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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明轻轻一笑：“你不说我也知道。其实，有人当面就对我这么说过，有时我也很气愤，可更多的是无奈，最后也就习惯了。什么叫反动，反人民才是反动，可我始终关心着那些受苦的人民群众，怎么成了反动，而他们……你说那位厅长夫人都干啥，一天就是扯家长里短，拨弄是非，挣着高工资，她反倒代表革命了。真叫人哭笑不得。不过，我早相通了，这不是人民的评价。你虽然为人民说话，可他们却无法为你说话，就象乌岭这些打工者似的，我们为他们而来，他们知道吗？他们会为你说话吗？即使他们想说话，通过什么渠道让别人听到呢？又有谁能认真听呢……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的悲剧，人民虽然多，却不能形成一种力量来表达自己的意志，使真正为他们着想的人陷入孤立……咳，不管怎么说，时代不同了，现在不整人了，我非常清楚，要是过去，有我这种想法再把它说出来，下场将很惨很惨。在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都是这种下场啊！”忽然改变了语调：“行了，志诚，竟听我的了，这些话，有的我跟肖云流露过，可从没跟其他人这么谈过，是不是太偏激了，你一定烦了吧！”
“不，不，”志诚急忙说：“我很愿意听，真的很愿意听，非常愿意听。只是……”想了想，试探着说：“我有点替你担心，你有这种思想，又是个记者，搞不好恐怕会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
张大明轻轻笑了一声：“你说得对，确实有一点。不过，我已经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要不是置身于这样的绝境中，我是不会说起这些的。其实，我有时也很奇怪自己：你为什么总想这些呢？不管怎么说，你是省报记者，你不是社会底层那些受苦受难的人，那些黑恶势力也欺负不到你头上，你为什么要这么想呢，为什么要写那种给你带来麻烦的文章呢？其实，凭我的文笔，挣钱当官都不是难事。给一些刊物写记实稿，稿费很高，有的撰稿人每年挣几十万，要不就给哪个私营企业写宣传性稿件，报酬也不低。要想当官，就到大机关去当秘书，干几年就提起来了，往大了不敢说，要是在省直机关当秘书，几年后下去当个县委书记、县长还不是什么难事。可我为什么偏要这样做呢？我也思考过，大约和经历有关，我小时候在农村，受过苦……可李子根和我同村哪，也受过苦哇，他怎么变成那样了？要不，就是受教育的结果，或者看书思考的结果，或者人天生就是不同的……想来想去，我也想不通怎么回事。不过，有一点我是自信的，我知道自己热爱这个国家，我热爱我们的人民，我发自心底地希望我们的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我反对的只是那些黑暗腐败现象，所以我不反动，反动的是那些腐败分子。”
张大明的话勾起志诚很多同感。对了，原来队里的老张外号不就是“反动警察”吗？他是怎么落下这个绰号的，不就是爱发牢骚吗，不就是对那些干扰执法办案现象不满吗？后来因为一起案子得罪人狠了，上边有人说了，‘这样的人不适合做刑警’，就调走了……警察本身就是执法，法律的生命是公正，可执行公正使命的警察本身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人们还能相信什么呢？自当警察以来，没少接受各种教育，一些领导动不动就训话，批评基层警察法治观念不强，不能秉公执法。其实，到底是谁不秉公执法啊？我们基层警察能有多大的权力呀，更多的时候还不是有人不让我们秉公执法。我们千辛万苦破了案，抓个罪犯，可哪位领导一句话，就得乖乖放人，不知内情的群众往往还将其归罪于警察，让我们里外不是人。
志诚心里这么想，却没有说出来。他知道自己嘴讷，怕表达不清显得浅薄，让张大明笑话。张大明却又用微弱的声音开口了：
“其实，现在有些法规制定得也有问题。就说矿难事故造成伤亡的赔偿吧，一般参照交通事故执行。而规定中就将受害人分成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种。城里人赔的就多些，农村人赔的就少些。依据是农村人收入低，城里人收入高，可是，难道农村人就注定一辈子生活在农村，城里人就注定一辈子生活在城里吗？收入低的人就永远收入低吗？同样，收入高就能保证永远收入高吗？对了，肖云你说过，一个人在矿山出事故死了或者被交通肇事撞死了，就是全部按规定赔偿，顶多也就四五万元，最多五万元，就象那个张林祥家似的，他们还很满意。可是，一个人的生命就值五万元吗？五万元就可以抵上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吗？我们是人，不是商品，不是动物，不是猪狗……”
张大明激动起来，声音也大起来。这也引起志诚的共鸣。他想了想，既是对自己解释，也是对张大明询问地说：“也许，这是考虑到责任人的赔偿能力，我们国家还不发达，多数人收入还有限，如果规定得过高，他们负担不起……”
“不，”张大明用坚决的语调打断说：“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第一，这种说法考虑责任人的利益，忽略了受害人的利益。而法律是应该向弱者倾斜的，这个解释违背了这一精神。第二，事实上，很多责任人在经济上都很富有。譬如说交通肇事吧，养得起车的能是穷人吗？或者是单位，或者是有钱人。就算我们这个欠发达省份吧，一般市县里，有几十万上百万元的也不希罕吧。就算他有几十万，撞死一个人赔偿个几万，对他来说算什么呢？如果两个人有仇，完全可以假借交通肇事撞死对方，然后赔几万了事。象李子根这样的，家财以亿计算，赔偿几个人算什么呢？我想，他可能是情急之下才这么对付我们的，否则，完全可以制造一起交通事故把我们干掉，到时，顶多也就赔上几万几十万，这对他算什么呢？所以我说，这条法规有重大缺欠。说得严重一点，根本不是以人为本，也没有考虑受害者的利益。”
3
张大明愤愤地住口了。志诚好一会儿没说话，他是警察，习惯了政治纪律约束，总觉得写到纸上、已经制定颁布的法规条文是神圣的，不容怀疑的，现在听他这么一说才知道，有时，它们也不那么合理。一时之间，心被搞得乱糟糟的。张大明说得真对，有思想不如没思想，有思想就带来痛苦。现在就这样，听他这么一说，心情非常不好，觉得发堵，难道，一切真的这样吗？不一定吧……他挣扎着试图反驳他，说：“这……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可是，有些现象终究是少数，象乌岭煤矿发生的事，终究是少数，是个别的。”
“对，我承认它是少数，是个别的。”张大明沉默片刻低低地说：“我们国家从总体上说是好的，特别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也是史无前例的。可是，少数又怎么了？我就反对这种多数少数的说法，好象只要多数人生活得好，少数人受点虐待也应该似的。不，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对所有人都是公正的。要知道，少数和多数是转化的，你今天是多数，到明天可能就变成少数。如果我们对少数人不公正，实际上也是对所有人的不公正。今天他是少数，明天你可能也成为少数。谁能保证自己永远处于多数中呢？谁能保证自己的儿女、晚人后辈不是少数，不当煤矿工人呢？你再看看，这些少数又是哪些人？是的，他们自身可能素质不高，存在这样那样的弱点，也应该教育提高，煤矿也应该按市场规律运作，按劳分配。可是，正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从黑暗的地下为我们奉献光明，我们怎么能容忍这样对待他们？对他们的不公正也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不公正。如果面对这一切心安理得，那还是人吗？！”
张大明的声音中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悲愤，声音更大了，甚至有点怒吼的意思了，衰弱的感觉一点也听不出来了。他说完马上意识到了，急忙放低声间歉意地说：“对不起，我失态了。”可停了停又低低地说起来：“这些话，郁积在我心里多时了，平时并没有讲过。现在遇到这种事，再加上你的调动，就有点控制不住了。对了，你刚才的话又使我产生了联想。大概，有些掌权者从来不象我们这么想，从来也没想过自己或者晚人后代会成为矿工。他们就是想用手中的权力保证自己辈辈当官做老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所以，才不愿意改变现状！”停了停：“如果能活着出去，我一定要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即使不能发表也要写，寄给党中央国务院，或者发在互联网上！”
肖云突然冒出一句：“也别想得那么容易，互联网也有人管着，你要发表这样的文章恐怕也会带来麻烦！”
“我要怕麻烦就不写了。”张大明冷笑一声激昂起来：“不管怎么说，只要能活着出去，我一定以这次经历为素材，写几篇有份量的文章，一定要让高层领导知道这些事，并提出一些建议，同时，还要让社会上更多的人知道。黑暗和腐败必须揭露，只有揭露他们，把他们暴露在阳光之下，他们才会恐惧，因而才会减少，捂着盖着，只能使它们更加猖狂，最后，将会完全侵蚀光明，驱逐光明，绝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
张大明停下来，肖云却突然又冒出一句：“可是，谁知道咱们还能不能出去呀？咱们还能出去吗？”
“能，一定能，要有信心。”张大明鼓励说：“咱们不是分析过了吗？外面有人知道我们可能身遭不测，不论哪个人、哪方面采取行动，都会救我们出去。我们出来这么长时间没回去，报社也许已经察觉不对头，开始采取行动，还有志诚他们公安局……对了，还有平峦县公安局的一些领导和警察，他们都可能采取行动。志诚，你说是不是！”
志诚知道，一切不可能这么简单，他是为了给肖云以信心才这么说的，就急忙符合说：“对，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我在到达乌岭前曾经跟队里通过电话，明确告诉他们我来了乌岭，也透露了有可能会出事，他们一定会来救我们的。我们绝不能轻易死去，要坚持住，能坚持多久坚持多久，哪怕我们中有人先死去了，剩下的人也要活下去。如果能生还，一定把这一切带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给死去的人报仇……”
志诚说着说着停住了。他本来是给肖云鼓劲儿，可说来说去变成了一种悲怆的誓言，而且，自己的心也颤抖起来。是啊，到底还能不能活着出去呢？能不能三个人全部生还呢……一股巨大的酸楚涌上心头，眼睛也在黑暗中湿润了。
肖云悄悄抓住了志诚的手。
沉默片刻，张大明轻声说：“志诚，你说得对，我们是要有多种思想准备。如果你们俩出去了，而我……留下来了，你们一定要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世人，同时，我还有一件私事请你们替我完成。替我去医院看她最后一眼，同时代表我通知医院，停止一切维持她生命的措施，既然我已经不在世上，她醒过来也不会幸福……”
志诚的嗓子紧紧的，下边的手也不知不觉和肖云抓得更紧：“这……对，我们是应该做好各种准备。我……”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火花，心里顿如倒海翻江：“如果你们俩能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