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也不是一开始就给关进“牛棚”的。杂文家可能比我先走一步。我还在北京、汉口、上海三地相继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以副团长身份大宴宾客的时候，不少熟人都失去了自由、挨斗受辱，而且因为报上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一下子大家都变成了“牛鬼”。我和杂文家失去了联系，即使住在同一个城市，我也无法知道他的真实情况。会议结束，送走全部外宾，我也做了“阶下囚”。
十年“牛鬼”的生活开始了。我不再有恐惧，因为我已经给揪了出来，抄了家，失去自由，不可能再有任何“侥幸”心理。我被称为“黑老K”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认识到自己罪孽深重、不可救药。但我又不愿灭亡，在那两三年中我甘心受辱，争取吃苦，有时甚至以为受苦可以使人净化，表现好可以得到从宽处理。在这一段时期我跟所有的朋友断绝了关系，只有从各地来“外调”的造反派的凶恶的审讯中猜到一点情况，我不得不把朋友们忘得干干净净，我真正被孤立起来了。即使在大街上遇见熟人，谁也不敢跟我打招呼。
我知道杂文家在上海，现在他的处境比我的好多了，我为此感到高兴，熟人中间有一个人得救，总比全体灭亡好。我去过干校，在那里住了两年半，日常的课程不过是劳动、学习和批斗。以后又回到机关，批斗总算结束了。最初是一个人自学，然后参加“革命群众”的学习，以后给分配到别的单位，始终戴着无形的帽子，即所谓“敌我矛盾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是另一种“紧箍咒”，我想大概就是踏上一脚叫我永世不得翻身吧。到了出版单位，除了每周两次政治学习外，有时还参加大会听报告，这样我就有机会见到杂文家了。他已经解放，参加了工作，在另一个出版社。有一天我去开会，他在会场里看见我，过来打个招呼，要我散会后同他一道出去。我们，还有一位朋友，三个人步行到红房子，吃了一顿饭。我们交谈起来，还是很亲切，只是不常发出笑声。我当然忘记不了头上那顶无形帽，他呢，虽然当了第四届全国人大的代表，但过去的“紧箍咒”不会轻易地放过他。不过在这种时候主动地请我在饭馆里吃饭，也需要大的勇气。他的脾气没有大改变，只是收敛了些。在他身上我找到了旧日的友情。经过两次大火还不曾给烧成灰烬的友情。即使在那样的环境里，我们也还提起两个我们共同的好友的名字，金仲华和陈同生，都是在“文革”初期死去的，一个上吊自杀，另一个据说死在煤气灶上。他们为什么死去，我至今还不明白，可是我们一直怀念他们。
十年中间我们见面交谈大概就只有这一次。还有一次，也是在会场里，他坐在台上发言，拿着稿子在念，讲的就是一九五七年经人指点检讨“脱险”的经过，还是他以前讲过的那些内容，还是那种充满感激的腔调。当时“四人帮”刚刚下台，我仍然戴着那顶无形帽子，不过连我自己也看得出来那些横行了十年的歪理就要破产。有些关心我的亲友替我着急，劝我到处写信，想法早日摘下帽子，我觉得一动不如一静，仍然安心等待。又过了两三个月，我那三间给上锁又加封、关了整整十年的书房和寝室终于打开了。再过一些时候，《文汇报》的文艺编辑来找我写文章。编辑同志是我的熟人，他一再要求，我只好交给他我的《一封信》，就这样地结束了我十年的沉默。
我和杂文家又在一起出席全国人大，参加各种大小会议了，一直到一天晚上我在家中摔断左腿的时候。……
这以后我的情况大都记录在《病中集》里了。他呢，除了他生病住过两三次医院外，我经常在新闻报道上读到他的名字，在荧光屏上看到他的面容，他还是各种会议主席台上少不了的人物，也常常给请出来发言表态。一切照常。他的晚报给造反派砸烂以后过了十多年也复刊了。于是我又读到了他那些匕首似的杂文。可能因为他身体不好，文章写得少些，也可能我读晚报的机会不多，读不到他的杂文，好像跟他渐渐地疏远了。我总觉得把时间耗费在主席台上太可惜了，我很想找他谈谈，劝他多写文章，劝他多讲心里的话。
就在这个时候朋友把《“文革”还在揪人》这篇杂文给我寄来了，我的高兴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原来杂文家还在继续使用他的武器。即使坐在主席台上他也并未闭目养神，他还睁着双眼注视四周的大小事情。
我读他的文章，他引用我的词句，我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十年“文革”的积累——“人吃人”的噩梦。我们两人都感觉到“‘文革’还在揪人”，这决不是开玩笑。前年十月底我第二次住进医院的时候，噩梦就做得最多，而且最可怕。我当时的确害怕这些梦景会成为现实，所以我主张多写这些噩梦，不但要写泪，而且要写血，因为那些年我们流的血、淌的泪实在太多了。我一再劝人不要忘记“文革”的教训，惟一的原因就是担心“造反派”卷土重来。
紧箍咒（3）
杂文家关心知识分子的遭遇，因为知识分子政策长期不能落实而感到苦恼。落实政策已经宣传了好几年了，为什么还这样困难？他说得好：“‘文革’这个母大虫好像已是死老虎了，但是死而未僵，它还在揪住一些人不放。”有人想，死了总会僵的，就耐心等一等吧。有人想，上面吩咐了，下面总得照办，就再呼吁一下吧。为什么没有人出来干脆地砍掉未僵死虎的爪子呢？为什么没有人想到死而未僵的幽灵会复活呢？我总觉得什么地方有一双猛兽的眼睛在草丛中偷偷地望着我们；什么地方有一个响亮的声音在说：“人啊，你们要警惕！”
关于知识分子我不想讲什么，我只想问问杂文家：我们头上还有没有“紧箍儿”？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求别人做这做那，等待别人做这做那呢？想想我们自己这二三十年的亲身经历吧。“紧箍咒”不就是对我们的迷信的惩罚？想起《西游记》里唐僧对孙悟空讲的那句话，我就恍然大悟了。唐僧说：“当时只为你难管，故以此法制之。”
我多年苦心修建的宝塔已经倒掉，我举手摸头，果然头上什么也没有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创作自由（1）
今天收到一位朋友从纽约寄来的信，信上有这样一段话：“这次北京‘作协’大会，海外反应很强烈，虽然大家说话有些不好听，但几乎都感到兴奋与欣慰。我们只盼望能真正地实行下去。您那颗一直年轻的心，也许能分外地理解我们。”她是《美洲华侨日报》副刊的编辑，还附寄了两期副刊的剪报。副刊的大标题是：《海外的回响，对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观感》，执笔的有二十四位海外作家。
这次大会的确是一次盛会，我虽然因病没有能出席，只是托人在会上念了我的开幕词，但是会后常有人来找我谈开会的情况，我还读过大会的一部分文件和简报。我对这次大会怀有大的期望，我有一个想法：这次大会一定和以前的任何一次会议不同。根据什么作出这样的判断，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大会结束了。反应的确很强烈，我指的并不是“海外”，是国内，反应来自跟这次大会有切身关系的全国作家。反应强烈，说明这次大会开得不寻常；会后听说在这里好些单位都主动地请人传达，可见这次大会受到普遍的注意。对于大会可能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大家都欢迎它。当然也有例外，有人不满意这样的会，不过即使有，为数也极少，这些人只好躲在角落里发出一些噪音。
大会开幕后新华社记者从北京来电话要我发表意见，我正在病中，没有能讲什么，只说：“会开得好。我同意王蒙那句话：‘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真的到来了’。”今天我读了海外华人作家对大会的“观感”，意外地发现他们的想法和我的相差并不远，他们的话我听起来并非“不好听”，而是很入耳。这里不存在理解不理解的问题。说实话我的心已经很不年轻了，但是我和他们同样地热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同样地热爱我们善良的中国人民，所以我们走到一起了。我随便举一个例子。一位海外同行说这次大会“最值得注意的有两件事：第一是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给作家以创作自由的保证；第二件是刘宾雁、王蒙等革新派作家的高票当选。”第一件事在所有海外同行的观感中都曾经谈到，或深或浅，或明或暗，大家一致认为“创作自由”是创作繁荣不可少的条件。第二件事提到的人不多，不过刘宾雁、王蒙的作品在海外受到普遍的重视，有人甚至认为他们的当选是“革新派的凯歌”。这样的意见有什么“不好听”呢？我们自己不是也有类似的意见吗？
最近我还在家养病。晚上，咳得厉害，在硬板床上不停地向左右两面翻身，总觉得不舒服，有时睡了一个多小时，又会在梦中被自己的叫声惊醒。睡不着我就东想西想。我常常想起刚刚开过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于是对大会我也有了自己的“观感”了。可是很奇怪，我想到的恰恰也就是那两样事情：祝词和选举。这是大会的两大“收获”，也是两大“突破”。代表们出席大会，并不是“为开会而开会”，而是为了解决繁荣创作的问题。作家们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对他们“创作自由”和“艺术民主”不再是空话了。不用说党中央对“创作自由”的保证受到热烈的欢迎，这是对作家们很大的鼓舞。说到选举，有人说，这次不是照别人的意思画圈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挑选“领导人”。
这两件事都只是一个开端。但是一开了头就会有人接着朝前走。走了第一步就容易走第二步。有人带了头，跟上来的人不会少。有了路，走的人会更多。全国的眼睛都在注视这次大会上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在想：你们走出了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跟着走上去？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主张挑选人，哪怕只有一个两个，也总算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也可以用打叉叉代替画圈圈，表示自己的意见。既然好不容易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谁还肯退回原地或者更往后退？！
关于选举，我不想多说了。只要大家不讲空话，在创作实践中踏着坚定的步子，即使走得再慢，也不会陷在泥坑里拔不起脚。从“创作自由”起步，会走到百花盛开的园林。“创作自由”不是空洞的口号，只有在创作实践中人们才懂得什么是“创作自由”。也只有出现更多、更好的作品，才能说明什么是“创作自由”。我还记得一个故事，十九世纪著名的俄罗斯诗人涅克拉索夫临死前在病床上诉苦，说他开始发表作品就让检查官任意删削，现在他躺在床上快要死了，他的诗文仍然遭受刀斧，他很不甘心……原话我记不清楚了，但《俄罗斯女人》的作者抱怨没有“创作自由”这事实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在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是没有自由的，更不用说“创作自由”了。但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至今还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高峰。包括涅克拉索夫在内的许许多多光辉的名字都是从荆棘丛中、羊肠小道升上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