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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文工队，不算个正经单位，但文工队的成员，都是按照壮劳力来计工分的。每次下乡演出，还有一些伙食补贴。
周先生两口子在生产队都是算半劳力，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提议周先生进文工队，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帮助，一举两得。
“噢，伯伯去公社咯，我也跟着去……”
我欢呼起来。
倒不是我有多讨厌柳家山，多喜欢公社。比较起来，柳家山还更好玩一些。只不过我划算过，一旦随周先生去了公社，就下定决心不再进小学的门。这个背着双手坐在教室里和一群小屁孩一道磨屁股的差使，确实不怎么令人心旷神怡。上辈子干过一次已经足够了。
以我现在表现出来的知识量，料必老爸也不会固执到一定要我重回小学课堂受罪。
一切都如我所愿，来到公社，周先生安顿下来，我就和大姐住在一起。老爸自然也提过转学的事，我略微陈述了一下理由，他果然便不再坚持。除了每天继续跟周先生学两个小时，其余时间就任由我自己支配。倒也悠闲自在。尤其令我兴奋的是，居然让我找到了一条生财之路。
事情是这样的，公社旁边有一个小修理店，举凡缝纫机、收音机、自行车甚至包括手电筒等一切家用电器，无所不修。
开修理店的是一个腿脚不方便的残疾人，名叫方文惕。
本来这样的修理店是断然不能存在的，一九七七年，还没有什么个体户的概念。只因方文惕是个残疾人，又和公社的张副主任有点亲戚关系，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有个糊口的营生。
我读书闲暇之时，也会跑到他的修理店去玩耍。结果发现他店里搁了好几部收音机。一问之下，才知道是人家送来修的，但他没上过学，无线电知识相当有限。这么说吧，他那点三脚猫的无线电维修技术，刚刚够将响的收音机修到不响。可是既然开修理店，人家送了坏收音机来，又不能不收。于是就碰运气，凑巧运气不错修好了，就收点费用。实在修不好，只好再给人家退回去。
这一日眼见他满头大汗捣鼓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捣鼓了半天，那东西就是不肯发出正常的声音。一时技痒，说道：“方大哥，我来试试。”
方文惕正郁闷，若不是认得我乃是柳副主任的儿子，只怕立时便要翻脸。
想想看，一化八岁的小屁孩，居然大言不惭地说要修收音机，叫他如何不抓狂？那台“红灯牌”收音机是立式的，摆在那里比我还高，十分气派，在当时乃走了不起的奢侈品。
尽管有柳副主任做靠山，方文惕仍是十分不乐意地挥挥手道：“小孩子别捣乱。”
我又是好笑又是好气，双手抱胸，说道：“我要是修好了，你怎么说？”
“你要是修好了，我给你一块钱。”
一块钱可是不小的数目。估计他修好这台收音机，工本费也不过五块钱上下。
“说话算数？”
方文惕气急，当场掏出一块钱拍在桌子上：“只要你修好它，这一块钱就是你的。”
“好，你等我一下。”
方文惕莫名其妙看着我出去，不知我要做什么。待到看见我拿了一个万用电表过来，才露出惊讶的神色：“小俊，你当真会修？”
我懒得跟他废话，叫他让过一旁，袖子一捋，把出积年手段，方文惕眼花缭乱之际，那收音机已响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悦耳声音。
我也不去理会目瞪口呆的方文惕，收好万用电表，拿起那一块钱，施施然出门。
“小俊，小俊，你等一等……”
“怎么，要反悔吗？”
“不是不是，哪能呢，咱怎么说也是个带把的男人，哪能说话不算数……”
“那就好，我走了呀，买糖吃去。”
“别急别急……小俊，你这个是跟谁学的？”
“跟我爸爸啊，他以前是修理技师。”
“难怪难怪……哎哎，小俊，哥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你说吧。”
“你……你可不可以教我修理无线电？你放心，我不让你白教，再给你一块钱去买糖吃好不好？”
我原本要答应，但他的态度让我很不爽。什么嘛，既要拜师又想将师父当小孩子耍，大没意思的家伙。
“嘿嘿，你想得倒美。一块钱就想拜师学艺？”
方文惕脸一红。
“这样吧，以后这些无线电，我帮你修，修理费一人一半，怎么样？”
“那……也行！”
瞧他那样子，必是打定主意偷师学艺了。不过那也没什么，一块两块钱的，现在或许有点用。难道将来还能再靠这修理的手艺混一辈子？假如这样的话，我就该是史上最无能的穿越者了，还不如买块豆腐一头撞死算了。
第二十章 干部大会
红旗公社的宣传工作，由于有周先生这样的“大腕”加盟，搞得风生水起。他编了许多快板，顺口溜和地方戏短剧，叫公社文工队操演熟练了，至各个大队循回演出，大受欢迎。
只不过这个“编剧”，写的是老爸的名字。
见周先生干这种小儿科的事情居然干的十分乐意，我不免十分感叹。先生这也是憋闷得很了，整整六年时光，他一个饱学鸿儒在麻塘湾插秧锄地，五十岁不到年纪，磨得如同六十岁的小老头。好不容易逮住这么一点可怜的机会，也就忍不住暴发起来了。
但我也知道，这种现象只怕难以持久。
因为红旗公社目前宣传的主体方向，与县革委的文件要求是不相符合的。周先生宣扬的最多的，乃是“稻田养鱼”一类的农业技术知识，当然也宣传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对于中央理论方针却是避而不提。王本清崔秀禾迟早要发难。
无论哪个领导，都不容许手下有这样“大逆不道”的部属出现。
七七年七月初，红旗公社开始全面收割早稻。三个多月前放养的鱼苗，大面积丰收，全公社四百二十亩水田，基本上没有发生严重病害，大的鲤鱼鱼苗长到了三四两，个别竟有达到半斤的，小的也有二两，虽然还没有全部起网捕捞，保守估计平均每亩也能产鱼六十公斤左右，每个大队凭空增收了两千余斤鱼。尽管摊到每个人头上，只有两斤左右，对于常年吃红薯米饭，难得开一次油荤的农民，实在是一注了不起的财富。看着稻田里不时跃出水面的鲤鱼鲫鱼，社员们一个个喜笑颜开，笑得嘴都合不拢来。
严主任和老爸自是兴奋异常，严主任甚至又买了个猪头一锅炖了，再煎了几条鱼，叫上大家海吃了一顿。不过这次，严主任却特意声明是为我酬功。
周先生、师母和大姐这才知道，“稻田养鱼”的首倡者，竟然是我这个小屁孩。
正当大伙沉浸在初战告捷的喜悦之中，县里召开干部大会，并且点明各公社一把手和主管宣传工作的副职必须参加。
“终于要见真章了。”
严玉成得到通知，反而松了口气。
兴许因为等待得太久的缘故吧。等待历来是最让人心焦的。至于见了真章之后是个什么结局，却在其次了。
通知会议开始的时间是次日上午八点半。红旗公社离县城十几华里，不算远。问题是红旗公社没专车。整个县革委，也才两台北京吉普。至于红旗公社的直接上级机构——台山区革委会，也没有一台专车。每天倒是有一趟农村班车往返红旗公社与县城，却是在上午十点。因此严玉成与老爸要想准时参加明天的干部大会，必须今天晚上赶到县城，而且选择无外乎两个——走路或者骑自行车。
有自行车骑当然还是不走路。红旗公社的专车，就是三辆自行车。
既然周先生已住到公社，严主任和老爸自然要先和他商议一下。我也就是在他们商议的时候，知道了这回事。
“玉成，你有没有打电话问一下县里的熟人，这个干部大会的主要议题是什么？”
“问过，县革委办公室的江主任，是我以前的老同事，他说这个大会主要是布置下半年的革命宣传工作，王本清亲自主持，具体内容却不清楚。”
“看来上头拿定主意了。”
周先生有些忧心忡忡。
如果是他自己的事，他是决然不会如此忧心的。这人脾气犟得一塌糊涂。但事关得意门生与莫逆之交的政治前途，不免颇为焦虑。
严玉成表情轻松，淡淡道：“那又如何，大不了不做这个干部就是。”
老爸也道：“就是。咱哪里来的还回哪里去。”
周先生灿然一笑：“倒是我多虑了。你们去吧。”
我忽然说道：“严伯伯，爸爸，我也要去。”
老实说我是鼓起勇气提这个要求的，不成想严玉成与老爸对视一眼，居然同时点了点头。看来几次出位的表现，已经博得他们对我的认可。
于是我坐在老爸自行车后座上，颠簸了十几里山路，忍受着屁股和两腿内侧一阵阵火辣辣的刺痛，终于在入夜时分赶到了县城向阳镇。
严玉成的爱人在县城上班，小孩也在县城上学。他当然要赶回家里去享受天伦之乐。他也邀请我们去他家里住一晚，只是咱们爷俩，如何肯去做这种超级电灯泡？自然是敬谢不敏。
老爸带我去向阳镇解放后街的面馆里吃了一碗牛肉面。
上辈子我这今年龄该当已在向阳镇上学了。解放后街倒与我记忆中一模一样，连面馆里做出的牛肉面，味道也与前世不差分毫。到二十一世纪时，解放后街的牛肉面可是成为了向阳市的经典名吃。
吃过牛肉面，老爸去招待所开了一间房，父子俩洗洗睡下，一夜无话。
次日，向阳县宣传工作干部大会在县城最恢弘的建筑——向阳大礼堂举行。各区、公社革委会主任，主管宣传工作的副职，县直机关单位一二把手，悉数参加，约有两百余人。
向阳大礼堂门口的马路上，停放着一排排的自行车，场面蔚为壮观，比之后世一排排的小轿车，似乎也不惶多让。最前头空出几个位置，想必是为县革委的那两台吉普车预留的。县里的头头们，总是要等参加会议的人员基本到齐了，方才姗姗而来。
这也是官场的一种讲究，不如此何足以显示领导身份的尊贵？
老爸和我早到了十几分钟，在大礼堂门口与严玉成会齐。严玉成人头熟络，不断与熟人握手寒暄，当然也不忘将老爸介绍给各路诸侯。看那些头头脑脑的神色，并无异样。大约他们也只是将这个干部大会当成普通的工作会议。革命时期会多，动辄召开万人大会。虽然这个会议规格颇高，大家也见怪不怪了。
这样规格的会议，保卫措施却并不十分严密，除了县革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进门处维持秩序，大礼堂门口只有三五个穿白色制服的公安人员转悠，看不出什么紧张来。
当时老百姓普遍胆小，这旮旯集中了向阳县最有权势的两百人，闲杂人等，早就远远避了开去，谁敢跑来凑热闹？
我人小个矮，拉着严玉成的手，隐藏在一群干部之间，毫无困难混了进去。也有干部发觉了我，都只是笑笑，毫不理会。谁会在意一个小屁孩呢？
刚一进门，主席台上一个巨大的横幅便映入眼帘。
“向阳县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理论方针动员大会”。
我心中“突”地一跳。看来我们事先的设想是对的，王本清忍而不发，是因为尚未摸准上头的意向。如今这么大张旗鼓宣扬中央理论方针，料必是得到了上级的明白指示。
向阳礼堂大得很，足足可以容纳一千五百人，两百人开会，自然都集中在前面几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