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的农村。”我的意思很明白，而且，对于“腹地”两个字《辞海》（一九三七年版）里就有这样的解释：“犹云内地；对边境而言也。”我不承认所谓“心腹之患”的古怪解释。我几次替自己辩护，都没有用。在我们那个班组学习会上我受到了围攻。只有一个人同意我的说法：腹地是内地。他就是文学评论家孔罗荪，当时也是“牛鬼蛇神”，还是很早揪出来的一个，据说问题不小，当然没有发言权。只是在别人问他“腹地”二字如何解释的时候，他回答是内地。不用说他因此挨了训。
班组学习会上不能逼我承认反党罪行，造反派就召开全连批判会。会前两位“革命左派”找我谈话，要我老实交代、承认罪行，并对我进行威胁。我已经看透了那些用美丽辞藻装饰的谎言，忽然感到一阵恶心，我坚持腹地只有一个解释：内地。但是在批判会进行的时候，发言人接连问我：“腹地是不是心腹之患的地区？”我忽然感到厌倦，我不想坚持了，就说“是”。他接着问：“你以前为什么不承认？”我迟疑一下回答道：“以前我害怕。”他得意，他们都得意。他们胜利了。我放弃了斗争，我疲倦，我甘愿倒下去、不起来了。但这只是我当时的一种想法。
批判会结束，靠边的人奉命到“牛棚”开会谈感想。只有罗荪同志表面上有点狼狈相，他替我辩护，我自己反而承认了，投降了。我一方面在他面前感到惭愧，但另一方面听着大家的责骂，我倒觉得脑子清醒多了。刚才召开的哪里是对我的批判会？明明是造反派在台上表演。一层一层地剥下自己的面具，一个个都是骗子。
于是我开始有了另一种想法：“伟大的中国人民难道会让骗子们长期横行下去吗？”这以后我经常用这问句问自己，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
全连批判会开过后不到一个星期，本市报纸和《人民日报》上都刊出一条国际消息，讲到“以色列腹地”。再过两三天又出现了另一条类似的消息。在这两处“腹地”都是作为“内地”解释的。我把两条消息抄录在笔记本上，心里想以后也许用得着它们，却不曾想到从此再也没有人提起“腹地”了。
十月七日
再说小骗子
两三年来我经常在考虑一个问题：讳疾忌医究竟好不好？我的回答是：不好。但也有人不同意我的想法，他们认为：你有病不讲就没有人知道，你的体格本来很好，可以不医自愈，大病化为小病，小病化为无病。
这种人自己生了病怎么办？难道他们不找医生？不吃药？从前我很老实，现在我的脑子比较灵活些了，尽管有人说我倒退，写的文章“文法上不通顺”，可是我看人、看事却深了些，透了些，不大容易受骗了。
去年九月底我写过一篇谈小骗子的“随想”。当时小骗子已被逮捕，话剧正在上演，人们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那时还有人出来责备话剧同情骗子，替骗子开脱，认为这种作品助长青年犯罪行为、社会效果不好等等、等等。在他们看来，不让它上演，不许它发表，家丑就不会外扬。我没有看过戏，但是我读过剧本，我不仅同情小骗子，我也同情受骗的人。我认为应当受到谴责的是我们的社会风气。话剧虽然不成熟，有缺点，像“活报剧”，但是它鞭笞了不正之风，批判了特权思想，像一瓢凉水泼在大家发热发昏的头上，它的上演会起到好的作用。剧本的名字叫《假如我是真的……》，我对它的看法一直是这样，我从没有隐蔽过我的观点。在北京出席四次全国文代大会的时候我曾向领导同志提出要求：让这个戏演下去吧。开会期间这个戏演过好几场，有一次我在小轿车上同司机同志闲谈，他忽然说看过这个戏，他觉得戏不错，可以演下去。
关于小骗子的戏究竟演了多少场，我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后来在北京召开了有该戏原作者参加的讨论会，议论了戏的缺点。又听说剧作者另外写出了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的好戏。以后就不听见人谈起小骗子的事情。《假如我是真的……》也就让人完全忘记了，一直到小骗子再出来活动的时候。
今年九月二十三日上海《解放日报》第二版上刊出了这样一条消息：“又一骗子骗得某些领导团团转。”当然不是那个姓张的小骗子，姓张的已经给判了刑。这一个姓吴，冒充“市委领导同志的侄子”，又自称哈尔滨市旅游局的处长，“套购了大量高级香烟准备到外地贩卖”。事情败露、狐狸尾巴给抓住的时候，姓吴的小骗子还说：“当今社会上特权思想盛行，如果我不拿这些人做牌子，他们就不会卖给这么多高档香烟……”
小骗子给抓住了，但是他不一定会认输。我看他比我们聪明，我们始终纠缠在“家丑”、“面子”、“伤痕”等等之间的时候，他看到了本质的东西。不写，不演，并不能解决问题。
有人问我在骗子前面加一“小”字是不是有意缩小他们的罪行，替他们开脱。我说：决不是！骗子有大小之分，姓张、姓吴……他们只是一些小骗子。大骗子的确有，而且很多。那些造神召鬼、制造冤案、虚报产量，逼死人命等等等等的大骗子是不会长期逍遥法外的。大家都在等待罪人判刑的消息，我也不例外。
十月九日
赵丹同志（1）
昨天傍晚在家看电视节目，听见广播员报告新闻：本日凌晨赵丹逝世……
一个多月来不少的朋友对我谈起赵丹的事情。大家都关心他的病，眼看着一位大艺术家一步一步走向死亡，却不能把他拉住，也不能帮助他多给人民留下一点东西。一位朋友说，赵丹问医生，可以不可以让他拍好一部片子后死去。这些年他多么想拍一两部片子！但是癌症不留给他时间了。我想得到，快要闭上眼睛的时候，他多痛苦。
然而赵丹毕竟是赵丹，他并没有默默地死去。在他逝世前两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在病床上”写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最后有这样一句话：“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他讲得多么坦率，多么简单明了。这正是我所认识的赵丹，只有他才会讲这样的话：我就要离开人世，不怕任何的迫害了。因此他把多年来“管住自己不说”积压在心上的意见倾吐了出来。
我认识赵丹时间也不短，可以说相当熟，也可以说不熟。回想起来，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第一次同他见面，也说不出。“文革”期间没有人来找我外调他的事情。我们交往中也没有什么值得提说的事。但是他在我的脑子里留下很深的印象，有一些镜头我永远忘记不了。
三十年代我看过他主演的影片《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解放后的影片我喜欢《聂耳》和《林则徐》，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讨饭办学的武训，将近三十年过去了，老泪纵横的受尽侮辱的老乞丐的面影还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觉得他的演技到了家。影片出了问题，演员也受到连累。我没有参加那一次的运动，但赵丹当时的心情我是想象得到的。
在讨论《鲁迅传》电影剧本的时候，我也曾向人推荐赵丹扮演鲁迅先生，我知道他很想塑造先生的形象，而且他为此下了不少的工夫。有一个时期听说片子要开拍了，由他担任主角。我看见他留了胡髭又剃掉，剃了又留起来，最后就没有人再提影片的事。
十年浩劫其实不止十年，在一九六四年年尾举行的三届全国人代会的省市小组会上就有一些人受到批判，听说赵丹是其中之一，刚刚拍好的他主演的故事片《在烈火中永生》也不能公开放映。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一批影片的批判已经开始了。人心惶惶，大家求神拜佛、烧香许愿，只想保全自己。但是天空飘起乌云，耳边响起喊声，头上压着一块大石，我有一种预感：大祸临头了。
于是出现了所谓“文革”时期。在这期间赵丹比我先靠边，我在九月上旬给抄了家。我们不属于一个系统，不是给关在一个“牛棚”里。我很少有机会看见他。现在我只想起两件事情：
头一件，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我给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揪到江湾，住了将近一个月，住在学生宿舍六号楼，准备在二十六日开批斗会。会期前一两天，晚饭后我照例在门前散步，一个学生来找我闲聊。他说是姓李，没有参加我的专案组，态度友好。他最近参加了一次批斗赵丹的会，他同赵丹谈过话。赵丹毫不在乎，只是香烟抽得不少，而且抽坏烟，赵丹说，没有钱，只能抽劳动牌。大学生笑着说：“他究竟是赵丹啊。”
第二件，大约是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下旬，我和吴强给揪到上海杂技场参加批斗会。我们只是陪斗，主角可能是陈丕显和石西民。总之，挨斗的人不少，坐了满满一间小屋，当然都坐在冷冰冰的水泥地上。赵丹来了，坐在白杨旁边，我听见他问白杨住在什么地方。在旁边监视的电影系统的造反派马上厉声训斥：“你不老实，回去好好揍你一顿。”这句话今天还刺痛我的耳朵。十一年后赵丹在病床上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这是多么强烈的控诉！他能忘记那些拳打脚踢吗？他能忘记各式各样的侮辱吗？
后来在一九七七年九月中岛健藏先生一行来上海访问，我和赵丹一起接待他们，我们向久别的日本朋友介绍我们十年的经验，在座谈会上赵丹谈了他的牢狱生活，然后又谈起“四人帮”下台后他去江西的情况。他说：“由于我受到迫害，人们对待我更亲切、更热情。”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还有一次我听见他表露他的心情：“为了报答，我应当多拍几部好片子。”我很欣赏他这种精神状态。他乐观，充满着信心。我看见他总觉得他身上有一团火，有一股劲。我听说他要在《大河奔流》中扮演周总理，又听说他要拍《八一风暴》，还听说他要扮演闻一多，最后听说他要同日本演员合拍影片。我也替他宣传过，虽然这些愿望都不曾实现，但我始终相信他会做出新的成绩。
我没有料想到今年七月会在上海华东医院里遇见他。我在草地上散步，他在水池边看花。他变了。人憔悴了，火熄了，他说他吃不下东西。他刚在北京的医院里检查过，我听护士说癌症的诊断给排除了，还暗中盼他早日恢复健康。我说：“让他再拍一两部好片子吧。”我这句话自己也不知道是向谁说的。主管文艺部门的长官，领导文艺部门的长官是不会听见我的声音的。华东医院草地上的相遇，是我和赵丹最后一次的见面。我从北欧回来，就听说他病危了。
赵丹同志不会回到我们中间来了。我很想念他。最近我们常常惋惜地谈起我国人才的“外流”。这个优秀的表演艺术家这些年的遭遇可以帮助我们头脑清醒地考虑一些事情。“让你活下去”，并不解决人才的问题。我还是重复我去年十二月里讲过的话：
赵丹同志（2）
“请多一点关心他们吧，请多一点爱他们吧，不要挨到太迟了的时候。”
对赵丹同志来说，已经太迟了，他只能留下“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这样的遗言了。
十月十一日—十三日
没什么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