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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老离开商务后到开明书店编《中学生》月刊，我原是这杂志的撰稿人，也继续为它写稿。但我很少有机会见到叶圣老。我不和索非住在一起的那一段时期中，先在我舅父家住了将近一年，以后又去南北一些地方旅行，我不是为了游山玩水，只是去寻求友谊。我认识了不少的朋友，为这些朋友我写了更多的文章。直接向我组稿的人多起来了。我无法隐姓埋名，只好用文章应酬朋友，于是我成了所谓“多产”的作家，在各种各样的刊物上都出现了我的名字。我在一篇题作《灵魂的呼号》的序文中诉苦说：“拿文章来应酬，到后来就是拿名字来应酬，自己糟蹋文章，糟蹋名字，到后来就是文章和名字被人糟蹋……”不过我又说：“我的文章是写给多数人读的。我永远说自己想说的话。……”记得就是在这个时期叶圣老和调孚兄托索非带口信来，劝我慎重发表文章，我没有认真考虑他们的意见，可是我感谢他们的关心。特别是对叶圣老，我渐渐地领会到他把我送进文坛后，虽然很少跟我接触，很少同我交谈，却一直在暗中注视着我。
我常常这样想，也仿佛常常看见那张正直、善良的脸上的笑容，他不是在责备我，他是在鼓励我。即使失去了信心，我也会恢复勇气，在正路上继续前进。我指的不仅是写作的道路，还有做人的道路。这样的朋友我不止有一位，但叶圣老还是我的老师。这样的老师我也有不止一位，而叶圣老还是我的头一本小说的责任编辑。我还说过他是我的一生的责任编辑，我的意思是——写作和做人都包括在内。当然我的一切应当由我自己负责，但是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每向前走一步，总要想到我那些朋友，我那些老师，特别是我的“责任编辑”，那就是叶圣老，因为他们关心我，我不愿使他们失望，我不能辜负他们对我的信任，我今天还是这样想，还是这样做，还是这样地回忆那些忘不了的往事。
现在简单地讲三件事情。
第一件：一九四九年初北平解放，叶圣老他们从香港到了北方，当时那边有人传说我去了台湾，他很着急，写信向黄裳打听，黄裳让我看了他的来信。几个月后我去北平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我紧紧握着他的手，我们谈得很高兴。
第二件：“文革”期间叶圣老得到解放之后，到上海来要求见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他仍然为我的安全担心。据说徐景贤说我是“反革命”不给见，好像丰子恺先生也不能出来，他就只见到周予同教授，但已经双目失明，瘫痪在床，给折磨成那个样子！旁边还有人监视；即使是老朋友见面又能谈些什么呢？看到一位进步知识分子如此可悲的下场，看到一位老友含冤受屈的惨痛遭遇，而自己毫无办法，他的心情我很了解，他后来不曾对我讲过什么，他把一切都咽在肚里了。但是他在上海知道了一个事实：他要看望的人还活着。听说那次和他同来的人中还有胡愈之同志。
第三件：“四人帮”下台了。长期给关在活葬墓中的我终于看到了一线光明，一线希望。我叫起来，我想用我的声音撞破四周的岑寂。于是从朋友们那里来了鼓励，来了安慰；从四面八方伸过来援助的手。愈之寄信说：“今天从《文汇报》读到你的一封信，喜跃欲狂。尽管受到‘四人帮’十多年的迫害，从你的文字看来，你还是那样的清新刚健，你老友感到无比的快慰。先写这封信表示衷诚的祝贺。中国人民重新得到一次大解放。你也解放了！这不该祝贺吗？”叶圣老不但几次来信，而且还写了一首诗赠给我，他这样说：“诵君文，莫计篇，交不浅，五十年。平时未必常晤叙，十载契阔心怅然。今春《文汇》刊书翰，识与不识众口传。挥洒雄健犹往昔，蜂虿于君何有焉。杜云古稀今曰壮，伫看新作涌如泉。”
我的责任编辑（2）
我似乎又回到了五十年前了。这样的友情！这样的信任！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应当高兴：我有这样的朋友，这样的老师，这样的责任编辑！愈之也是我的责任编辑，一九三一年他几次到闸北宝山路我的住处来约稿，除了中篇小说《雾》以外，他还要我在第二年的《东方杂志》上发表连载文章。我只写好一篇《杨嫂》，“一·二八”事变就使我改变了写作计划。愈之的确是我的老友，世界语运动把我们连在一起，一直到他的最后，一直到今天，因为他还活在我的心中。可惜我没有能把他寄到成都的信，六十几年前的那封信保存下来！这些年我和他接触不多，不过在我患病摔伤之前，我们常有机会见面。他对世界语的热情和对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使我感到惭愧。作为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他离开这个世界，不会有什么遗憾。我虽然失去一位长期关心我的老师和诤友，但是他的形象、他的声音永远在我的眼前，在我的耳边：不要名利，多做事情；不讲空话，要干实事。这是他给我照亮的路，这也是我生活的道路。不管是用纸笔，或者用行为，不管是写作或者生活，我走的是同样一条道路。路上有风有雨，有泥有石，黑夜来临，又得点灯照路。有时脚步乏力还要求人拉我一把。出书，我需要责任编辑；生活，我也同样需要责任编辑。有了他们，我可以放心前进，不怕失脚摔倒。
愈之走了。叶老还健在，我去年上北京，他正住院，我去医院探望，闲谈间他笑得那样高兴。今天我仿佛还听见他的笑声。分别十几个月，我写字困难，心想他写字也一定困难，就不曾去信问候他。但是我对他的思念并未中断，我祝愿他健康长寿，也相信他一定健康长寿。
五月十五日
样板戏（1）
好些年不听“样板戏”，我好像也忘了它们。可是春节期间意外地听见人清唱“样板戏”，不止是一段两段，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我接连做了几天的噩梦，这种梦在某一个时期我非常熟悉，它同“样板戏”似乎有密切的关系。对我来说这两者是连在一起的。我怕噩梦，因此我也怕“样板戏”。现在我才知道“样板戏”在我的心上烙下的火印是抹不掉的。从烙印上产生了一个一个的噩梦。
我还记得过去学习“样板戏”的情景。请不要发笑，我不是说我学过唱“样板戏”，那不可能！我没有唱任何角色的嗓子。我是把“样板戏”当做正式的革命文件来学习的，而且不是我自己要学，是“造反派”指定、安排我们学习的。在那些日子里全国各省市报刊都在同一天用整版整版的篇幅刊登“样板戏”。他们这样全文发表一部“样板戏”，我们就得至少学习一次。“革命群众”怎样学习“样板戏”我不清楚，我只记得我们被称为“牛鬼”的人的学习，也无非是拿着当天报纸发言，先把“戏”大捧一通，又把大抓“样板戏”的“旗手”大捧一通，然后把自己大骂一通，还得表示下定决心改造自己，重新做人，最后是主持学习的革命左派把我痛骂一通。今天在我眼前，在我脑中仍然十分鲜明的便是一九六九年深秋的那一次学习。那次，下乡参加“三秋”劳动，本来说是任务完成回城市，谁知林彪就在那时发布了他的“一号命令”，我们只好留在农村。其实不仅我们，当时连“革命群众”也没有居住自由的“人权”，他们有的就是那几本“样板戏”，虽然经过“革命旗手”大抓特抓，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尽量拔高，到“四人帮”下台的时候也不过留下八本“三突出”创作方法的结晶。它们的确为“四人帮”登上宝座制造过舆论，而且是大造特造，很有成效，因此也不得不跟着“四人帮”一起下了台。那一次我们学习的戏是《智取威虎山》，由一位左派诗人主持学习，参加学习的“牛鬼”并不多，因为有一部分已经返家取衣物，他们明天回到乡下，我们第二批“休假”的就搭他们回来的卡车去上海。离家一个多月了，我没有长期留在农村的思想准备，很想念家，即使回去两三天，也感到莫大的幸福。就在动身的前一天还给逼着去骂自己，去歌颂“革命旗手”，去歌颂用“三突出”手法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本来以为我只要编造几句便可以应付过去，谁知偏偏遇着那位青年诗人，他揪住我不放，一定要我承认自己坚决“反党、反社会主义”。过去有一段时间我被分配到他的班组学习，我受到他的辱骂，这不是第一次，看到他的表情，听见他的声音，我今天还感到恶心。他那天得意地对我狞笑，仿佛自己就是“盖世英雄”杨子荣。我埋着头不看他，心里想：什么英雄！明明是给“四人帮”鸣锣开道的大骗子，可是口头上照常吹捧“样板戏”和制造它的“革命旗手”。
我讲话向来有点结结巴巴，现在净讲些歌功颂德的违心之论，反而使我显得从容自然，好像人摆地摊倾销廉价货物一样，毫无顾忌地高声叫卖，我一点也不感觉惭愧，只想早点把货销光回房休息，但愿不要发生事故得罪诗人，我明天才可以顺利返家。虽然挨了诗人不少的训斥，我终于平安地过了这一天的学习关。只有回到我们的房间里，在一根长板凳上坐下来疲乏地吐了一口气之后，我才觉得心上隐隐发痛，痛得不太厉害，可是时时在痛，而且我还把痛带回上海，让它破坏了我同萧珊短暂相聚的幸福。“样板戏”的权威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我的梦里那些“三突出”的英雄常常带着狞笑用两只大手掐我的咽喉，我拼命挣扎，大声叫喊，有一次在干校我从床上滚下来撞伤额角，有一次在家中我挥手打碎了床前的小台灯，我经常给吓得在梦中惨叫，造反派说我“心中有鬼”，这倒是真话。但是我不敢当面承认，鬼就是那些以杨子荣自命的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