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的事业》。讲话并不长，特别是第二节留给我深刻的印象：讲得好！
关于人道主义，我也有我的经验。一九七九年五月我访问巴黎回来，在北京作家协会朋友们的一次小型宴会上，闲谈间，我说：“讲一点人道主义也有好处，至少不虐待俘虏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人无缘无故把人打死，只是为了‘打坏人’。现在知道打死了不少好人，可是已经晚了。”没有想到席上一位同志接口说：“资产阶级也不讲人道主义，他们虐待黑人。美国××影片上不是揭露了他们的那种暴行吗？”这虽然不是原话，但大意不会错。影片我没有看过，因此连名字也忘记了，只记得那个时候正在上演这部影片。
这位同志板起面孔这样一说，我不愿意得罪他，就不再谈人道主义了。但他的话并没有动摇我的看法。我已经听惯了这种“官腔”。我知道在“文革”时期什么事都得跟资产阶级“对着干”。资产阶级曾经用“人道主义”反对宗教、封建的统治，用“人权”反对神权和王权，那么是不是我们也要反其道而行之，用兽道主义来反对人道主义呢？不！当然不会！在十载“文革”中我看够了兽性的大发作，我不能不经常思考造反派怎样成为“吃人”的“虎狼”。我身受其害，有权控诉，也有权探索，因为“文革”留下的后遗症今天还在蚕蚀我的生命。我要看清人兽转化的道路，不过是怕见这种超级大马戏的重演，换句话说，我不愿意再进“牛棚”。我一定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即使口里不说，心里也不会不想，有时半夜从噩梦中惊醒，眼前也会出现人吃人的可怕场面，使我不得不苦苦思索。
我终于从那位同志的话中找到一线亮光：问题大概就在于人道主义吧。为什么有的人那样害怕人道主义？……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情。一九六六年我作为审查对象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厨房里劳动，一个从外面来的初中学生拿一根鞭子抽打我，要我把他带到我家里去。我知道要是我听他的话，全家就会大祸临头。他鞭打，我不能反抗（不准反抗！），只有拼命奔逃。他并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只听人说我是“坏人”，就不把我当人看待。他追我逃，进进出出，的确是一场绝望的挣扎！我当时非常狼狈，只是盼望那个孩子对我讲点人道主义。幸而在这紧急关头作协分会的造反派出现了。他们来拉我到大厅去，那里有不少外地串连来的学生等待“牛鬼们”去“自报罪行”。那位拿鞭子的中学生只好另找别的“坏人”去了。我还记得他恶狠狠地对造反派说：“对这些坏人就是不能讲人道！”
像这样的事我还遇见不少次，像这类的话我也听见不少次。因此在十年“浩劫”中我就保留着这样一个印象：只有拿鞭子的人才有权谈人道主义，对挨鞭子的人是“不能讲人道主义”的。我常常暗暗地问自己：那么对我们这些挨鞭子的人就只能讲兽道主义吗？我很想知道这兽道主义是从哪里来的。……
前些时候全国出现了一股“人道主义热”，我抱病跟着大家学习了一阵子，不过我是自学，而且怀着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去学。我的问题始终是：那些单纯的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和所谓的“革命左派”怎么一下子会变成嗜血的“虎狼”？那股热很快就过去了，可是答案还不知在什么地方。即使有人引经据典也涂抹不掉我耳闻目睹的事实。杨沫同志在日记里记录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①，明明发生在我们伟大的民族中间，我虽然年迈体弱，记忆力衰退，可是我至今没有忘记那些在“浩劫”中被残害致死的友人的音容笑貌。那些杰出作家的名字将永远活在读者的心中：老舍，赵树理，杨朔，叶以群，海默……和别的许许多多。他们本来还可以为我国人民继续创造精神财富，但是都给不明不白地赶上了死路。多么大的损失！这是因为什么？
究竟是因为什么？……
在邓朴方同志的讲话中我找到了回答：
我们一些同志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往往不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上，而是站在封建主义的立场上去批判的。即使口头不这样说，实际上也是受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文化大革命”搞的就是以“大民主”为先导的封建关系，是宗教狂热。大量的非人道的残酷行为就是在那时产生的……
他讲得非常明白，产生大量非人道的残酷行为的是什么？就是披着“左”的外衣的宗教狂热。那么人兽转化的道路也就是披上“革命”外衣的封建主义的道路了。所以时机一到，一声号令，一霎时满街都是“虎狼”，哪里还有人敢讲人道主义？哪里还肯让人讲人道主义？
人兽转化的道路必须堵死！十年“文革”的血腥的回忆也应该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紧箍咒（1）
老友林放读了《我的噩梦》① 以后，也写了一篇杂感《“文革”还在揪人》。文章发表在《新民晚报》上。老友是出色的杂文家，文章短，含意深，他不像我那样爱说空话。他常常对准目标，弹无虚发。听说他去年发表过杂文，提醒大家不要让“四人帮”余党漏网，居然有人打电话恐吓他，可见他的文笔的锋利。事后我遇见他，对他谈起这件事，他只是微微一笑。我在这里用了“遇见”二字，其实并不恰当，那天上午是他来看我，当时我们两人都住在华东医院，他住南楼我住北楼，病人来往比较方便，他上午到我的病房来，不会有人干涉他。
他现在不那么健谈了。前几年我同他一起在北京开会，他总是有说有笑、无话不谈。可能是他也老了，虽然他比我还小几岁。不过一谈到写杂文，我就看出他心里还有一股火。他即使讲话不多，但拿起笔来，仍未失去当年的勇气。对于不合理的现象，对于不应当发生的事情，他还是有自己的看法，虽然三年前他写信给我说：“今后谁能保证自己不再写这类文章？（指发“违心之论”）……我不敢开支票。”
我了解他，我知道他为了写杂文吃过不少苦头。他和我同样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川省选出的代表，第一届一共开过五次大会，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的相邻的房间里。他平日爱喝点白酒，见到熟人总是谈笑风生。他参加第二届人大可能是在上海代表组，那么我们就不住在同一层楼了。这些事我已经记不清楚，我看即使记错了，也无大关系，我要在这里提说的只是一九五七年的那次大会。时间大概是六月，我们都住在前门饭店，我住在他的斜对面，都是两人住一个房间，和他同住的是一位教育界的“民主人士”，四川大学的教授或校长，都是“知识分子”。
在这一届的会上开始了对所谓“右派”的批判，不仅在我们的大会小会上，在会场以外，在各个单位，在整个社会中都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反右”运动。这情况是我们完全没有料想到的，前一段时期，到处都在举行座谈会，邀请大家“大鸣大放”，我们都分别出席了有关的会，发表了意见，各人都写了文章。我到了北京，就感觉到风向改变，严冬逼近，坐卧不安，不知怎样才好。没有想到，我刚在前门饭店住下，上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的一位女记者就来找我，要我写一篇“反击右派”的短文。我当然一口答应，我正需要用这种表态文章来保护自己。她催得急，说是要用电报把文稿发到上海去。反正文章不长，可以摘抄大报上的言论，我当天就写成了，记者拿去，第二天见报，我的心也安定了些。我还记得短文的题目是《中国人民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多年的心愿，但文章里的句子则全是别人常用的空话。我当时还不知道“反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是我看见来势凶猛，熟人一个个落网，一个个给点名示众；更奇怪的是那位来找我写“反右”文章的女记者，不久就给揪出来，作为“右派”受到了批判。
在会议期间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我一方面感谢“领导”终于没有把我列为右派，让我参加各种“反右”活动，另一方面又觉得左右的界限并不分明，有些人成为反右对象实在冤枉，特别是几个平日跟我往来较多的朋友，他们的见解并不比我更“右”，可是在批判会上我不敢出来替他们说一句公道话，而且时时担心怕让人当场揪出来。在北京我们在小组会上批判过本组的“右派”，回到上海我也主持过作协分会对“右派分子”的批判会。我从小不善于言辞，常常因此感到遗憾，但是今天回忆一九五七年的往事，我倒庆幸自己缺乏口才不能慷慨激昂地大发违心之论。没有人找我谈过话，或者要我如何表态，虽然一直胆战心惊，我总算平稳地度过了一九五七年。私下同爱人萧珊谈起来，我还带苦笑地说自己是一员“福将”。其实我的麻烦还在后头。
杂文家当时的处境似乎更差一些。那几天他脸上不见笑容，我也替他担心，却又不便问他有什么情况。在北京我看不到上海的晚报，但是过两天我就听见了他的笑声。原来他得到暗示写了一篇自我检讨的文章，连夜打长途电话到上海，在晚报上发表了。检讨得到谅解，态度受到表扬，他也就放了心：过了关了。
今天我们的想法不会是当时那样的吧。过去有一个时期谈起“反右”他就流露出感激之情，我也一样。现在再回头去看二十七年前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多么可笑又可悲。我看得清清楚楚，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我就给戴上了“紧箍儿”。他也一样。我所认识的那些“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从此我们就一直战战兢兢地过着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念起“紧箍咒”来叫我们痛得打滚，但我确实相信念咒语的人不会白白放过我们。
这以后我就有了一种恐惧，总疑心知识是罪恶，因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不光彩的名称了。我的思想感情越来越复杂，有时候我甚至无法了解自己。我越来越小心谨慎，人变得更加内向，不愿意让别人看到真心。我下定决心用个人崇拜来消除一切的杂念，这样的一座塔就是建筑在恐惧、疑惑与自我保护上面，我有时清夜自思，会轻视自己的愚蠢无知，不能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哪里有什么“知识”？有时受到批判、遇到挫折，又埋怨自我改造成绩不大。总之，我给压在个人崇拜的宝塔底下一直喘不过气来。
紧箍咒（2）
“文革”前的十年我就是这样度过的。一个愿意改造自己的“知识分子”整天提心吊胆，没有主见，听从别人指点，一步一步穿过泥泞的道路，走向一盏远方红灯，走一步，摔一步，滚了一身泥，好不容易爬起来，筋疲力尽，继续向前，又觉得自己还是在原地起步。不管我如何虔诚地修行，始终摆脱不了头上的“紧箍儿”。十年中间我就这样地走着，爬着，走着，爬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给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成为审查对象。
但我也不是一开始就给关进“牛棚”的。杂文家可能比我先走一步。我还在北京、汉口、上海三地相继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以副团长身份大宴宾客的时候，不少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