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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事业发展基石的人才问题，我们在苦苦求索之中架构了具有《企业家》周刊特色的用人模式：在没有‘人才交流中心’这个机构的情况下，将聘用、借调、调动等各种‘招术’都一齐用上，对核心、骨干人员的档案交由主办单位代行管理，对业务人员的档案由杂志社直接管理。当然，还有一般人员和招聘人员档案由他们自行解决。
“不说聘用，就是当时的所谓调动，都是极不保险的。最高层次的由主办单位代管的‘调动’是不是也是仅起到今天的‘人才交流中心’的作用？”
温文静表示认可道：“是呀，从那时开始，杂志社创新的人事制度就诞生了两个新鲜的词汇：内部正式职工和‘刊龄’。凡通过研究同意‘调入’、档案进入杂志社的员工，一律享受国家政策规定的正式职工应该享受的一切待遇，而不管你的户口是否在原籍。同时杂志社在福利待遇上有了‘刊龄’这个标准而根本不会考虑你过去工龄的长短，‘刊龄’成了衡量你工作长短，贡献与否的一个标尺。说来，我大学毕业没多久就到杂志社来了，也就成了这种用人制度的受益者。”随即，她又是莞尔一笑。
游东方说：“这两个新鲜词汇，在期刊界其他单位是不可能找到的。这种创造性发明，无疑是对当时人事制度的勇敢挑战并形成了强力冲击。”
温文静最清楚，就是这个关乎每位员工切身利益和前途的重大问题，还是直到杂志社被政府列入事业编制机构、得到编制指标之后，才逐步得到了根本的解决。
作为杂志社首届编委会委员、长期担任杂志社人事部长的温文静，对在改革开放时代里，人们不断追求自我价值、完善自我人生境界创造性冲动感同身受：就是在杂志社如此高的风险体制下，追逐时代浪潮的人们还是蜂拥而至，来自党政机关、期刊界、科研单位、理论研究和厂矿等各个领域的领导干部、学者、作家、诗人……都不断加入到这个崭新的集体，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热爱和熟悉期刊工作。
第七章：迁徙忧伤与拥抱希望（上）
游东方离开温文静的办公室之后，使她坠入了沉思之中……
这么多年来，她经手的人事档案差不多有几千人，进进出出者形形色色。有为周刊的发展壮大力下过汗马功劳而不图回报者，也有在创业初始有过滴水功劳后，对涌泉回报的不知足者，更有一些，即无能且又像牛皮糖粘上不放的人物，更有因为一点点的成绩，无非就是因为在事业初创时期跑来争当一回创业者而弄来了千儿八百的广告费，也算是成了创业者，多年来什么也做不来，可却还是在那里卖老资格，白养着，还觉得自己十分了得，当“活老人”被供养着，待遇丰厚有佳不算，随时索要，还是不能满足而动辄还要闹事者。如果是主流不好，大方向不正确，一句话，如果不是因为老总行得正，走得端，《企业家》周刊岂能有今天。
至此，她由衷地感到，当一个老总实在是太难了。需要怎样的韧性才能承受如此沉重的内外压力；需要怎样的容忍精神和耐力才能支撑起这个事业的平台。感慨至此，她越发地觉得，孟子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又什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她的老总不仅堪称配之而实则无愧。当然，自己是一个一般的女人，不仅没有男人“动心忍性”的城府，更无从感受：宰相肚里能撑船般的肚量。因此，她反倒觉得自己虽然这么多年平平淡淡，比起当一个老总的艰难程度，未免还是真的是有些小资了。
正因为自从加入到这个群体中来，就一直从事人事管理工作，使温文静切肤感受到：有了完全不同与一般的用人制度，才使所有的人员都处于一种交流的危机感中，每一个人无不是奋勇争先，将个人的智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正是因为个人力量的整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创新力量，从而使杂志社的事业呈现生机盎然，经久不衰的景象。
这无不都是基于游东方在选人用人上的一反陈规，不铺摊子，不设冗员，没有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使基本骨干保持相对稳定，使一般人员始终处于竞争味十足的流动状态。
创新的用人体制给杂志社带来了朝气和活力。快节奏的工作、高标准的要求，就像永久的浪潮对人才进行着永久的冲击和筛选，在大浪淘沙般无情冲刷下，磨砺出一支由精兵强将组成的队伍。留下来的，成为杂志社的业务骨干，离开的，开创出了个人的另一番事业天地。
用人是一种法度。杂志社在解决了编制之后，将独创的用人机制的作用更是发挥得酣畅淋漓，通过近二十年的不断完善，阶梯状的结构形成了几大群落：正式调入的员工，档案进入省社会主义教育学院管理系列：因进城指标限制等原因暂时无法正式调入的，档案由杂志社人事部管理并视同为正式职工：聘用员工的档案，由杂志社直接管理，一旦确认调入，就会立即将档案转入到高一层等待指标；聘用的离退休人员和借调的其他人员，则按国家政策规定，由原单位负责……
无论哪个梯级上的人员，杂志社都一视同仁地办理了社会养老保险，按时、足额地上缴了养老金，彻底地解除了所有员工的后顾之忧。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春节前夕，一批已到退休年龄的老同志，都经温文静之手，为他们顺利地办理了退休手续，成为杂志社首批按月领取养老金、安享晚年的职工。
进入新世纪后，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和职工的建议与要求，《企业家》周刊编委会经过认真讨论研究后，又推出了一项新的人事制度：年满五十五岁男职工，年满五十岁的女职工，在工作岗位走得开的前提下，可以自愿申请提前内部退休，杂志社负责按时发放工资、缴纳养老金到正式退休为止。
这项政策，既有照顾在杂志社打拼多年已身心疲惫想早一点休养的老同志的良好愿望，更有“腾笼换鸟”、补充新鲜血液的战略安排。政策刚一出台，符合条件的数位同仁马上递交了申请，成为杂志社首批内退人员。
对于主编室副主任张开德递交的内退申请，杂志社领导经研究后，同意了这位早在《城市美容》杂志就与游东方一同共事，后来又加入到《企业家》周刊、始终在编采第一线兢兢业业工作的老同志的自愿选择。
在温文静的眼里，张开德为人忠厚学识渊博而且写得一手好字，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钻研书法篆刻艺术，先后出版多部具有教学价值的专著。接受游东方的加盟邀请进入杂志社后，张开德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编辑部副主任、夜编部主任、主编室主任、主编室副主任等职务，杂志社搬迁浣城后的第一次大型人才招聘考试活动，由他亲自自始至终全面主持，并独立承担了考题、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的拟定，被杂志社员工尊称为老师。
已经给张开德等同仁办好了内退手续的温文静，深刻体会到杂志社的创新行为，已经覆盖到了经营、生产、管理等各个领域。正是这种生生不息的创新，才使得杂志社的事业不断完成一个又一个的历史性跨越，进入一个又一个蓬勃发展的历史新时期。
这一年年底，全国性的期刊杂志清理整顿工作再一次铺开，包括《企业家》周刊，游东方首次走上办刊生涯供职的《城市美容》杂志、游东方作为办刊人首次创办的服务于企业界的《工交》杂志等，均被列为清理整顿对象，这次清理整顿中关于“属地管辖”（杂志社要在主管主办单位的所在地办公）和“专业对口”（主管主办单位的业务性质要与期刊杂志的宣传领域一致）的政策规定，更是成为一柄高悬在《企业家》周刊头上的利剑。
问题突出地摆了出来：杂志社的办公地并没有在主管单位中华期刊工作者联盟所在地的北京，同时中华期刊工作者联盟的业务性质与《企业家》周刊的宣传领域亦不对口。杂志社迁往北京？尽管这是一直追求、与梦想和计划中的事情，但现有的经济实力与迁往首都所需的资本投入存在巨大差距。更大的障碍还在于，要在北京找到一家业务对口的单位并同意接收，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问题和矛盾总会层出不穷地冒出来，然而，就像弹簧一样，关键是如何将它压回去，游东方又开始了在秀城——浣城——北京之间的往返奔波。
中华期刊工作者联盟主管的《企业家》周刊和另一份杂志都是必须调整的对象；在北京中华期刊工作者联盟大院里，有关领导果断决定对另一张杂志进行停办处理，目的就是要力保活力四射的《企业家》周刊。同时根据杂志社的实际情况，建议采取走“下放地方”的办法。
在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开明的领导同样表明了全力支持《企业家》周刊“下放地方”的态度。
上上下下层层的斡旋、协调，中央相关部门和国家职能部门最终表明了对《企业家》周刊的处理态度：不停不砍，但要找到相应的主管单位，尽快办理到秀城的相关手续。
曙光再现，游东方急急地奔回秀城到处去寻找“婆家”。时间紧迫进展却十分缓慢……
经过多方协调和细致的沟通工作，终于解决了《企业家》周刊的挂靠问题：秀城市社会主义教育学院做主管单位，秀城经济信息调查中心做主办单位。中华期刊工作者联盟于是正式向秀城市相关职能部门出具了《关于同意将［企业家周刊］调整给秀城市社会主义教育学院主办的函》。
这一年某月的上午，秀江路黄楼招待所一号楼内。相关部门主要领导坐在了一起，召开了首次协调会。在听取了游东方汇报的有关杂志社的管理方案后，形成了几项重要决定：成立社务委员会，成员由在座的八位同志组成，常显出任主任、杂志社社长；社务委员会是杂志社的管理决策机构，杂志社实行社务委员领导下的总编辑负责制，游东方出任总编辑和杂志社的法人代表，季善扬出任行政部门的负责人：杂志社原有监事会继续保留，其性质由原来的管理决策机构转变为参谋顾问机构，另外还有两位上级领导一位出任总监事，一位出任副总监事：杂志社的党政人事关系继续由秀城市经济信息调查中心管理，并尽快建立杂志社党的组织；杂志社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事业化管理体制，主办单位不承担杂志社的任何经济责任，如发生停办停刊不负责任何人员的安置；在保证必要的公共积累的前提下，杂志社自收自支，不吃大锅饭、不端铁饭碗，工资实行聘用浮动工资制和承包效益工资制；尽快向秀城市机构编制委员会递交申请事业编制的杂志告，抓紧解决杂志社的地方编制问题……
会议以后，秀城市社会主义教育学院、秀城市经济信息调查中心两家联合签署的《关于联合接管主办［企业家周刊］的协议书》，基本沿袭了杂志社与经济信息调查中心第一份协议书的主要内容，并特别强调了不承担经济责任、不负责人员安置的“挂靠”性质。
原主管主办单位与新接管的主管主办单位的密切配合，顺利地完成了杂志交接手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