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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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天涯- 第4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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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休息日我在家呆了一天,磨磨蹭蹭的把白天度过去了。打开冰箱看了半天,也想不起要买什么,银行的利率昨天也看过了。可怕的夜晚来了,我骑车到央街逛了一圈,看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回来才十点多钟。我后悔下午不该睡了那一觉,现在一点瞌睡也没有。我想找件事做,用力按了按肚子,想体会清楚里面是不是空了,偏又一点也不饿。我的思维象通了电一样灵敏,又象原始时代的穴居人一样贫弱。我把电话本摸出来想跟几个熟人打电话。平时我很少跟他们联系,今天急了没话也要找些话来说,问一声“近来可好”。拨了几处竟没有一个人在家,失望地把话筒放了。我想起今天一整天还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就坐到床上去,靠着墙,闭了眼把自己设想成两个人,在心里一问一答:“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一个人呆在这房子里?你从哪里来?你是干什么的?”这样问答着终于突破了那种莫名其妙的心理障碍,长长地叹出一声,顺着这一声,把那些问话在嘴里说了出来。听着自己的声音非常奇怪,又不知道问答者哪一个代表真正的自己,哪一个代表设想中的自己,想来想去来来回回设想了好几次,都觉得不合适。这样神经病似的自言自语有几分钟,自己感到了无聊又觉得有点恐怖,终于停下来。又下了楼走到街上去,碰了一个人就拦了他问:“Excuse me,Would you show me theway to Yong street?”这样拦了有十几个人问了,每个人都很耐心地告诉我方向,我非常恭敬地点头致谢,“Thank you”前后也说了有几十遍一百多遍。最后自己也问得厌烦了,把双手伸过头顶拍响着,一个人神经质地笑。再往前走,忽然看见对面的马路的路灯下,有一辆警车停着,几个警察扭着两个黑人在搜身,黑人很老实地举着双手。我马上横过去看,刚走到旁边站了,一个警察说:“May I help you?”我只好知趣地走开,远远看着警察把那两个人塞进警车带走了。

时间还早,不到十二点,我继续往前走,发现自己走到丹佛士街口。这是多伦多有名的妓女集散地,很多次深夜回家在电车上看见妓女们穿着性感的衣服站在街角路旁,或者慢悠悠走着,等待着生意。我忽然感到自己心跳得厉害,有一种非分的向往。沉住了气一想,自己也并不是想去干那勾当,而是想去跟那些姑娘们说几句话。明白了自己又有点不放心,又想到自己口袋里也并没有钱,才彻底放心了往那边走去。(以下略去1000字)

回到小房间里我还是毫无睡意,那种空荡荡的沉重又重新聚集起来,在心头凝成一个结。捧了书到床上去看,也看不进,于是扔开了。又到水房里把浴盆用肥皂洗得干干净净,放了满池的水跳到里面躺了泡着,浑身搓来搓去也搓不下灰疙瘩。泡了好久觉得够了,把水放了擦干身子。想起那香港女人这几天也不见人影,楼上就我一个人,就打开一条门缝伸手把过道的灯关了,赤裸着身子回到房里。披了毛巾拉上窗帘在灯下看自己的身子,觉得有点羞愧,又觉得又点刺激。干脆把毛巾甩开,在房里走过来走过去,双手在身上拍得“啪啪”的响,心想:“我把自己吓着了,把自己吓着了。”一下窜到床上去坐了,双手搂了肩尽量缩成一团,一下又跳下来,拍着身子走来走去,又熄了灯,黑暗中在房子里绕着圈子,左边走几步,右边走几步,想象着电视中演员的表演,做着各种舞蹈动作和造型,眼珠子随着动作瞟来瞟去左右乱转。做着我觉到了兴奋,逃脱了那种沉重的空虚。最后我“哈哈哈”地笑几声,摸到床上去睡了。

这样我在孤寂中挨过了几个月。好多次我觉得自己意志快要崩溃,又怀疑自己思维迟钝是不是神经有了问题,心里害怕起来,在心里默默地背着“八八六十四,九九八十一”,“日照香炉生紫烟”,又轻声念出来让自己听见,似乎这样就给了自己一个还清醒着的证明。

五十六

在我住的街道附近有一所小学,每天有很多小学生越过马路上下学。(以下略去1100字)

五十七

在报纸上写文章多了,也写出了一点小名气。报纸上称我为“大陆作家”,我感到惶恐又有一点得意。慢慢的我有了一点自信,把稿子寄到美国的报刊上去,发表了,又寄到香港去,也发表了。这使我有了勇气以平等的心态与别人交往,哪怕对方是个博士什么的呢,我也用不着那样躲躲闪闪畏畏缩缩了。这样我交了一些朋友,他们有什么聚会就叫我过去。孤独虽然依旧,毕竟又好多了。有时候干活回来已是深夜一点,我依然精神振奋,写到三四点钟再睡。不知怎么一来,餐馆里的同事也知道经常在报纸上写文章的孟浪就是我。阿良说:“孟浪也在餐馆里,怎么回事!孟浪也切菜包春卷,怎么回事,嘿嘿!”阿长说:“孟浪怎么跟我们干一样打湿手的事,这不对嘛,人家是个知识份子嘛!”说了两个人互相望了哈哈的笑起来。

这天多大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来告诉我,国内一个女画家叫汪莉娟的,在大人物画廊办画展,销路不好,她想把画抽回来移到纽约去,孙老板却把画扣住了准备贱卖掉。因为合同订在前面,那些画她想抽也抽不回,只好在多伦多想办法。朋友要我尽快写篇文章发表,看能不能挽回局面。这个画展我在《星岛日报》上看到了广告,还没去看过。我知道这些画家为了出国,不管画廊老板条件多么苛刻,也接受了。这样至少可以出国看看,回去又可以说是在国外办过画展的。到了这里,老板按合同行事。画家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状,满心委屈也无可奈何。

朋友陪我去见了汪莉娟。(以下略去1100字)

过了两天文章在《星岛日报》登出来,我又说服孙老板再花钱做了一次广告。画的销路见着就好了起来。过了一个多星期,孙老板打电话来告诉我,那些画卖得差不多了,还剩几张让画家包回去了。他很高兴,请我去翠园酒楼去喝茶。我去了,孙老板塞给我一个二百元的红包。我也不推辞就收了,说:“孙老板你把汪莉娟的画甩卖掉了,她亏了你也亏了,那种价别人买去只当装饰品,不当艺术品。”孙老板说:“我跟她赌气!自己的东西走不动,怨我!这不是笑话吗?”我说:“老板你当然不容易,大陆来的画家更不容易,有时候您放松一点,他们也喘口气,瘦死的骆驼大过马呢。”他笑了说:“好歹我也算个搞艺术的人呢,心就那么辣?没有办法!我也要找口饭吃是不是?说穿了说透了我这也是生意,商场如战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血淋淋你死我活的事!我今天破产了,跳楼也不会有人拉着我!你信不信?我也想心软呢,可能软吗?”他说着眼中放出一种光来。我看了心颤,不自然地笑了一下说:“孙老板别说那么可怕,我心都被你吓跳了。”他又笑了说:“这就吓着你?嘿!十年前我破产了一次,为了朋友的事抹不开面子!朋友做生意贷款请我担保,又算着有把握就签了字,可到了期他归不了帐,银行把我帐上的钱哗啦一下就划去了,又封了我的房子,那次不是我太太死拉着我,我真跳了楼,不想活了!我想人的心要硬啊要硬啊,想着想着真的就硬了。生意嘛,杀人见血的事!”我跟他碰杯喝了口啤酒,说:“老板您说得这么恐怖,那个意思我也领会到了。这么说,我这个人就做不得生意?”他“嘿嘿”的笑,不回答。我说:“我还想等赚足了五万块钱做个什么小生意呢。”他说:“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是朋友啊,别不高兴啊,你根本不行。你不够狠。生意上的事要狠心,狠心!该咬的时候要一口咬紧,怕他痛?我做二十年的生意,经验主要就是这个“狠”字,没有良心吃饱饭。心肠一软,倒血霉是一定的。生意上的事就是要钻牛角去,要腆着脸横下心钻到牛角尖尖尖上去。这中间的真理我跟你吹三天三夜也没有用,一定到那一天你自己出血了,痛了,才会明白。生意上的经验说是说不明白的。说这次吧,我放她走了,好人吗?好人!可损失我就一个人扛了。甩卖了她的我还少亏几个!”我说:“孙老板你看死了我?说不定哪天我就发了!”他眯了眼对我笑,说:“那也许你会走运,这样的运气我是碰不到的,想都不敢想会碰到自己头上来。你要做生意也可以,要倒一次血霉,把这五万块钱亏完了再欠上几万,从头来过!那时候你就知道生死之间只隔一层纸。有这种决心你就去做。”我举了杯说:“孙老板谢谢你提醒我,我敬你一杯。”他跟我碰了杯说:“恕我直言,你只要心里明白我不是害你,就别生我的气。”我说:“老板我还要谢谢你呢,怎么说得到生气上。”“谢谢我倒不必,别在心里惦记着孙老板是一头狼就谢谢你了。”

五十八

快到秋天的时候,二房东告诉我,隔壁的香港女人结婚搬走了。我说:“她结婚了吗,她反正也没在这里住过几天,她早就结婚了,现在不过是正名,其实在加拿大这名正不正也没有关系。”他笑了,又说:“过几天有个女孩子会搬来,从南京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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