊希龄的“能干”,正因他“四足不停”之故。
这次五大臣在日本,更得力于熊希龄的“四足不停”。原来革命党人将有不利于五大臣的举动,劳动日本警察,昼夜守护。
载泽等人,吓得步门不出,一切需要对外接洽的事务,全靠熊希龄奔走。直到阴历二月初一,五大臣自横滨上船赴美,才得松一口气。
到得美国,分道扬镳,端方、戴鸿慈考察德国,载泽、李盛铎、尚其亨由英转法。一路逍遥,到得五月下旬,先后回到上海,但枪手的文章尚未寄到。于是熊希龄又出一个主意,以“考察东南民气、征集各省意见”为名,留人在上海守候,一面派专人赶到东京饭田町杨度寓所坐催。当时商定,端、戴留守,载泽等人先回京复命。
不多几日,派到日本的专差回来了,携来一大包文件,奏折、论说、条陈,一应俱全。其中有个论立宪应从改革官制着手的说帖,端方大为欣赏,趁戴鸿慈正好不在,将这个说帖悄悄抽下,攫为己有了。
及至坐轮船到了天津,自然做了北洋衙门的上宾,盛筵既罢,戴鸿慈回行馆休息,端方便在袁世凯的签押房里,将那个说帖取了出来,说一声:“四哥,你看这个主张如何?”
袁世凯只一看头几行,便很起劲了,“深获我心!”他拍着大腿说:“我早就有此意了。好些衙门只剩一个空架子,吃闲饭的官儿,虚耗俸禄,还影响了他人的士气,非彻底改革不可。还有那些都老爷,遇事生风,不辨是非,真正败事有余,成事不足!都察院这个衙门,也该取消。”
“四哥,你没有细看说帖,看了你才知道,其中妙用无穷。”
听这一说,袁世凯聚精会神地细看说帖,看到一半,便即明白,原来这个改革官制的办法,主张采取责任内阁制,内阁总理大臣钦派而提交国会通过,阁员由总理大臣遴选奏请敕命,与日本的内阁,一式无二。如果照此办法实行,内阁总理大臣当然是庆王奕劻。大权在握,要排去瞿鸿玑方便得很。即使仍为阁员,上奏是总理大臣一人之事,不必象军机大臣那样全班进见,瞿鸿玑亦就无法从中操纵,“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这,”袁世凯迟疑地说:“只怕上头不肯放手。”
“自然要有个说法,才能让上头照办。”
“喔,陶斋,你倒说来我听听。”
“我是一条苦肉计,此刻不必细说。四哥,我只问你一句话,如果责任内阁制实行,你愿意不愿意入阁?”
“这… 。”袁世凯沉吟着。
“曾湘乡说过,‘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大老也没有几年了。”
“大老”是指奕劻。端方的意思,奕劻告老,必牢保荐袁世凯接任总理大臣。意会到此,袁世凯自不免怦怦心动。
“陶斋,你还是先说说,是怎么一条苦肉计?”
“四哥,如果你打算一辈子在北洋,这条苦肉计使不得,不能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端方说道:“反正要入阁的,就无所谓了,我想复命时这么回奏:立宪规模,宜仿日本。至于改革官制,可以裁抑督抚,集权中枢,庶几无外重内轻之嫌,方为长治久安之计。”
“这话也没有什么说不得。督抚有权无权,全看自己的做法。”
“那就是了,我准定照此回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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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
到了京里,端方先跟载泽见面,将杨度的文件都交了出去,然后提出改革官制之议,作为他自己的考察心得。
载泽大为赞成。对于中央官制,他没有什么意见,只觉得借此“削藩”,是绝妙之计。因此,在五大臣一起回奏考察政治经过时,他跟端方是站在一边的。不过,端方着重在仿照日本的宪政规制,意思是必得设置责任内阁,而载泽则极力陈述改革地方官制的必要,说是“照此不变,唐朝的藩镇、日本的藩阀,将复见于今日。”
慈禧太后对立宪一事,本持反感,如今听了载泽、端方的话,深为讶异,也改变了过去的想法。立宪是数年以后的事,而以立宪先改官制为名,削夺洪杨以来积渐而成的督抚权力,尤其是借此消除了袁世凯手握兵柄,可能形成肘腋之患的隐忧,先就赢了一注,又何乐而不为?
只是毕竟兹事体大,她觉得如果不细想一想,遽作裁决,未免放不下心,所以一切蔚成风气,纷纷建言,有关立宪的奏折,包括袁世凯所奏:“立宪预备,宜使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参与政务,为上议院基础;使各州县名望绅商,参与地方政务,为地方自治基础。”的建议在内,一律发交军机处存档,
。五大臣环海万里,考察政治归来,如果落得这么一个“无疾而终”的结果,未免于心不甘。尤其是载泽,一方面是面子下不来,一方面正谋大用,全心全意要借考察政治作个直上青云的梯阶,所以更为焦急。
“泽公,”端方想到了一个说法,但必须是跟慈禧太后极亲密的人,才便于进言,而载泽的福晋,是皇后的胞妹,慈禧太后嫡亲的内侄女,恰是最宜于进言的人。所以这样含蓄的建议:“皇太后七旬万寿,没有能好好热闹一番,去年日俄还不曾停战,东三省在人家手里,兴致差了,想热闹也热闹不起来。今年可不同了,东三省总算祖宗保佑,一定可以收回,倘或再干一两件大得民心的事,锦上添花,今年十月初十的万寿,可有得热闹了。”
果然,载泽遣他的妻子入宫,说动了慈禧太后。第二天便交代军机,特派醇亲王载沣主持,筹商预备立宪事宜。除了军机大臣、大学士以外,北洋大臣袁世凯亦在与议的名单之内。
※ ※ ※
一接到北京的电报,袁世凯专车进京,随带两名幕僚,一个是张一麟,一个是在日本学法律的金邦平。
专车到京,已在午后,先到宫门请安,次谒醇王载沣,然后回到北洋公所,端方已等在那里了。
“四哥,有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把岑三撵到云南。”端方很兴奋地说:“大老特地叫我来跟四哥商量,这个上下家的位子应该怎么搬才合适?”
原来云南极西,有个内地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名,叫做片马,为由缅甸入藏的要地,英国虎视眈眈,想夺片马的野心,日显一日。果然以兵戎相见,自然要调一员名将去镇守,奕劻想借这个名义,将岑春煊调为云贵总督。
这就牵涉到原任的丁振铎。倘能对调,自无话说,只是丁振铎的资望不够,而奕劻亦不愿将两广总督这个好缺,便宜了丁振铎,所以又要牵涉到第三者。
这第三者便是端方。他从上年十二月奉旨调为闽浙总督,旋即出洋考察,从未履任。丁振铎以云贵调闽浙,缺分相当,是适当的安排,端方由闽浙调两广,亦无不可,但他意犹未足。因而便又牵涉到第四者,袁世凯的亲家周馥。
原来端方志在两江,希望袁世凯能同意,将周馥由江督转为粤督。他的理由是,李鸿章入京议和前,原为两广总督,北洋旧人在广东的很多,周馥都能笼罩得住。
袁世凯自是欣然同意:“陶斋,两江是你旧游之地,此去人地相宜,政通人和,再好没有!不过,”他说:“这个位要分两次来搬,才不落痕迹。”
袁世凯的办法是,周馥跟端方上下家对调,第二次搬位时,端方不动,其余三家转个圈,岑春煊去云贵,丁振铎去闽浙,周馥去两广。
※ ※ ※
由载沣主持的会议,只召集了两次,便已定局,奏准两宫,即时颁发上谕。照例用“钦奉懿旨”开头,铺叙慈禧太后深体民心的功德。第一段是由祖宗的规制,谈到立宪乃是自强之道,说是“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无不因时损益,著为宪典。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受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平治之望,是以简派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划政敌,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
第二段入于正题,决定立宪,而以改官制入手。“时处今日,唯有及时详析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