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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来的“夏/夷”这样的政治地理视野中，广东乃是蛮荒之地。白居易对当时的广东有这样的描述：“蓊郁三光晦，温暾四七匀。阴晴变寒暑，昏晓错星辰。瘴地难为老，蛮陬不易驯。……不冻贪泉暖，无霜毒草春。云烟蟒蛇气，刀剑鳄鱼鳞。路足羁栖客，官多谪逐臣。”广东在当时人们的想像中，完全是气候恶劣、流放犯人的瘴疠之地。后来经过一代代广东人胼手胝足的开发，岭南的自然环境、与中原的交通等都有了很大的改观。苏东坡贬谪到广东时发现：“岭南户户皆春色。”但广东的地理位置在全国仍然显得无足轻重。清末，广东人梁启超在考察“广东之位置”时感慨道：“广东一地，在中国史上可谓无丝毫之价值者也……崎岖岭表，朝廷以羁縻视之；而广东亦若自外于国中。”
要认识广东的位置，需要换一种视野，换一幅地图。“夏/夷”这样的政治地图，显然是陈旧的地图。广东人郑观应提出了新的世界地理观：“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梁启超发现，在全球视野内、在世界地图上看广东，广东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因为广东是中西海路通商的关键点，“为世界交通之第一等孔道”。而法国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在考察世界各大城市特征后指出：“可能世界上没有一个地点在近距离和远距离的形势上比广州更优越。”
近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序幕的拉开，广东在中西通商上的经济地理位置凸现出来。随之而来的是，广东在中国的位置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正如梁启超所预言的那样，广东非徒重于世界，抑且重于国中矣。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考察中国现代史时，建立了认识中国的“沿海/内地”的理论框架。在他看来，中国的现代化，是沿海先行，逐步过渡到内地，在西风的吹拂下，沿海成为“新”中国，内地则是“老”中国。林语堂、亨丁顿则重建了“南方/北方”的理论框架。南北之分在中国由来已久，但以前南方与北方总是平分秋色，而且南方是不包括广东的。而在新的“南方/北方”的视野中，对北方的批评多了，对南方尤其是广东的褒奖多了。亨丁顿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大抵纬度数目低一些的部分的人文的进步要比高一些部分的稍逊一筹。而在中国，人文状况，却是进步在南，而比较不进步在北。亨丁顿尤其褒奖了广东，认为广东人奋发有为，是中华民族的精华。林语堂对河北与江南各有褒贬，但对广东则全是赞美之词，认为“那里种族意识之浓郁，显而易见，其人民饮食不愧为一男子，工作亦不愧为一男子：富事业精神，少挂虑，豪爽好斗，不顾情面，挥金如土，冒险而进取”。
带着新的眼光在地图上再看广东，我们发现，广东寄托了人们新的想像与希望，能给中国带来新气象的想像与希望。
南方与北方
·林语堂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现代著名作家。1919年赴美哈佛大学留学，1922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留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6年任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曾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1935年赴美，在美国用英文写成《中国人》、《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66年定居台湾。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所谓“中国人民”，在吾人心中，不过为一笼统的抽象观念。撇开文化的统一性不讲，———文化是把中国人民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之基本要素。南方中国人民在其脾气上，体格上，习惯上，大抵异于北方人民，适如欧洲地中海沿岸居民之异于诺尔民族，幸而在中国文化之轨迹内，只有省域观念之存在，而未有种族观念之抬头，因而在专制帝政统治下，赓续数世纪之久，得以相安无事。历史上复遗传下来一种宝贵的普遍法式———文字，它用至为简单的方法，解决了中国语言统一上之困难，中国文化之融和性，因能经数世纪之渐进的安静播植，而同化比较温顺之土著民族。这替中国建立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友爱精神，虽欧洲今日犹求之而不得者。就是口说的语言所显现之困难，亦不如今日欧洲分歧错杂之甚。一个欧洲籍人倘旅经西南边境如云南者，虽略费麻烦，仍可使其意思表达而为人所懂，语言的技巧在中国使其拓植事业逐渐扩展，其大部盖获助于书写之文字，此乃中国统一之显见的标识。
第二章 奇崛的生态圈（2）
此种文化上之同化力，有时令吾人忘却中国内部尚有种族歧异、血统歧异之存在。仔细观察则抽象的“中国人民”意识消逝，而浮现出一种族不同之印象。他们的态度、脾气、理解各个不同，显然有痕迹可寻。假使吾们用一个南方籍贯的指挥官来驾驭北方籍贯的军队，那时立即可使吾们感觉，二者不同性之存在。因为一方面，吾们有北方人民，他们服习于简单之思想与艰苦之生活，个子结实高大，筋强力壮，性格诚恳而忭急，喜啖大葱，不辞其臭，爱滑稽，常有天真烂漫之态，他们在各方面是近于蒙古族的，而且比较聚居于上海附近之人民，脑筋来得保守，因为他们对于种族意识之衰颓，如不甚关心者。他们便是河南拳匪，山东大盗，以及篡争皇位之武人的生产者。此辈供给中国历代皇朝以不少材料，使中国许多旧小说描写战争与侠义者均得应用其人物。
循扬子江而至东南海岸，情景便迥然不同，其人民生活之典型大异。他们习于安逸，文质彬彬，巧作诈伪，智力发达而体格衰退，爱好幽雅韵事，静而少动。男子则润泽而矮小，妇女则苗条而纤弱，燕窝莲子，玉碗金杯，烹调极滋味之美，饮食享丰沃之乐，懋迁有无，则精明伶俐；执戟荷戈，则退缩不前；诗文优美，具天赋之长才；临敌不斗，呼妈妈而踣仆。当清廷末季，中国方屏息于鞑靼民族盘踞之下。挟其诗文美艺渡江而入仕者，固多江南望族之子孙。
复南下而至广东，则人民又别具一种风格，那里种族意识之浓郁，显而易见，其人民饮食不愧为一男子，工作亦不愧为一男子；富事业精神，少挂虑，豪爽好斗，不顾情面，挥金如土，冒险而进取。又有一种奇俗，盖广东人犹承受着古代食蛇土民之遗传性，故嗜食蛇，由此可见广东人含有古代华南居民“百越”民族之强度混合血胤。至汉口南北，所谓华中部分，居住有狂噪咒骂而好诈之湖北居民，中国向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之俗谚，盖湖北人精明强悍，颇有胡椒之辣，犹不够刺激，尚须爆之以油，然后煞瘾之概，故譬之于神秘之九头鸟。至湖南人则勇武耐劳苦，湘军固已闻名全国，盖为古时楚国战士之后裔，具有较为可喜之特性。
因往来贸易而迁徙，与科学时代应试及第之士子被遣出省服仕之结果，自然而然稍稍促进异种人民之混合，省与省之差异性乃大见缓和，然大体上仍继续存在着。
（选自林语堂著：《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
林语堂对“北方”和“南方”人各有褒贬，但对广东却全是赞美之辞。
《中国人》是林语堂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之作，原书用英文写成，原名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又被译为《吾国吾民》。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著作，它以中国文化为出发点，对中西文化作了广泛深入的比较，旨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使西方人能够比较确切而客观地了解中国。该书在美国出版后引起不小的轰动，曾被译成多国文字，在西方广为流传。
广东九章 第二部分
第三章 文化的基因谱（1）
人文以化成。人与历史俱逝，而文章长存，故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从文章之中，我们找寻岭南文化的基因谱；从岭南文化的基因谱中，我们找寻岭南文明的演进轨迹。从岭南文明的演进轨迹中，使我们知道，岭南何以有今日，使我们预知，岭南明天更辉煌。
“南越文章，以尉佗为始。”赵佗的《报文帝书》，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岭南最早文献，反映了岭南早期的文明和文化水平。文章代盛，文宗代出。西汉杨孚为了反对朝廷向岭南等地索取珍异之物，撰写《南裔异物志赞》，成为最早的岭南著述。唐张九龄，岭南第一进士，开创岭南诗派，被张说誉为“后出词人之冠”，李白、杜甫、王维极为推重。广东文章，自此独步中原，法传千古。元末明初，孙等人结南园诗社，互相唱和，成为当时中国五大地域诗歌流派之一，并以群体的力量和影响，极大地推动粤诗和岭南文化的发展，改变了此前粤人虽有大诗人，而一地文化风气终难兴盛的状况；粤人文化心理，也因此改变，敢说“南园五先生”，“轶视吴中四杰远甚”。明陈献章，创白沙心学，为王阳明（守仁）前驱，是完成理学历史转折的关键人物，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岭南学术，第一次走在了全国前列。明末清初，又有“岭南三大家”并起，足可与“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孽）相抗。清人洪亮吉说：“尚得古贤雄直气，岭南犹似胜江南。”岭南文化以其僻处一隅，虽时有不逮风气之嫌，也有静处自守自得的好处，即是说它不会太追逐潮流，而坚守某种优良的文化品格，或有自出机杼的创造。陈白沙、湛若水是创造的代表。岭南三子是坚守的代表。自此而后，经过阮元与张之洞先后十数载的督粤，兼之风云际会，广东文化，就渐渐走到全国前列了。
在岭南文化的基因谱中，校庠、谱牒、师道，皆为薪火相传之链接。链接之间，师道存焉，文化兴焉。岭南师风传承，足堪千古者，先有张九龄与张说，后有区册韩及阳山人赵德及潮人韩愈，南园五子与后五子，陈白沙与湛若水，岭南三忠与岭南三大家，康与梁，陈寅恪与刘节……其中最感人者，莫如湛若水之于陈献章。湛氏宦游各地，每到一处，必建书院以祠先师，而在学术上，却并不拘泥于先师。这种师道风范，足堪独步千古。岭南文化就在这些师道风范的典型之间承传、发扬、繁荣。
岭南文化，渐臻于盛，既有赖于自身积累的沉淀，亦有赖于他山之玉的攻错。韩愈先贬阳山县令，再贬潮州刺史，诗人不幸粤人幸，屈大均说：“自韩昌黎入粤，粤之人士与之游，而因以知名于世者……至今粤人以为荣。”有意思的是，韩愈本人言辞之中是瞧不起岭南的。他为岭南人做了些好事，仅仅因为他是一个有良心的好官员而已。但岭南人只记下他的好处，并将之无限发扬光大。这就是岭南人的优点，这就是岭南文化最优良的基因之一。对此，后来的苏东坡非常羡慕，自认所作《潮州韩文公碑》将不朽，大约看到了粤人对韩愈持久的崇拜。幸运的是，岭南人也这样对待他。“自从坡公谪岭南，天下谁敢轻惠州。”